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輔佐康熙開創盛世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四日，順治帝身患「病痘」（即天花），臥床不起，高燒不止，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此時皇太后不能不考慮其子身後之事，便授意翰林院學士王熙起草遺詔。反映了她的思想和意向，遺詔內容突出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明諭立嗣。皇太后接受太宗未立嗣的教訓，避免繼統鬥爭的重演，另外又考慮到順治帝患「病痘」早逝，福臨的長子已死，次子福全未出痘，三子玄燁已出痘，於是遺詔曰：「朕子玄燁，年八歲，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為皇太子」。

  第二、異姓輔政。皇太后想到新帝年幼，須有重臣輔政，可是又憶起順治初年，宗室多爾袞輔政期間的種種弊病，故決定選擇非宗室大臣輔政，以便控制，更為效忠，故遺詔「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臣，伊等皆勛舊重臣，朕以腹心寄託，保護沖主，佐理政務」。

  第三、安撫滿貴。皇太后深知，清初開國之時，以策略用人，重用大批漢官，滿族貴族不滿，為了安撫他們，在遺詔十四條罪己狀中，有三條是向滿族貴族罪己的，詔曰：「滿洲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盡厥酞為，聯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為戒而委任漢官，即部院印信間亦令漢官掌管，以致滿臣無心任事，精力懈弛，是罪一也」。以此來增強和鞏固滿族貴族內部的團結。

  七日，順治帝病逝，將遺詔「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使得順康政權交接平穩過渡，玄燁即帝位，年號康熙，尊祖母為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對年僅八歲的康熙帝十分喜愛，她為了大清王朝的鞏固與發展，培養孫子成為一代英主，一面加強教育，使他讀書明理，提高以國事為重的個人素質，一面通過具體政務，增強他治國安邦的能力。康熙帝曾充滿感激之情說：「憶自弱齡，早失依恃，趨承祖母膝下三十餘年，鞠養教誨，以至有成，設無祖母太皇太后，斷不能有今日成立，閣極之恩，畢生難報」。可見，太皇太后對康熙帝影響是很深刻的。

  順治帝死後，太皇太后是清朝統治集團中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人物，所以安徽桐城的秀才周南，千里迢迢來到北京，請求太皇太后垂簾聽政，遭到她的嚴詞拒絕。但是她全力輔助康熙帝主政，教導康熙帝說：「祖宗騎射，武備不可弛。用人行政，務敬以承天，虛公裁決」。雖然「太后不預政，朝廷有險，上多告而後行」，因此許多重大政務的處理與她的意旨是分不開的。

  1）剷除鰲拜

  孝莊曾對輔政大臣深為信任，放手使用，所以輔臣權力很大，加之沒有監督和約束的機構，從而為個別人結黨營私、擅權亂政提供了可能。由於歷史的原因及某些政見不同，輔臣中兩黃旗的索尼（正黃旗）、遏必隆、鰲拜（鑲黃旗），與正白旗蘇克薩哈的關係日漸緊張。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鰲拜居功自傲，權力欲逐步滋長，他聯合遏必隆，擴展鑲黃旗實力，擅殺朝中與自己存有積怨的滿臣，專橫跋扈的作風愈來愈顯著。四輔臣在輔政期間當然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然而對處理滿漢關係，卻採取保守、倒退方針，在恢復祖制、首崇滿洲的旗號下，歧視漢民。使漢民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當時，反清復明的戰火尚未完全乾息，經濟凋敝，百廢待興。但滿臣既缺乏治理經驗，又不能與漢人切合作，以致大大妨礙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這便使得—些投機分子逐步取得輔臣信任，為非作歹，更加重了問題的嚴重性。玄燁親政前夕，已是「學校廢弛而文教日衰，風俗悟越而禮制日廢」，地方、朝中各種機制都弊端叢生。

