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一生的榮耀與輝煌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在清高宗親自主持下廣泛展開。經劉統勛舉薦，紀昀和陸錫熊出任總纂官。

  紀曉嵐五十歲，天降大任於斯人，受詔總篡《四庫全書》，他一生的榮耀與輝煌，在此達到了頂點。

  《四庫全書》是一項曠古文化工程，紀曉嵐入主四庫館，十有餘年，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扶奧提綱，溯源徹尾。它著錄書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書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總計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卷，幾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典籍。

  紀曉嵐又瘁畢生之力，著《四庫全書總目》，撮著作之大凡，審傳本之得失，成為中國目錄學的巨著。又編《四庫全書簡明總目》二十卷，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提綱摯領，別采精要。

  

  總篡《四庫全書》的艱辛與躬謹已印證了他驚人的意志力和博大精深的學識。

  在纂修《四庫全書》期間，紀昀曾得到過乾隆帝的許多賞賜，但也遇到很多麻煩。一次，乾隆帝發現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中「有引李清、錢謙益諸說未經刪削者」，而這部書當初是紀昀親自校理的。於是龍顏大怒，專諭詰責紀昀：「何以並未刪去？」令其速「刪改換篇」，並「自行賠寫」。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庫全書》復校完成，後發現大量訛誤，乾隆帝又「令紀昀、陸錫熊兩人一體分賠」。

  紀昀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對保存和整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功不可沒。全書共收錄各種書籍達3503種，79337卷，存目達6783種。其中有380多種佚書是經過眾多學者長期搜集失而復得的珍品。還有不少書籍，經過艱苦的考訂而恢復了原貌。酈道元的《水經注》，便是經戴震精心研究而使長期混淆的「經」與「注」得以區別開來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頗有思想學術價值，介紹著錄與存目書籍，寫明作者名姓、所處時代、該書要旨和基本評價，是一部非常優秀的目錄學著作。清人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十二曾這樣評價《四庫提要》：「竊謂自漢以後薄錄之書，無論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莫有過於是編。」積平生精力研讀《四庫提要》的余嘉錫亦全面肯定其應有的學術價值：「嘉（慶）、道（光）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四庫提要辯證·序錄》）

  但由於《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種官方行為，編纂指導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錄的書籍並非兼收並蓄，而有著嚴格的取捨標準。這在《四庫全書》卷首的《聖諭》中說得很清楚。他們在對古代書籍進行輯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時，也在幹著對不利於清朝的一些書籍進行銷毀、刪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當；在鉤沉、輯佚、保存古籍的同時，也在破壞、摧殘文化。其結果，不僅使許多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書籍遭到摒棄，而且使收錄的一部分書籍尤其是宋元以後的許多具有異端色彩的書籍失去了原貌。從此意義上說，也是一次文化浩劫。如對明代李贄的言論，清政府就不僅把他的著作列為焚毀書目，而且直斥李贄「非聖無法，敢為異端」，「為小人無忌憚之尤」。（《四庫提要》卷五十史部·別史類存目《藏書》提要）再如對屈大均等那些強烈牴觸清朝人的作品，自然盡在銷毀之列；至於偶有一二語傷觸清朝而又氣節凜然的明代遺民作品，則稍加「酌改」即為我所用。（《清高宗實錄》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顯而易見的。據官方上報的數字統計，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銷毀、抽毀的書目多達2600多種，其實際情況恐怕還不止這個數字。

  紀曉嵐生活的年代，是所謂「雍乾盛世」，也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的一個時代。尤其是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封建專制統治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一歷史時期的顯著特點，便是大規模文字獄的興起。

  有清以來，嚴酷的文化專制從康熙帝始，到雍正朝為發軔。紀曉嵐出生的第二年，便有川陝總督年羹堯的文字獄。紀曉嵐五歲那年，即有呂留良文字獄、謝濟世私注《大學》誹謗案等。雍正朝十三年，文字獄近二十起，乾隆朝六十年，文字獄有一百三十餘起，這是僅僅見諸於史冊的記載，被湮滅者尚不在其數。

