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16樓啊！身著防護服又背著幾十斤重的消毒藥水等東西的吳大夫，望著緊閉的電梯和層層圍住電梯口的居民，無奈只好沿著樓梯一層層地向SARS密切接觸者所住的16層高樓攀去。

  穿過防護服的「抗非」戰士們都知道，就是平時人高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幾層防護服，就會感到像是肩頭壓了幾百斤重的擔子。而流調隊員對密切接觸者所要做的是：在知情後的第一時間內迅速隔離他們之外，便是儘快幫助其進行環境消毒。這是流調隊員必須完成的一項「規定動作」，而且這樣的「規定動作」只要在密切接觸者一天不解除隔離，隊員們就得天天上門，重複進行消毒和測體溫。

  「那一次攀16層樓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屆53歲的吳大夫長嘆一聲，說：

  「怎麼上去的，用了多少時間，現在我都記不得了，反正當時我只感覺特別特別的漫長。可沒想到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16層的密切接觸者家時，人家閉著鐵門，就是不開門。

  不開門也罷，我們在門外向裡面又是交代政策又是交代注意事項，哪知那位密切接觸者突然隔著大鐵門嚎著嗓子嚷嚷，說我們是有意在樓道里壞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譽。那人說他是政協委員，如果我們還不趕快走的話，他就要告我們去！隨後聽到鐵門裡面叮噹亂響一通，像是在抄什麼傢伙砸什麼東西。我們怕出什麼事，只得下樓。」「慢著，你們已經踩著我們的樓梯了，以後讓我們樓里的人怎麼進進出出？你們得把走過的樓梯消毒！」那密切接觸者半開著門，衝著下樓的吳大夫等大聲吆喝道。

  已是雙腿發抖、氣喘吁吁的吳大夫她們只好往樓下退一步，就在踩過的地方噴一下消毒水。

  「上去的時候像攀登喜馬拉雅山，下樓時像入海底。當我們退到一層地面時，兩條腿實在站不住了，哐當一下癱倒在牆根，恨不得躺過去算了。可不行啊，我們還得走。樓里的居民見我們倒下不起，以為我們也得了SARS，那又嚷又噪，又怕又怒的嘴臉，真夠受的！當時我想寧可死在馬路上也不想多賴那兒一分鐘……」吳大夫又是搖頭又是嘆氣地對我說。「可是我們剛回到醫院，脫下防護服還沒來得及洗個澡，那個樓里的居民卻打電話來火急火燎地讓我們趕緊過去，說他們聽說16層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夥不放心，讓我們把樓上樓下還有院子都消一遍毒。去吧，人家現在又需要我們了。於是我們又重新穿好防護服，背起消毒藥水，再到那個大院，一直忙裡忙外又幹了三個多小時……」流調隊裡的黃大夫給我講的經歷更讓人又氣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說某寫字樓內有5個SARS密切接觸者。黃大夫先用電話與對方聯繫，那邊說你們現在不能來，要是你們來，我們就集體逃跑。這怎麼行？黃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對方做工作。對方說，不是我們不想配合，可你們不知道，要是你們穿著防護服的人一到寫字樓來，我們公司就要完蛋啊！黃大夫不明白，問為什麼？對方說，這不明擺著，你們一來，整個大樓里的人都以為我們得了非典，他們一定要讓我們走的。我們公司才開張半年，業務剛剛有個頭緒，你們一來我們先前做的一切工作，不全部泡湯了嘛！投資人還不把我們這些人的飯碗砸了才怪！黃大夫她們一想也是，因為大家對非典都不是特別了解，流調隊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個事。可留一個非典傳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黃大夫跟對方商量，說那你們想個辦法，按照傳染病法規定，我們流調隊的工作是必須要做的，比如消毒呀對你們幾個人隔離什麼的，不管什麼情況都得做。對方說，能不能你們不進樓，約個地方我們派車去接應你們。

  黃大夫一想也成吧。於是她和另一個流調隊員帶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單位的救護車，然後在一個路口登上前去接應的密切接觸者代表開來的車。到寫字樓後，人家沒有讓她們進樓里，而是將車開到了地下停車場。

  「你們先不能出來，等天黑了，樓里沒人了你們才能進去。」人家鎖上車門，對黃大夫她們說。就這樣，黃大夫她們被關在地下車庫內不能動彈。

  那地下車庫是車子待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待的地方，更何況黃大夫她們穿的是防護服，用不了一會兒渾身上下跟泡在水裡似的難受。難受點也就忍了，可關在車子內總不是個事吧！黃大夫一看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個多小時，咋還不見接應的人？黃大夫趕緊又打手機給樓里的人。樓上的人說別急別急，現在寫字樓里還有人哪，他們正在想法引開別單位的人，讓他們早點離開大樓。「再堅持一兩個小時就差不多了。」樓上的人說。