  玄燁年齡還小，對此自然難以應付，但政治經驗豐富的孝莊，卻不露聲色地密切注視事態發展，在繼續任用輔臣的同時，採取了一些防患於未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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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初八日，稟照孝莊的諭旨，12歲的玄燁舉行大婚典禮，索尼的兒子內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正位中宮，遏必隆之女落選，成為皇妃。在為孫兒擇立皇后時，孝莊捨去遏必隆之女，選中赫舍里氏，旨在防範鰲拜利用鑲黃旗之女成為皇后之機，進一步擴大實力，同時也是針對主幼臣驕的情況，對清朝元老索尼及其家族予以榮寵的籠絡措施。

  孝莊此生還改變了皇太極和福臨時期，皇后莫不出自蒙古爾濟吉特氏的慣例。這並不意味著忽視滿蒙貴族聯姻政策，而是從鞏固皇權、安定政局的現實需要出發，反映出孝莊作為傑出政治家的戰略眼光與靈活態度。

  玄燁大婚標誌少年皇帝正在步入青年，其親理政事已為期不遠。換言之，孝莊是以此為孫兒早日親政製造輿論，打下基礎。當鰲拜得知玄燁選後的結果時，因希冀落空，心懷妒忌」，氣惱萬分，竟與遏必隆一起入宮「奏阻」。這恰恰證明孝莊這步棋的巧妙：既分化了四輔臣，使索尼同鰲拜之間出現芥蒂，又促使索尼更為效忠皇室，無形中增加了皇室的力量。不過，從其後情況看，孝莊這時對鰲拜還未完全失去信任，仍希望他在輔臣任內盡職盡責，能夠善始善終。

  康熙五年（1666年），發生換土地事件。鰲拜在索尼、遏必隆支持下，將清朝入關初期圈占土地時分配給鑲黃旗與正白旗的土地，強行互換，並再次圈占大量地，致使廣大農民流離失所，加劇了滿漢民族矛盾。三輔臣還不顧玄燁的反對，矯詔將反對此舉的大學士管戶部事務蘇納海（正白旗）等3名大臣處死，造成一大冤案。這一事件說明，鰲拜並未真正領會到孝莊的包容苦心，而是在擅權亂政路上已愈走愈遠。對此，孝莊也相應採取了進一步措施。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玄燁「躬親大政」，但輔臣們「仍行佐理」。孝莊特為孫兒收權安排過渡階段，以使他在實踐中逐步提高；同時也讓輔臣有個適應過程，將他們因交權而產生的失落感，減少到顯低限度，從而保證此次權力交接穩妥進行。

  樹欲靜而風不止。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鰲拜實際上成為首席輔臣，遏必隆對他亦步亦趨，蘇克薩哈更加孤立。玄燁親政後，蘇克薩哈立即請求「往守先帝陵寢」，以逼迫鰲拜、遏必隆辭去輔政。鰲拜為清除異己，獨掌輔政大權，竟羅織蘇克薩哈的「罪狀」，企圖將他置於死地。儘管玄燁堅決反對，但鰲拜等不肯罷休，一連七日強奏，竟將蘇克薩哈及子孫全部處死，並沒收家產。

  蘇克薩哈被除去後，鰲拜的權勢進一步擴大，更為飛揚跋扈，欺君擅權，「文武各官盡出門下」，甚至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攔截章奏」。玄燁去南苑狩獵時，讓隨行的鰲拜奏聞祖母，但鰲拜「乃不遵旨」，全然不把玄燁放在眼中。他的種種僭越行徑，已構成對皇權的嚴重威脅。至此，孝莊終於作出決斷，支持並指點孫兒擬定清除鰲拜集團的全盤計劃。

  此前，孝莊讓玄燁廣泛求言，製造輿論，通過各種舉措，糾正輔臣政治上的失誤與弊端，這使朝廷上下人心振奮，玄燁威望日增，鰲拜逐漸走向孤立。與之同時，玄燁在身邊聚集起一批年輕的滿族貴族成員，他們朝氣勃勃，索額圖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索額圖為索尼之子，孝莊太皇太后選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加深了索尼家族與清皇室的關係，也加強了正黃旗對皇室的向心力，並影響到鑲黃旗。索額圖對玄燁十分忠誠，在清除鰲拜集團的過程中，成為玄燁最得力的助手。

