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今文為主的學術成就
2024-10-04 14:13:15
作者: 上官雲飛
龔自珍的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利用了「今文經學」這個舊的形式,使之與「經世致用」相結合,成為他關心國計民生,批評時政、改革社會的武器。
龔自珍並非清代今文經學興起的首倡者,他之前已有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幾代學人。莊存與生活在封建危勢漸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漢代應變的公羊思想,企圖以此調整舊的社會秩序,但他主要還是一個經學大師,與現實政治尚保持一定距離。劉逢祿雖然強調何休的「微言大義」,使公羊學逐步和實際相結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制變革的新意,但他們都未脫出漢代以來今古文經學傳統鬥爭的窠臼。龔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統治地位的乾嘉漢學濃郁空氣,但面臨腐朽頹敗的社會現實,他對社會的認識也開始發生了變化,從而對今文經學的《春秋公羊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封建末世的社會危機感和挽救這種危機的責任感,使他毅然離棄和抨擊脫離現實的考據漢學和宋明理學,「言生平惡《周禮》」,指斥「著書只為稻粱謀」,「至竟蟲魚了一生」的迂腐學風。他認為,道和學、治,本是一體。得天下者為王,佐王者為宰、卿大夫,交租稅者為民,民之有識者為士。王、宰、卿大夫與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這種把經學和現實政治緊密結合的認識,在清代今文經學中是一個新的發展。同時,龔自珍對漢代以來舊的今文經學也進行了改造和批判。
龔自珍十分強調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的公羊學天人感應論,指出「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而人也是「自造」,「非聖造,非天地造」。極力主張破除對自然現象的迷信和神秘觀念,反對用今文經學對人間災異作穿鑿附會解釋:「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建議根據欽天監中歷來彗星運行的記錄檔案,研究其規律,撰成一書,「可以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說矣」。他打破了由來已久的今古文經學森嚴門戶的拘束,吸收了「六經皆史」觀點,認為《易》、《書》、《春秋》等,都是「卜筮」、「記言」、「記功」之史,從而將今文學家眼中塗有神秘色彩的諸經,還原為社會歷史的記載。龔自珍雖然以服膺今文經學相標榜,但實際上他與漢代董仲舒諸人已相去甚遠,既不主張尋章摘句、考據訓詁的漢學,也不主張以讖緯迷信附會臆說的公羊學,而是用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去闡發經世致用思想。在這個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樸素的辯證思想。
龔自珍認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制度和朝代一樣,都是新舊更替,不斷變革的,已經陳舊過時了的制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勢力強制改革所代。他引申了公羊三世說的「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把社會歷史解釋為「治世——亂世——衰世」三階段。從經世致用思想出發,他明確指出,當時的社會是「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必須對種種醜惡黑暗的現象和制度予以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樣改革,他卻找不出明確的答案。儘管龔自珍是那個時代、那個營壘的佼佼者,但他畢竟要維護封建階級的根本利益,這種立場的限制,就使他的辯證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閉的循環的圈子。他說:「萬物之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只承認現象的變異而否認質的變化,因此事物最終還要回復到原始的狀態。這種認識反映在政治態度上,即是一方面對腐敗現象嫉惡如仇,一方面又主張「風氣之變必以漸也」。在抨擊腐惡、開通風氣鬥爭中表現為勇敢的猛士,在傳統儒學和封建根本倫常面前卻表現得迷惘和怯懦。這樣,篤信今文經學的龔自珍,晚年又「猶好西方(佛教)之書」,校讎佛經,撰《龍藏考證》等。這種矛盾交織的現象,說明他在經世致用、開闢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擱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只好向域外去尋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