五

  從下城到彼爾姆的路上，聶赫留道夫和瑪斯洛娃只見過兩次面，一次是在下城，在犯人們登上裝有繩網的駁船以前，另一次是在彼爾姆，在監獄的辦公室里。這兩次見面，他都發現她不願意跟他談自己的思想，而且對他的態度也不夠好。當他問她身體怎麼樣，還需不需要什麼時，她總是支支吾吾的，而且還有點惶恐不安的樣子。他覺得，她回答他的問題時，帶著一種對立情緒，帶著一種埋怨情緒。她以前也有過這種情緒，那只是當她受到男人們騷擾的時候，現在她為什麼又出現了這種情緒，這使聶赫留道夫很苦惱。他擔心，在這種艱苦的和淫亂的環境影響下，她會不會又重新陷入以前的那種自我矛盾的狀態和對人生絕望的狀態，她會不會又是老跟他發脾氣，又是拼命地吸菸，拼命地喝酒，藉以麻醉自己。但是他又無法幫助她，因為出發後的一段時間內，他不可能和她見面。直到她轉到政治犯的隊伍中以後，他才發現他的這些擔心是不必要的，而與他的擔心相反，他每次見到她時，他都發現她的思想有變化，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在托木斯克他第一次見到她時，她又變得跟出發前一樣了。她看到他時，既不皺眉頭，也不難為情；相反，她總是高高興興地、大大方方地迎接他，感謝他為她做的一切，特別感謝他把她調到現在跟她在一起的這些人當中來。

  她在押送人員的押送下長途跋涉了兩個月的路程，所以她的外表也發生了變化，她瘦了，曬黑了，似乎也老了。她的兩鬢和嘴角已經出現了皺紋，她總是用頭巾包著頭，不讓頭髮披散下來。無論從衣著上，無論從梳妝打扮上，無論從待人的態度上，過去的那個搔首弄姿的瑪斯洛娃不見了。聶赫留道夫看到她身上的這些變化，非常高興，更何況她現在還在繼續變呢。

  他以前從來沒有過現在對她的這種感情，他現在對她的感情既不是過去對她的那種富有詩意的、充滿幻想的戀情，也不是後來對她的那種狂熱的性愛，更不是法庭審判後為了彌補過失、為了盡責任決定和她結婚的那種歉疚的心情。他現在對她的感情是一種憐憫加同情的樸素感情，他第一次跟她在監獄裡見面時就產生了這種感情。後來，他去了監獄醫院以後，克服了厭惡情緒，原諒了她跟醫士的事（實際上沒有這回事，後來他才知道她是冤枉的），他的這種感情就表現得更為強烈了。總而言之，他對她始終保持著憐憫和同情的感情，所不同的是過去他的這種感情只是暫時性的，現在這種感情變成永久性的了。現在他不管想什麼，不管做什麼，他都懷著這種感情，他不僅憐憫和同情瑪斯洛娃，而且也憐憫和同情所有的人。

  這種感情好像一股愛的洪流，沖開了聶赫留道夫心靈的閘門，以前不知往哪兒流，現在湧向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人。

  所以一路上，聶赫留道夫的心情始終處於激動和興奮的狀態，他同情和關心所有的人，從車夫到押送兵，從他打過交道的典獄長到省長。

  這期間，由於瑪斯洛娃被安排在政治犯的隊伍中，所以聶赫留道夫認識了許多政治犯，起先是在葉卡捷琳堡，在這裡，政治犯們一塊兒住在一個大囚室里，他們在這裡比較自由，後來在路上，他結識了和瑪斯洛娃同行的五個男政治犯和四個女政治犯。由於他和這些被流放的政治犯的接觸，他對他們的看法發生了變化。

  在俄國革命運動的初期，特別是在三月一日民意黨人刺殺沙皇的事件發生以後，聶赫留道夫對革命黨人一點好感也沒有，甚至還鄙視他們。這首先是因為他們在反對政府的鬥爭中採用了極其殘酷、極其陰險的手段，主要是他們採用了他最反對的暗殺手段，另外就是這些革命黨人特別自負。但是當他進一步了解了他們以後，知道他們常常無辜地受到政府的迫害，他們所以這麼做，也是被逼出來的。