  鰲拜集團附者甚眾，盤根錯節，已控制中央機構各要害部門。為最大限度地減少動盪和不必要損失，孝莊幫助玄燁制定了「擒賊先擒王」，迅速打擊主要黨羽，震懾其他成員，穩妥解決問題的基本策略。據此，玄燁命索額圖秘密的組織起一支善於撲擊的少年衛隊，又在行動前，有意將鰲拜的部分黨羽遣往外地，以分散其力量，玄燁還採取了其它某些周密部署。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鰲拜奉召進宮，旋即被衛隊擒拿，其主要黨羽也先後被逮捕歸案。考慮到鰲拜以往為清朝所作貢獻，玄燁對他予以寬大處理，免死，沒收家產，終身監禁；對其眾多追隨者，也只處死最主要的數人，其餘一律寬免；就連遏必隆也被免罪，僅革去太師，後又給還公爵，值宿內廷，恢復對他的信任從而團結了鑲黃旗。

  清除鰲拜集團，排除了威脅皇權的潛在危險，掃除了清朝向前發展的絆腳石後，玄燁真正掌握了清朝大權。他在「首推滿洲」的原則下，努力改善滿漢關係，祟儒重道，發揮漢族官員積極性，發展生產，恢復經濟。在短短几年內，政局進一步穩定，得到漢族地主階級更廣泛的擁護，經濟也開始有了起色，為其後平定三藩之亂，打下重要基礎。進而為康乾盛世開好了局。

  剷除鰲拜集團這場驚心動魄的政治較量，是玄燁君臨天下後，祖母對他的一次關鍵性指導與幫助。當時，玄燁年僅16歲，還缺乏足夠的智謀與經驗。若無祖母的指教、授計，他很難在親政後第三年，便一舉粉碎這一把持朝政多年、勢力頗大的宗派集團，穩妥、徹底，不留後患。顯然，鰲拜集團存在時間愈長，對清朝的危害愈大，勢必積重難返；如果玄燁的治國方針受到阻撓，三藩之亂將更加曠日持久，康乾盛世的出現也會大大推遲。

  另一方面，對鰲拜集團的鬥爭過程中，孝莊、玄燁祖孫相互加深了解，感情更為深厚。其間，玄燁表現出他那一年齡少有的膽略和傑出組織才能，使孝莊滿意而欣慰；另一方面，玄燁也從祖母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堅決、果敢的作風外，對他印象最深的，是祖母對人處事寬厚豁達的態度。正是在祖母的影響下，他處置鰲拜及其黨羽時，運用寬嚴相濟，打擊面小，安撫、團結絕大多數朝臣的策略，收到人心安定、朝政穩固的效果。孝莊的言傳身教使康熙逐步具備一代名君所應有的寬闊心胸與氣度，這不僅在此次鬥爭中顯示出來，在他其後的漫長統治歲月里，無論是平息黨派之爭，還是處理二廢太子事件，或採取其它重要舉措，這種方針、策略依然完整的保留下來。足見孝莊的智慧、品德與作風，已經體現在孫兒身上，由他繼承並發揚光大了。

  另外，孝莊指導玄燁寬大處理鰲拜集團，也是對當年兩黃旗大臣同心合力，擁立幼主（福臨）的回報，表明她為保護幼孫，從清朝的長遠統治計，而不得不清除對她效忠多年的老臣時，手下留情。作為一位政治家，孝莊的這種做法難能可貴。

  2）平定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以明朝降將吳三桂等人為首的三藩發生叛亂。是年十一月，吳三桂在雲南「以所部兵反」；十二月二十一日，冒充「朱三太子」的楊起隆在京舉事；翌年三月，耿精忠據福建反；十五年尚之信據廣東反。與此同時，有些地方原已降清的明朝官員紛紛響應。叛軍氣勢兇猛，很快控制了南方廣大地區，並延伸至陝西、甘肅等地。孝莊和康熙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此前，吳三桂等反叛之心已露端倪，政治嗅覺敏銳的孝莊有所預感。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她提醒孫兒在天下太平之際，應不忘武備，居安思危；隨後，又通過其它措施，如令儒臣翻譯儒家經典，頒賜諸臣等，幫助孫兒加強統治，進一步搞好君臣關係。因此，當三藩之亂突然發生，清朝統治面臨巨大威脅的時刻，祖孫二人都表現得異常鎮靜。

