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朝時期

  明朝除大量生產銅火銃外，還開始鑄造鐵炮。現藏於山西省博物館的明洪武十年（1377）造的3門大鐵炮（明初時較大型的銃已開始被稱為炮），其口徑、身長和重量都大大超過元代的火銃，身管也成直筒形，代表了明初火炮製造的較高水平。

  據史書記載，明軍已大量裝備火銃。洪武十三年（1380）規定，在各地的衛所駐軍中，按編制總數的10%裝備火銃。二十六年，規定水軍每艘海運船裝備碗口銃4門，火槍20支，火攻箭和神機箭各20支。永樂年間，創建專習槍炮的神機營，成為中國最早專用火器的新兵種。

  洪武二十年（1387）在雲南的金齒、楚雄、品甸和瀾滄江中道，安置火銃加強守備。永樂十年（1412）和二十年，明成祖下令在北京北部的開平、宣府、大同等處隘口，安裝炮架，加設火銃。嘉靖年間，長城沿邊要地，幾乎都構築了安置盞口銃和碗口銃的防禦設施。火銃的大量使用，標誌著火器的威力已發展到一個較高的水平。但它還存在著裝填費時，發射速度慢，射擊不準確等明顯的缺陷，因此只能部分取代冷兵器。在整個軍隊的裝備中，冷兵器還占主要地位。

  16世紀初葉，隨著歐洲殖民者用新式槍炮對外進行掠奪，西方火器及其製造技術先後傳入中國，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佛朗機銃、鳥銃和紅夷炮。

  

  大明正德七年（1512），明軍平定南海之役，繳獲三艘海盜艦船，得到了「佛郎機」火器。「神機營」的武器專家改進了繳獲的火器，創製出佛郎機銃，又稱為「神機炮」，並批量生產，使中國的火器跨躍了一大步。但佛郎機銃是大口徑火槍（炮），需三人同時操作一門。九年後，大明嘉靖元年（1521），明軍在廣東新會西草灣之戰中，又從繳獲的兩艘葡萄牙艦船中得到歐洲火繩槍稱「西洋番銃」，但那時葡萄牙人所用的火繩槍，大抵還是初創時期的製品，未引起明軍高層的足夠重視。

  明朝開始使用火繩槍的時間和日本差不多，都應是16世紀早期。但日本由於處於戰國時代這一特殊時代環境，因此自1534年引進火繩槍後，便迅速推廣。由於戰爭的需要，火繩槍在日本不斷改進生產工藝，因此實際上日本的鐵炮製造技術後來居上，16世紀後期便迅速超越了西方。因此當時的日本軍隊的裝備和戰術，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就是西方國家也鮮有匹敵。

  不斷擄掠沿海的倭寇用上了火繩槍後，明朝軍隊才開始批量裝備以之對抗。當時正值戚繼光抗倭，戚繼光對火繩槍的威力評價很高，認為這是殺敵最有效的兵器。但當時中國冶煉技術有問題，槍管制造的合格率低，發射時經常炸膛，明軍批量訂造的火繩槍有時甚至多數不堪使用。戚繼光對此也是非常遺憾的。這就是明軍火器裝備並不很多的主要原因。但當時戚繼光等名將對火器的戰術使用也作了很深的研究，可見中國對火器並非不重視。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軍在收復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雙嶼（今浙江鄞縣東南）戰鬥中，俘獲了一些善於製造鐵炮的日本人及鐵炮。由馬憲、李槐等人，學習了製造火繩槍的方法，並在其基礎上，加以研究改進。於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為精絕」的中國第一批火繩槍，而且手筆極大，一上來就是一萬挺，由此可見，當時明朝政府對軍隊裝備火器的重視程度。

  中國在仿製成功鳥銃後，還不斷有所改進。萬曆二十六年（1598），趙士楨在《神器譜》中，介紹了掣電銃、迅雷銃、鳥嘴銃、魯迷銃、鷹揚銃、翼虎銃等十多種各具特色的單兵用槍。其中掣電銃的龍頭式槍機安於槍托上，扣動扳機，龍頭落於藥池，點火完畢，龍頭自行彈起，並在槍尾安有防身鋼刃；迅雷銃有5管，可輪流發射，提高了射速。崇禎八年（1635），畢懋康在《軍器圖說》中介紹了自生火銃，改鳥銃的火繩點火為燧石發火，克服了火繩怕風雨的缺點，是中國鳥銃發火裝置的重大改進。但上述火器，均未見大批生產和裝備軍隊。