  乾隆朝的文字獄五花八門。它的罪名有妄議朝政、謗訕君上、妄為著述、不避聖諱、篡擬禁史、懷戀勝國、收藏禁書、隱匿不首、隱寓譏諷、私懷怨望、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之氣等。用最荒唐的邏輯推理，胡亂引申作者原意，只憑想像斷定作者動機，使一大批無辜人受到迫害。在受害人當中，既有一般生員、塾師、舉人等中下層知識分子，也有宗室貴族及政府官吏，此外還有商人、僧侶、江湖術士等。文字獄的株連，也遠遠超過了《大清律》的規定。製造文字獄是乾隆一生政治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其文化政策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借文字獄打擊朋黨、提高皇權，至少在雍乾二朝是個發明。

  乾隆構築文字獄的手法也是十分卑劣的。

  文字獄高潮期間，所有的統治機器為了清查案情、追究同黨、查繳書版而全速運轉。觸此網者，或被凌遲，或被砍頭，或被流徙，便是墳墓里的殭屍也不放過。文網恢恢，甚至連那些偶爾信手塗鴉的瘋子也不能倖免。乾隆朝瘋漢文字獄有二十起之多，可視為一大奇觀。

  紀曉嵐就是在這樣一片文化專制的風聲鶴唳之中，入主《四庫全書》篡修之事的。

  作為乾隆帝「文治武功」的一項重要內容，開館修《四庫》是他對知識分子「胡蘿蔔加大棒」式的籠絡和威逼，在種種文化專制的高壓之下，從事這項工作的危險決非聳人聽聞。

  一方面，隨著禁書政策的日益嚴厲，修書過程中，不斷有書籍被指控為違礙而遭禁毀，《四庫》開館期間的五十餘起文字獄，大多是從修書得到的「眼線」。僅是乾隆四十五年，為了徹底清理「違礙」字句，乾隆帝傳諭，四庫館對存目書及準備發還藏書家的書籍進行檢索，總計查出了應毀書一百四十四部，抽毀書一百八十一部，數量之大，令人瞠目。長達十九年的禁書活動中，共禁毀圖書三千一百餘部，銷毀書版八萬塊以上。這個統計數字，尚不包括民間自行銷毀之書版。

  另一方面，雖然四庫館臣屢被恩寵，賞哈密瓜，賜千叟宴，然因繕寫違制或校書訛錯，動輒得咎。紀曉崗屢被記過，因《古文尚書》、揚子《法言》等書多次獲咎，出錢賠寫過校錯書籍，幾次被罰往承德校書，頗有幾番險象叢生。然而他比起陸費墀來，還算是幸運的。乾隆五十二年，帝於進呈全書中發現違礙字句，令重新繕寫，並嚴飭館臣，總校陸費墀困此賠光了家產，憂憤而死，死後仍被抄沒房產祖業，只留下兩千兩之數作為家屬贍養。另一總纂陸錫熊，則在赴盛京（瀋陽）校書途中，連凍帶嚇，死於客次。

  難能可貴的是，在這種種高壓之下，紀曉嵐還是以一己之力，保護了一大批書籍免遭秦火。

  紀曉嵐的仕途基本上是順暢的，他一直是乾隆皇帝的一個寵臣，這並非是他處事圓滑。他曾自作輓聯曰：「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可謂心境之真實寫照。他要在夾縫中生存，其實難矣哉。

  朝鮮書壯官徐有聞說過：「和珅專權數十年，內外諸臣無不趨走，惟王傑、劉墉、董誥、紀昀、鐵保、玉保諸人，終不依附。」

  朝鮮冬至書壯官沈永興，曾評價紀曉嵐：「尚書紀昀，文藝超倫、清白節儉，雖寵愛不及和珅，而甚敬重之。一弊裘七八年。」紀曉嵐能夠潔身自好，不與權臣同流合污，是一個知識分子氣節之所在。

  紀曉嵐以才華橫溢名世。他閎覽博聞，文情華瞻，於書無所不通，貫徹儒籍，修率性情，時人稱為通儒。他在學術上的建樹是多方面的，在音律學、考據學、譜牒學、目錄學諸方面皆可扛鼎。

  他不輕率著書。嘗謂：

  吾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己大備，後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也曾說他平生未嘗著書，間為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地棄擲，未嘗存稿。從以上他的話可以看出一個真正的飽學之士的謙虛。

  七十歲的紀曉嵐曾總結過他自己的心路歷程：

  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閒，捲軸筆硯，自束髮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三十之後，以文章與天下項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筆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矣……大旨期不乖於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