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此時的北川，餘震仍然十分頻繁且震級較高，房屋二次垮塌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被埋人員的生命已經非常危險，等重型機械設備來再搶救的可能性不大。搜救隊員們便決定冒險依靠手中輕型裝備挖掘。近2個小時的艱苦挖掘後，一條長約9米，僅容一人匍匐進入的地洞深入到廢墟內部，接近年紀較小的那個倖存者。當救援隊員出現在這位被埋人員前面時，她異常激動地不斷說著：「快點挖，快把我救出來!」救援隊員則安撫她要穩定情緒，保持體力，同時又以科學安全的方法繼續掘進。

  約中午12點，這名叫席麗的28歲女性在被困90多個小時後，成功被救出廢墟。周圍趕來的災民們一片歡呼。

  搶救另兩名被埋者的戰鬥仍在繼續，而且要比救席麗複雜得多。其中一名叫張燕的36歲女性，她被一個防盜門和一具屍體夾在中間，只有腦袋露在外面。搜救隊員竭盡全力試圖攻破防盜門的阻擋，但電動剪擴器電池此時卻耗盡了。搶救隊員忙換成手動液壓鉗……經不懈努力，堅固的防盜門上被打開了一個可供人爬出的洞。可搶救隊員馬上又發現，由於受到屍體腿部的阻擋，張燕不管怎樣努力就是無法鑽出防盜門上的洞口。兩條早已僵硬的腿，像一道柵欄擋在了生和死之間。

  怎麼辦？要救出張燕，就不得不將屍體的雙腿切除。面對不幸的死者的軀體，救援隊員們於心不忍。經過權衡，在排除了其他營救方案的可能性後，救援隊員不得不決定對屍體的雙腿進行截肢。隨隊的海南附屬醫院骨科醫生張英在廢墟中找到兩把破舊菜刀，冒著腐爛屍體內可能存在致命炭疽桿菌的危險，用簡陋的工具艱難地完成了截肢手術——現場慘狀可怕又奇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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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為了群眾的生命，海南救援隊員們顧不得這些，他們與在場的消防戰士一起，一個接一個地躺在洞穴內，接力一樣地將張燕從死城的廢墟里抬到了有陽光的地面……救援隊員看了一下手錶，時間為16日下午2點40分。

  海南救援隊這一天戰績輝煌。

  下午3點08分，在北川縣職中救援的另一支海南救援分隊傳來喜訊：14歲的劉正喜也被他們成功從廢墟中營救出來。

  生命的奇蹟竟如此閃耀！死城不死！對那些從各路趕來北川搶救的隊員們來說，這是最大的鼓舞和力量，並成為一條定律。

  17日是江西消防部隊赴北川突擊隊搜救工作的第二天，他們有些著急，因為還沒有搜救出一個生還者。然而這又不是什麼著急能解決的事——此時的北川縣城，除了軍人和搜救隊員外，基本上看不到什麼人，只有極度難聞的氣味。搜救的希望也已經十分渺茫。然而江西消防部隊的官兵卻絲毫沒有放過每一處生命存在的可能。他們開始向老城區進發。

  9時許，搜救突擊隊員分成兩組在老城居民區進行搜尋。當萍鄉消防支隊司令部參謀葉斌和戰友在兩棟倒塌的居民樓搜尋時，突然隱約聽到有人在喊「救命」的微弱的聲音。

  「有情況！」葉斌當即向正在現場指揮的省消防總隊領導作了匯報。正在指揮部開會的省消防總隊副政委徐國龍聞訊隨即趕到現場指揮，觀察現場後立即決定：馬上用生命探測儀確認生還者的具體位置。

  「在6層樓房內的2樓！」生還者的位置很快被確定。然而救援卻碰到困難：樓房的下面兩層已經下陷到地下，因此生還者實際上可能在地面一層，就是最底層。隊員們一邊呼喊著，一邊用手敲打牆壁，尋找的結果與判斷的相符。