  「啊，還要一兩個小時呀？」黃大夫心想，到底是我們去隔離人家，還是人家隔離我們呀？

  又過1小時40分鐘，接應的人總算神神秘秘地將她們引上樓。黃大夫她們顧不上喘口氣，就支起噴射工具，開始為密切接觸者的辦公場所消毒。就在她們向幾位密切接觸者交代完隔離事宜時，有個愛串門的外單位女人一邊咋呼一邊正往黃大夫她們噴藥消毒的那層樓道走來。

  「快快，你們倆快進廁所躲一躲，不叫你們就別出來。記住！如果被外人發現，我們就說你們是我們公司專門請來的清潔工，正在給房間消毒呢！其他的不准多說一個字！」黃大夫等不由分說地被人關進了又悶又窄的廁所內。

  二三十分鐘過去了，黃大夫她們不見有人來「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裡有說有笑地沒個完。黃大夫她們生氣了，在裡面一邊敲門一邊嚷著叫人放她們出去。那個串門的女人好奇，說你們的廁所里怎麼還關著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說是請來的清潔工幫著他們清毒呢！串門的女人又問：消毒就消毒吧，幹嗎還把人關在廁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說可能廁所門壞了，這時有人悄悄將廁所門打開。黃大夫她們走出廁所的那一瞬，串門的那個女人嚇得大叫：呀，你們這兒有非典啊！然後像見了瘟神似的轉身奔跑而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樓里有非典啊！那落荒而逃的女人一邊奔跑，一邊嚷個不停。不出幾分鐘，整個大樓的人全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唄。黃大夫心想，這樣也好向寫字樓里的人都進行一次宣傳預防SARS知識。「不行！你們不能隨便走動一步！待在原地別動。我們會派車子將你們接出去。」黃大夫她們還沒來得及挪動腳步，寫字樓的經理已經將電話打到她們消毒的那個樓層，並且下了一道「必須執行」的命令。

  就這樣，黃大夫她們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車庫，在那兒又足等了一個多小時，等她們被人接上一輛玻璃窗全拉著紗布的小麵包車送回單位時，黃大夫她們這一天整整做了近7個小時的「地下工作者」。

  在SARS襲擊北京的殘酷時刻，有一些家庭由於突然慘遭瘟魔的傳染而瞬間有數人或進醫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獨無援的人該怎麼辦，這給流調隊的工作帶來極其繁瑣的難題。地處京城心臟的西城區，就遇到了這樣的事。

  「找塊地方，將這些孤獨無助的密切接觸者集中隔離起來。」有人建議。

  「主意倒好，可西城地處城中央，哪兒找地方呀？」有人對此質疑。

  於是一項秘密計劃迅速在決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讓周圍的百姓一點不知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現在的市民，對SARS的警惕性太高了，想在他們眼皮底下放個『密切集中營』，怕比登天還難。」又有人質疑。

  再難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難的密切接觸者隔離，就極有可能造成SARS傳染源的擴散傳播。區政府「抗非辦」成員一商量就這麼定了。

  定歸定，但執行起來又是另一回事。隔離密切接觸者容易，可要隔離住百姓的眼睛則是件比登天還難的事。西城區的「密切集中營」就設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帶的一棟大廈內，周圍的居民平日裡可以在自己的窗戶前看清那棟大廈內的一切活動。

  於是，流調隊又接受了一項更為艱巨的「地下工作」任務：他們要隨時隨地將全區範圍內那些需要隔離的密切接觸者在不露任何聲色的情況下將他們從四面八方匯集到這一秘密地點，而且不得出現一絲差錯。這可怎麼做呢？

  醫院副院長出身的西長安街一帶的流調隊隊長俞蓓蕾說，在擔任這一任務時，他們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級嚴格要求，凡接受這種任務時，流調隊員不能穿防護服，更不能開救護車，只能穿著便裝，像去看一個老朋友似的將密切接觸者從所在地方，悄悄接出來，再送到「集中營」。一路上，誰也不會看出她們是流調隊員在緊張地執行著護送SARS密切接觸者的任務，倒像尋常親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動辦事。

  「這樣不是很危險嗎？」我問。

  「危險也得有人去做。」俞隊長介紹說：在SARS襲擊最危急的時刻，這種將沒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離有困難的密切接觸者集中起來管理，是萬不得已的辦法，也是政府採取的一項不得而為之的應急措施。可又因為城區條件有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圍百姓的不安，所以整個「集中營」隔離工作，只能在秘密中進行。

  流調隊員們在執行這一特殊任務時，完全置自己於SARS襲擊的危險境地。但誰也沒有退縮過。隊長俞蓓蕾以身作則，先後親自接應過十幾個這樣的密切接觸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護情況下，以情以禮，以善以友地將那些處在SARS襲擊前沿的人安全而又無心理阻礙的前提下，送進「集中營」，一些日子後又以笑臉將一個個解除隔離者送回他們的家。

