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可憐天下父母心苦命的知青父母

  採訪高全根，使我對知青那一代人在今天為了把自己的子女送進大學所表現出的那份強烈意願，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據調查，當年知青中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真正重新進大學又把光輝前程奪回到自己手中的僅僅是數百萬知青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像著名的作家陳建功，原團中央第一書記、現為河南省省長的李克強，著名導演陳凱歌等等社會精英，就為數更少。也就是說，大部分當年的知青由於那場「浩劫」而一生斷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並且由此造成了一輩子改寫人生命運的結局。

  這是中國一個特有的悲劇。

  這或許也是中國今天的高考為什麼越來越讓人感到進入了牛角尖和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國國民像中國人對考大學那樣表現出如此的狂熱。

  十年浩劫使一代人失去上大學的機會，也強化了以後兩代人共同渴求衝進大學門的那種「決一死戰」的情結。這種狀況只有中國才有。

  「我再不把兒子送進大學，就意味著從我之後的幾代人便會喪失做人的最基本的資本，也就是說在我之後我們崔姓將徹底淪為貧民階層。」通過自學已在北京市某機關任副處長的崔先生談起這個話題時，顯得異常激動。

  「可不是嘛！」他的話像洶湧奔騰的大江之水，一瀉而下。「我是老三屆的，後來到北大荒去了。恢復高考時我沒有參加，不能全怪我。當時一方面我們仍受讀書無用論影響，一方面我在團部任領導職務，工作忙，分不開身，把參加高考的機會讓給了別人。如果說當時我自私一點，完全可以像別人那樣，扔下手頭的工作去複習，去參加高考嘛。回城後，我在一家福利廠當支部書記，工作還是那麼忙，天天都要為幾百號人的生存發展著想，還得經常跑外勤，哪來機會去脫產參加這個班那個班？你不信可以去看看我的檔案，儘是什麼『先進工作者』、『勞動模範』、『先進黨員』之類，可在填寫一張張先進上報表上，文化程度那一欄一直是高中畢業。有啥法子。比比人家，那些當年在兵團給我手下打雜的人，現在個個是教授、局長。我不感到心寒？不就是因為人家後來上了大學，身懷一張可以敲門的文憑，所以便提拔得快嘛！我們這些沒有文憑的，再拼命干，也不如人家一張文憑『水平』高呀——哪怕連最基本的一個車間都指揮不好，可是人家管理學的博士畢業生，照樣可以比我們早提拔到處級、局級崗位上。而我們呢，就因為沒有進過大學，所以什麼好事都與你無關。這公平嗎？可有誰能改變得了？」崔兄的一番話聽起來像是牢騷，實際上反映的確是當今的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問題。

  

  我知道老崔的兒子今年也在讀高三，準備參加2000年高考。「你可以到我單位問問，我早已不是當年那種先進分子了。我現在上班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呀，這我心裡明白，處長局長也不會說我什麼，反正在我之上有一大堆人閒著，我多幹活並不一定落好。樂得我能有時間把精力放在兒子的學習上。你問我兒子的學習成績怎麼樣？當然不錯了，我希望他圓我的清華夢。現在我和愛人的全部希望都放在兒子身上，只要他能考上名牌大學，我就覺得社會對我們這些知青欠的不公，算可以逮回了，否則我一輩子心理不平衡。」

  我與老崔相約2000年夏天，等他兒子考上大學後我們一起上他的一個「兵團戰友」開的「北大荒」飯店隆重慶賀一番。

  「其實我這樣的情況不算什麼，你要有機會採訪採訪那些沒有回到北京仍在外地的知青們，他們為了孩子能上大學所付出的那才叫人感動呢。」老崔向我作了一個重要的提示。

  後來我從市高招辦的工作人員那兒獲得信息，每年北京市高考學生中都有不少在外地長大的知青後代。1999年的高考開始後，我就留意了這樣的對象。北京西城的十三中和四中的高考點離我的住處都很近，高考那幾天我特意天天往這兩個考點跑——我在尋找採訪對象。8號那天我終於找到了一位在山西工作，看上去已經成了「北方大媽」的考生母親。這位考生的母親明顯特徵是「土」——可以說土得根本看不出她曾經是北京城裡出生的人。

  「我、我是堂堂正正的北京人呀，可現在我連小時候一起讀書的同學都不敢見了，為啥？就是因為我現在這個樣子，還有人相信我是北京人嗎！」這位考生母親一說話就擦眼淚，看著她滿頭銀絲，我心底油然升起一股憐憫之情。在我保證不說出她的真名後，這位大姐才同意接受我的採訪。

  我這裡稱她為章大姐吧。

  章大姐是1970年下鄉的，還沒有讀完高中，她就隨著學校一聲令下跟同學們到山西呂梁山一帶插隊去了。她與當年很多北京女孩子一樣，是瞞著家長自己硬把戶口遷走的——那時候這樣的行為是「真正的革命行動」。她本來因為年少體弱可以分配到條件好一點的鄉村，但由於「革命意志堅強」，要求到最窮的山區落戶。就這樣，她在山西的運城地區的一個山村安家落戶了。那是個幾乎與世隔絕的窮地方，上鄉里的小鎮也要走上近一天的山路。章大姐到這兒插隊，住在一家有三個兒子的老農家，主人待她不錯。特別是每當生產隊分給她重活累活時，這家當家的老爺子就嚷著叫三個兒子幫她干。日久天長，章便把這兒當作了自己的家。尤其後來她在北京的老母親去世後，便跟這家房東的關係更親近了一步。在她插隊的第三年，房東大媽給她從城裡扯了一塊的確涼布，送到了她的小屋，隨後問她願不願嫁給她家的三個山伢仔中的一個？章搖頭也不是點頭也不是，最後還是這家的老爺子選定的——嫁給二伢子吧。就這麼簡單，她就當上了這家的第一個兒媳婦。她的丈夫年齡與她還算相配，大三歲，而她的大伯子已經三十二歲了還是光棍。當了人家的媳婦，接下來自然就是生兒育女了。到1980年那會兒，那些當年與她一起下鄉插隊的知青都可以回城時，章的大孩子已經八歲，小的也有六歲了。根據當時的政策，她回城的希望是沒有了。

  她只好默默地流淚，偶爾站在黃土高坡向自己的故鄉遙望一眼，像是做錯事似的很心虛。歲月的滄桑已經使她漸漸淡漠了自己是個北京人的概念。她把漫無邊際的黃土高原和身邊的兩個孩子，當作了生命中全部的希望寄託。

  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訴她：根據政策，你可以有一個孩子回北京。

  她的那個已經枯萎了的「北京情結」之苗，仿佛在這一夜間猛然煥發出了活力。那顆死了幾回的心一下子被打動了：堅決送娃兒回北京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