  接下去是如何營救的問題。

  由於這名倖存者就在兩棟房子之間的空隙，指揮部制訂了兩套方案並決定同時實施。一套方案：由於倖存者所處的空間很小，很難使用大型設備進行營救，因此，只能利用手掏碎石的方式，挖出洞來，將倖存者救出；還有一套方案就是在倖存者上部用設備挖出一個洞救人。

  營救開始。而此時與倖存者聊天是營救的重要組成部分。交流中，營救隊員們知道了這位倖存者叫陳先貴，今年37歲，是一名貨車司機。地震發生的12號，他老婆在菜市場賣菜，兒子在北川中學讀書。「不知娃兒和他媽咋樣了。」陳先貴在裡面自言自語道。並且主動告訴隊員們，12日當天，他正在家裡，突然覺得樓在動，便意識到是地震了。於是他就從6樓往下跑。當跑到2樓的時候，樓就塌下了。陳先貴說，在被困的這幾天時間裡，他一直告訴自己，一定要活下去，一定會有人來救他的。「你們現在真的來了！我太感謝你們了！我的命真大！」陳先貴的臉上露著笑意。

  營救非常艱難，用了近12個小時，被埋了118個小時的陳先貴被成功救出，並立即被送到綿陽中醫院救治。

  生命再一次在死城裡復活。

  19日,大地震已經使北川縣城死亡了整整7天。

  7天,一般認為這是生命的極限。然而我們國家的地震救援隊在這座死城裡仍然創造了一個生命的奇蹟：19日上午10點左右，他們在北川縣城的菜市場附近的廢墟中成功救出了61歲的李寧翠老人。她在廢墟中整整被埋164個小時……這位老人後經綿陽第三人民醫院醫生們的全力搶救，身體恢復了健康！又是一個生命的奇蹟！死城，你在中國人民的頑強生命力面前，還有什麼可以嚇倒我們的呢？

  特別行動隊在北京抗擊SARS戰役的關鍵時刻，北京市代市長王岐山有過幾次重要的亮相。特別是在新聞發布會上面對眾多中外記者的連環炮式的發問，這位「抗非市長」總能應答如流，堅定而務實的話語句句落地有聲，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有一個風趣的鏡頭令人難忘：王岐山在回答完記者們的全部發問後，臨將離開新聞發布會時，他說：我最害怕的問題今天你們沒提出來。

  眾記者頓感驚愕和意外。

  什麼是北京代市長心中「最害怕」的事一時間成了中外媒體所關注的問題。

  6月24日，世界衛生組織決定對北京「雙解除」。此間，王岐山代市長終於在一次會議上袒露心跡，說當時他最擔心記者們發問的是怎麼切斷當時正在北京瘋狂襲擊的SARS傳染源。

  「現在我可以告訴大家，是他們在切斷SARS傳染病源和控制北京疫情的艱苦戰鬥中，立下不朽功績！」王岐山感慨而道。

  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在北京保衛戰中立下奇功的流行病調查大隊。

  這是一支百姓並不熟悉的特別行動大隊。如果不是SARS的襲擊，人們也許從來就沒有聽說過。而正是由於SARS這樣具有特別傳染強度的疫魔，使得這支英雄的隊伍一直處在「抗非」最危險、最緊張和最激烈的戰鬥前沿。他們因此是我異常關注的採訪對象而攝入我的視野。

  我把他們比作戰前的偵察兵，比作對敵人實施「斬首行動」的敢死隊，比作扭轉戰局的狙擊手，比作發起總攻的衝鋒號。當今天「抗非」戰役全面勝利之時，他們又在承擔著「後非典」戰役的「排雷」與拯救心靈的任務。