  我們知道，所謂的刑事犯，不管他們受到多麼大的痛苦，但是在判刑前後，當局總還要做出一種姿態，好像他們還是依照法律辦事的。但是在對待政治犯的問題上，當局連這種姿態也不要了，聶赫留道夫看到舒斯托娃的案子，看到許許多多他新認識的政治犯的案子，都是如此。當局對待這些政治犯，就像用網捕魚一樣，把一網魚拉上岸，把需要的大魚挑出來，小魚就丟在岸上不管了，讓它們在岸上乾死。當局抓了成百上千的人，顯然這些人不僅沒有罪，而且也不可能對政府構成危害；但他們被關在監牢里，一關就是好幾個年頭，他們在監牢里，有的染上肺病，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殺。當局所以不放他們，是因為沒有釋放他們的理由；還有就是他們被關在監牢里，就等於被掌握、被控制在當局的手心裡，如果當局在偵查中需要弄清什麼問題時，可以隨時提審他們。這些人在政府看來也是無罪的；但是他們的命運卻掌握在憲兵隊長、警官、特務、檢察官、法官、省長、大臣的手裡，在解決這些人的問題時，就看這些個主管司法的人是不是專橫，是不是有閒工夫，是不是有好心情，是不是高興。這些個大大小小的官吏有時閒得無聊，或有時想邀功請賞，就隨意地抓人，他們把抓來的人是長期關在監牢，還是釋放，這就要看他們或他們的上司們的心情好壞了。最高領導層也要看他們自己需要不需要立功，或者看他們和大臣們的關係如何，來決定把人是流放到海角天涯，還是關進單人牢房；是判處流放、判處苦役，還是判處死刑，還是釋放；當然，如果有一位太太來求情，那肯定就會得到釋放。

  既然有人用戰爭中使用的手段對付當局，當局自然也就用同樣的手段對付這些人了。軍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社會輿論不僅不把他們的行為看做是一種罪行，而且還把他們的行為看做是一種功績；革命者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社會輿論（來自他們的組織）不僅不把他們冒著喪失自由、喪失生命的危險所進行的殘酷行動看做是一種愚蠢的行動，而且還把他們的行動看做是一種英勇的行動。這樣，聶赫留道夫就弄清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有些心地善良的人，他們不僅不會給任何一個有生命的東西造成痛苦，而且也不願看見這些有生命的東西受苦，就是這樣的人，為什麼卻心安理得地去殺人。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在一定的情況下，殺人是自我保護的一種手段，是達到普遍幸福這一最高目標的一種手段，故而殺人被認為是合理的，是公正的。革命者非常看重自己的事業，因而也很看重自己，這種情況是政府造成的，因為政府把他們看成不尋常的人，就殘酷地迫害他們。他們只有看重自己，才能承受得住他們所承受的一切。

  聶赫留道夫通過和他們的接近進一步了解了他們以後，他認為，他們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全是壞蛋，也不是像另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全是英雄，他們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他們當中有好人，有壞人，也有不好不壞的人，任何一個組織都是如此。他們當中有些人是真正的革命者，因為他們認為同現存的惡勢力進行鬥爭是自己應盡的責任。但是也有這樣的人，他們選擇這條道路完全出於利己的動機，認為背上一個革命者的稱號挺光榮的。多數人參加革命是希望冒一冒生命的危險，從中品味樂趣，一般精力旺盛的年輕人都有這個想法，這樣的人聶赫留道夫在戰爭中遇見過不少。革命者不同於常人的地方就在於對他們的道德品質的要求比對常人的道德品質的要求要高。這是他們的工作利益所決定的。他們認為，作為一個革命者，必須做到節制欲望，準備吃苦，要誠實，要大公無私，為了共同的事業，能夠犧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們的道德品質遠遠超過常人，他們在道德品質方面足可以為人師表。但是也有些所謂革命者，他們的道德品質比常人低得多，他們不誠實，好說假話，喜歡裝腔作勢，同時又自以為是，驕傲自大。因此在新交的朋友中，聶赫留道夫對一些人不僅尊敬，而且很喜歡；對另一些人卻依然保持著冷淡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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