  「集中營」從建立到撤出，前後近兩個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帶的居民和眾多單位，誰也不曾發現就在他們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廈在抗非戰鬥中曾先後接待過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觸者，並在這兒安全地接受了隔離期的數十天留觀。

  這樣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調隊一手完成的。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裡，是北京SARS戰役最為激烈的階段。能否控制戰局，關鍵在於能否切斷傳播源。

  流調隊員把那些日子裡的戰鬥比作與SARS激戰的「上甘嶺戰役」。最初600人的防病隊迅速組建成的2500人的流調隊也在此刻。

  「喂喂，你們快來，這兒又發現一個SARS患者，是一個外地民工，現在正躺在大街上，我們不知怎麼呀！」有人打電話到「120熱線」。流調隊迅速趕到現場，只見數十名街道幹部和公安人員遠遠圍著一個直挺挺躺在街頭的民工，驚恐萬分，又不知所措。

  「請讓路！讓路！」兩名流調隊員扛著擔架，絲毫沒有猶豫地直奔患者，並迅速將其抬上擔架，送進救護車內。

  「喂喂同志，我們是在旁邊的大樓里辦公，這兒出現了非典病人，我們大樓上會不會被傳染呀？」「對呀，這個人是我們最先發現的，我們是不是就很危險了？要不要隔離啊？」「沒事，大家都是在室外遠距離見到的患者，附近的大樓和居民更不會傳染上的。」流調隊員登上救護車的那一刻，隔著兩層口罩對現場的市民說。

  「喲，原來她們都是女的呀！」幾個公安人員感到臉上紅紅的，相比之下，他們自感有些慚愧。

  「流調隊吧？這兒有個確診SARS是剛從另一個醫院跑出來的，現在扣在我們這兒，聽說他滿城轉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們趕快過來！」某醫院緊急呼救。

  流調隊的吳疆小組從剛剛在市郊做完一個非典患者流調，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萬火急的新任務。

  「我在第一次確診的那個醫院是活不了的，他們那兒堆滿了患者，連個坐在地方都沒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來想找個能夠好好收治我的醫院……」吳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訴著自己的經過。

  「打了兩次計程車，上過兩個醫院。是這樣嗎？」吳疆心急如焚，一邊記錄，一邊核實。

  「是。我是滿街跑了……」吳疆知道一個重症患者這樣滿街跑的後果意味著什麼。「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觸者！」茫茫人海，何處尋覓？吳疆小組離開這位患者後，迅速出擊，四處追蹤，整整連續奮戰了一天一夜，最後將50多名密切接觸者全部找到，並又一一調查，逐一布置隔離，其中發現一個計程車司機已被傳染並開始發燒……

  「吳疆，你那邊完事了沒有？快到海淀那兒去一趟，有個老年患者正難纏，死活不配合！」又一個緊急任務。吳疆趕到患者家中，一看是個老太太。

  「你們來幹啥？我這把年紀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裡，你們別操那個心，我不會上醫院的。」老太太果真軟硬不吃。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裡，可你也得為家裡其他人想一想，萬一傳染上他們不就麻煩了嗎？」吳疆好言好語。

  「我就一個人，家裡沒其他人。你們走吧！」老太太一邊拍著發悶的胸口，一邊滿屋子找藥。

  「大娘您先躺著，我給您找。」吳疆當起了親生兒子。

  「我要打點滴。」老太太又說。

  「我是學醫的，我給你打。」吳疆又操起醫生的本行。

  「哎呀，我得上廁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慢著慢著，我扶您起來。」吳疆這回要當閨女。

  老人終於感動了，對吳疆說：「看你們這麼實誠，我進醫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們上醫院去。」吳疆趕緊又給老太太穿衣備物。

  上醫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實情：她身邊有過兩個保姆照顧過她，3個子女也來看過她…

  …吳疆小組大汗淋淋地將這位老年患者抬進醫院之後，迅速扭頭對5名密切接觸者展開調查，等落實到人頭地名時，黎明的魚白天色，已經出現在他們眼前。吳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觸者居住地的消毒時間定在早晨5點半……

  這30小時裡，吳疆小組共截獲4名SARS患者，調查和隔離密切接觸者86名。這樣的戰事記錄，在激戰時的流調隊裡，僅是普通不過的戰況。

  第一時間到達現場，近距離與SARS患者交流、必須準確無誤地記錄下SARS發病的時間地點所接觸的人群等等近五十多個問題……人們因此稱流調隊員們是「黃繼光式」的英雄，他們專堵敵人的槍眼。其危險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隨時在他們面前晃來晃去。

  4月25日早上，西城區「CDC」流調隊的李若嵐睜開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打個電話給媽媽，向老人家問聲生日好。可就在她抄起電話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達：某醫院剛剛收治一位SARS患者，馬上前去進行流調！「是！」李若嵐迅速穿上防護服，提起流調專用箱子，一步跨上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