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治學為人「近人情」

  紀昀為人寬厚，學識淵博，是乾嘉時期官方學術名副其實的領軍人物。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中曾這樣評論紀昀：「於書無所不通」。但他廣博的學問與其通達的為人是相輔相成的。他治學為人皆講求寬容，表現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懷。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就說他「其處世貴寬，論人慾恕，故於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且於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其拘迂。」

  

  其《閱微草堂筆記》便每每以是否通情達理作為評論的標準。《如是我聞》（四）里便說：「聖人通幽明之禮，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烏知《禮》意哉！」

  紀昀論文有一個基本要求，這就是堅持「務取持平」的批評原則，儘量做到客觀公正。詩文作品是一種複雜的創造性活動。在他看來，「人生境遇不同，寄託務異，心靈浚發，其變無窮」（《瀛奎律髓刊誤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簡單處理。他能比較公允地評價李清、錢謙益等人，對於文學史上各種流派也能夠比較客觀地加以評價。比如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紀昀就把他們放到當時的社會背景中進行認真考察，得出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紀昀身為漢學大家，卻沒有一點門戶之見。他最反對文人結社，而強調學術獨立。他在《耳溪詩集序》中就曾說：「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詩壇互相標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門戶。……朋黨之見，君子病焉。」紀昀對出自性靈的各種不同風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為乾隆年間的一名封建正統文人，紀曉嵐對文學創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溫柔敦厚」的詩教原則，他也說「詩本性情」，但他所說的性情與別人有所不同，他強調的是植根於人之本性基礎上的「本天而動」的「至性至情」。「詩之分葩競艷，要皆發乎情思，抒乎性靈」（《冰甌詩草序》）。他反對充滿理氣的文章，同時也反對不近人情的道學。在其《閱微草堂筆記》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學家的虛偽和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