  吳三桂叛音剛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元旦來臨。清廷仍同以往，舉行盛大朝賀與筵宴，以此向臣民顯示最高決策層無所畏懼的氣概，以及與叛軍決戰決勝的堅定信念，起到安定朝野，鼓舞士氣的作用。

  在祖母的鼓勵下，玄燁料理軍務謹謹有條，持心堅定。康熙十三年（1674年）九月，他恢復了一度因「政務繁忙」而中斷的「每日進講」，堅持學習儒家經典。他甚至每日出遊景山騎射，對於「投貼於景山路旁」的謠言誹謗，一概「置若罔聞」。多年後，玄燁回憶道：「當時朕若稍有疑懼之心，則人心搖動，或致意外，結局則不可知也。」

  康熙十四年（]675年）三月，蒙古察哈爾部布爾尼乘清廷集中力量對付三藩，無暇它顧之機，發動叛亂。因京城八旗精銳部分出征，部分肩負拱衛之責。前往平叛已無兵可調。正當玄燁苦思籌集兵源，及派誰充任領兵之人時，孝莊向他建議：圖海才略出眾，可當其責」。玄燁「立召公，授以將印」。圖海果然不負重託，率領數萬名八旗家奴，迅即平定了布爾尼叛亂。這一事例表明，孝莊平時對文武重臣了如指掌，因而能在緊要關頭，及時指點玄燁，幫助他渡過難關。

  平叛期間，每逢玄燁遇到棘手之事，孝莊便為之出謀劃策，並憑藉自己在朝中的崇高地位和威信，給予孫兒有力支持。舉朝官員對此無不知之，一致認為：「吳三桂叛亂以來，太皇太后心甚憂勞。」玄燁為表示對祖母的感激與愛戴，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親撰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頌，書錦屏恭進」；回同年十二月，恭進太皇太后錦衣，親撰表文中將祖母比之為「宮中堯舜」；十八年（1679年）二月，孝莊67歲生日，玄燁再次親撰表文詩篇，書「萬壽無疆」恭進，詩中寫道：「喜得萬方同孝養，千秋福德井蒼穹」，「宮中堯舜兼文母，恭捧南山萬壽觴。」

  因指揮得當，加之採取剿撫並用，重用漢人，孤立分化對方等一系列正確策略，平叛戰爭以清廷獲取全勝而告結束。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十四日，玄燁親至太皇太后、皇太后宮報捷。整整八年，孝莊與孫兒一起，分擔了無盡的焦慮與辛勞，當終於大功告成，普天同慶之時，他倆的內心感受，只有彼此最能理解，別人是難以真正體會到的。

  孝莊在平定三藩之亂過程中起的作用，旁者是根本無以替代的，這一點舉朝盡知。可當玄燁和大臣們請求按照朝中慣例，為她加上尊號時，她卻表現了十分謙遜的作風，再三拒絕，並對奏請前來的大學士們說，八年以來，「皇帝焦心勞思，運奇制勝，故得寇盜削平，皇帝應受尊號，以答臣民之望。予處探宮之中，不與外事，受此尊號，於心末愜。」孝莊全力扶持康熙，想讓孫兒的威望通過平定三藩更加擴大，為此。她儘量掩去自己的作用，將功勞一併歸於愛孫。

  從孝莊作為玄燁政治導師和保護人的角度審視，隨著玄燁不斷成熱與孝莊的日漸衰邁，康熙二十年前後，他們的關係逐步過渡到一個新的時期。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孝莊去世，儘管玄燁早已對各項政務應付自如，不再需要祖母的點撥，但還是將祖母視為顧問，「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後行」；孝莊雖然精力不濟，但也仍同以往，時刻關懷孫兒，處處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