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百年間第一流」的文才名儒龔自珍 1、懷才不遇的書香才子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庵，更名鞏祚，又號羽山民，浙江杭州人。生於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年8月22日），卒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他出身於一個仕宦的書香門第，祖父龔敬身為乾隆進士，曾任內閣中書、知府、道員等官；父親龔麗正為嘉慶進士，曾任知府、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等官，是乾嘉時著名訓詁學家段玉裁的門生和女婿；母親段馴，在當時也頗有文名，著有《綠華吟榭詩草》。龔自珍從小受到經學和舉業的薰陶，8歲便讀《登科錄》。龔自珍三十八歲中進士，留京任禮部主事，主客司主事等職，提過一些改革政治的建議，不被人重視。他和林則徐、魏源、等人同為禁菸派，議論激烈，得罪權貴，受到排擠。後回到杭州任紫陽書院講席，又到丹陽雲陽書院教書，一八四一年暴卒于丹陽。

  嘉慶七年（1802），11歲的龔自珍隨父親來到京師，先師事建德貢生宋璠，次年又隨外祖父段玉裁學習《說文》，接受了嚴謹的訓詁訓練。14歲即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漢官損益」等文。16歲開始通讀《四庫全書提要》。他不滿足於私塾之學，曾逃到附近的法源寺去讀書。21歲時，龔自珍由副榜貢生考充武英殿校錄。未幾，又隨父往徽州任官，參加了《徽州府志》的編撰，負責修撰「人物誌」，並創立「氏族表」，初步顯示了才華。然而，他的科舉仕途卻坎坷不平，27歲考中舉人，以後五次參加會試考選進士，都落榜不第。十幾年中，他隨父親升遷調任，往來於直隸、江蘇、安徽一帶，出入官場，目睹吏治的黑暗腐敗、貪污橫行。這些人間不平事與他胸中積聚的懷才不遇悒鬱心情屢屢撞擊，迸發出改革弊政的思想火花。

  嘉慶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皇宮的巨變震驚了朝野，嘉慶皇帝也不得不下「罪己詔」，然而同時卻把責任推在群臣身上，斥責他們寡廉薄德。龔自珍藉此機會，撰成著名的《明良論》，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對君權專制進行抨擊。他指出，腐敗的原因首先在於皇帝視臣下如犬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恥，只知朝夕長跪，只知追求車馬、服飾，以言詞取媚君上。在這種制度下，「官愈久則氣愈媮，望愈崇則諂愈固，地愈近則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針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閱後又驚又喜，他欣然加墨批點：「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說「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憾矣！」這一時期，龔自珍詩文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甚至上關朝廷，下及冠蓋，口不擇言，動與世忤」。龔自珍這一時期的政論文章，揭露重於說理，感情重於理性。他需要更深刻的思想理論來闡明自己的思想主張。

  嘉慶二十四年（1819），28歲的龔自珍會試不售，在京師與魏源一起師事今文學家劉逢祿，研讀《公羊春秋》。今文經學本是西漢的一個儒家學派，他們以五經推測人間禍福，以微言大義解釋統治權術，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在諸經中尤重《春秋公羊傳》。古文經學則相反，注重銓釋詞義、訓詁名物，不問政事，在諸經中推崇《周禮》。自魏晉以降，今文經學一直無立足之地。然而到了清中後期，作為對乾嘉漢學埋頭考據、脫離實際的一種挑戰，今文經學開始復興，首倡者為莊存與，劉逢祿是他的外孫和學生。龔自珍從劉逢祿講述的今文經學那裡找到以微言大義、托古改制的形式來闡發自己改革思想的理論根據，他興奮地在詩中吟道：「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從此，他便以今文經學家的繼承者自許，「但舉大誼，不為巵詞矣」。

  嘉慶二十五年（1820），龔自珍會試再度落第，以舉人挑選為內閣中書。從道光元年起，又任國史館校對等官職，先後十幾年。其間，他閱讀了內閣豐富的檔案和典籍，勾索舊聞，探討歷代得失，以後又參加《大清一統志》的修撰，寫出了《西域置行省議》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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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九年（1829），38歲的龔自珍經過第六次會試，終於考中進士。他在殿試對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撰《御試安邊撫遠疏》，議論新疆平定張格爾叛亂後的善後治理，從施政、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張。「臚舉時事，灑灑千餘言，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大驚。」主持殿試的大學士曹振鏞是個有名的「多磕頭、少說話」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將龔自珍置於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為內閣中書。在歷任京官的20年中，龔自珍雖困阨閒曹，仍屢屢上書，指斥時弊，但都未被採納，甚至被同僚視為「痼疾」。這一時期，他也撰寫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論，如《乙丙之際箸議》、《大誓答問》、《古史鉤沉論》等，譏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在京中，與龔自珍密切交往的好友，除了魏源等常州學派的師友外，還有不少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如姚瑩、湯鵬、張際亮、黃爵滋、包世臣等。他們常常在詩酒酬唱、賞花觀月的聚會中抒發自己救時補弊的情懷。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湖廣總督林則徐受命為欽差大臣到廣東禁菸，龔自珍極表支持，作《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則徐建議嚴懲煙販，積極備戰，並表示願隨同南下，共事禁菸。

  由於龔自珍屢屢揭露時弊，觸動時忌，因而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擠和打擊。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長官，決計辭官南歸，於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離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還眷屬。兩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龔自珍寫下了許多激揚、深情的憂國憂民詩文，這便是著名的《己亥雜詩》315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