  佛朗機銃作為一種火炮，比較輕便，適於在運動中使用；但口徑較小，威力不大。萬曆年間，後金軍與明軍在中國東北的戰爭日益激烈，多為攻守城戰，佛朗機銃威力不足的弱點暴露出來。明政府為尋求威力更大的火炮，命大學士徐光啟購買和仿製歐洲新式大口徑火炮，當時稱為「紅夷炮」。

  據《明史·兵志》記載，紅夷炮長2丈余（約合6米），重者至3000斤（約合1800千克），「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現存實物，炮身長多為2~3米，口徑多為100毫米以上，比佛朗機銃口徑大、管壁厚、炮身長，成為當時威力最大的火炮。

  明軍配備紅夷炮後，在同後金軍的作戰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天啟六年（1626），明將袁崇煥守寧遠（今遼寧興城），多次以紅夷炮擊退後金軍的進攻，取得了守城戰的勝利。崇禎十二年至十五年（1639~1642），明軍與清軍在松山（今遼寧錦州南）、錦州之戰中，雙方用巨炮對轟，展開激烈炮戰。與此同時，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也已裝備大型火炮，如進攻開封時，除用大量火藥轟塌城牆外，也用火炮轟擊城垣，掩護士兵攻取堅城。

  從元朝到明朝，在槍、炮獲得重要發展的同時，其他種類的火器也有不同程度的進步，這些豐碩成果在明朝後期的《兵錄》、《武備志》等兵書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僅《武備志》就記載了火藥、火炮、火銃、火箭、火牌、噴筒、火□、火獸、火器戰車、水戰火器、地雷等類火器共200多種，並繪有大量附圖。

  在火藥配製方面，明代後期除吸收外來火藥配方的特點而製成更適合新式槍炮用的發射藥外，還配製了各種專用的火藥，如引藥、炸藥、信號藥、發煙藥、致毒藥等，豐富了宋元以來的火藥品種。

  在噴筒和拋射火器方面，提高了燃燒、致毒、發煙、遮障等作戰功能。利用火藥反衝力推進的火箭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有單級火箭、二級火箭、多發齊射火箭、有翼火箭等。

  在爆炸性火器方面，有炸彈類、地雷類、水雷類共十幾種，一般用於投擲、事先埋設或沉放於水陸通衢，其引爆方式除直接點火外，已發展為拉發、絆發、觸發或機械式鋼輪發火。這些火器都以各自的特點，在作戰中同槍炮一起發揮殺傷和破壞作用。

  直到明朝滅亡前，明朝的軍事機構也在不遺餘力地開發品種頗多、形式複雜的管形火器（火槍、火炮）。如崇禎八年（1635），南京戶部右侍郎畢懋康著的《軍器圖說》中，記載有「自生火銃」，就是一種燧發槍，這是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燧發槍；京軍三大營的標準裝備——線膛槍（直線膛），葡萄牙人於1637年向明政府進獻了線膛槍，神機營火器專家用後稱讚該槍射程遠，精度高，裝填方便，上表請示大量仿製並裝備京軍三大營；吳三桂作大明山海關守將時，曾製作過大口徑鐵芯銅炮，集鐵堅、銅韌於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這可以說是當時不小的創舉，這炮至今有一門陳放在瀋陽的遼寧省博物館。

  說明幾十年間明朝火器技術發展之快，但可惜國家將亡，沒有批量裝備。另外噴射火器（古代火箭）製造也相當精良，樣式、品種達幾十種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當發達，具體有兩大類：一類就是地雷，品種繁多，有石頭雷、陶瓷雷、生鐵雷等數十種；另一類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龍王炮和混江龍等兵器。根據大量的史實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先發明和使用「兩雷」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