  他們的戰鬥篇章讓我感到非寫不可。

  北京與SARS的戰鬥中，全市組成了共有2500人的流調隊伍。通常意義上講，這樣一支散布在一個1300多萬人口的大都市裡的隊伍，人們甚至根本不覺得他們的存在。2500人的隊伍，還是在SARS全面襲擊北京時才被應急組織起來的。他們中多數人以前沒有搞過流行病調查，甚至連起碼的知識和技能都不會，然而戰爭需要一切民眾迅速武裝起來，不管你過去是否使用過槍，面對敵人的瘋狂襲擊，戰鬥動員令就是捍衛全體市民生命和這個城市安全的全部責任。需要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調隊伍中絕大多數是些柔弱的女性，占了全隊總人數的85%！誰說戰爭讓女人走開？與SARS之戰中女人比男人承擔的戰鬥要多得多！她們是戰神，是克敵制勝的戰神！寧芳，1978年生，首都醫科大學2002年畢業生。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靜靜，你怎麼也想像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觸SARS患者的流調隊員。

  「你什麼時候接觸SARS患者的？」我問。

  「3月11日，是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現時我就跟同事進行了對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調查。」寧芳說。

  「你有姐妹兄弟嗎？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幹這個危險性極強的工作？」「我是家裡的獨生女。爸爸媽媽開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個抗擊SARS戰鬥中所做的事。」「他們聽說後對你說什麼？」「他們什麼都沒說，只是流了很長時間的淚，然後又給我做了一頓特別好吃的飯菜……」我發現自己的眼角噙著淚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靜地看著我。

  「還記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調時的情景嗎？」「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輸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於某。當時她一家好幾口躺倒了，後來她父母死得很慘。」「你不害怕？」「有點。可我是學醫的，而且當時還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麼東西，更不知道它會有那麼厲害的傳染力。再說，我大學畢業到單位還不到轉正期，所以領導讓幹什麼比較積極主動。」姑娘靦腆一笑。

  玻璃一樣透明的心。

  「感覺搞流調最難的是什麼？」「別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寧芳脫口而出。

  從姑娘嘴裡我知道了這支英雄的隊伍，他們在抗擊SARS的生死搏鬥中，沖在最前線，干在最危險時，卻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們對SARS的害怕和恐懼，招來對流調隊員們的非難和對抗，可謂比比皆是。

  戰役初期，寧芳他們的急救車都是常常在秘密情形下接送SARS患者。3月底的一天，某區「CDC」報告有名疑似SARS患者正在家中發燒，需要馬上拉到醫院去確診。市流調隊緊急出動兩名隊員。那時普通市民只是從傳聞中聽說「北京有種瘟疫在流行」，卻並不知道SARS真情。流調隊的急救車只能遠遠停在患者居住的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流調隊隊員更不能穿防護服，即便是口罩一類的東西也得藏在口袋裡，待到了患者家門口在徵得對方同意後方可戴上。

  「哎哎，你是幹嗎呢？我們就來了兩個人呀！」流調隊員進入患者家中，即見患者家屬神秘兮兮地將頭探出門外，好一陣左右環顧後才迅速關上門。

  「我看後面有沒有人看到你們進我家門嘛！」主人那時關心是否有人發現流調隊員進他們的家門遠比搶救SARS病人更重要。

  「如果確診非典，那這種病的傳染性是很強的，你們介意我們戴口罩嗎？」流調隊員們問。

  一般情況下得到的回答是「不介意」。但也常有人不屑一顧地說：戴啥口罩，我們不是跟病人一天到晚吃住在一起，也沒怎麼樣嘛！你們是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咋事還沒幹，就講究這講究哪的，這哪是在救人，是救你們自己吧？

  這樣蠻不講理的不占少數。流調隊員為了完成搶救患者和完成對密切接觸者的調查，只得冒著極大的危險與患者和「密切接觸者」面對面交流，而且必須神情平靜、面帶微笑，否則遭遇不配合或者拖的時間更長。

  為了把這一戶的患者送上救護車，其家屬足足跟流調隊討論了四五種方案，焦點都是因為有可能被外人「發現」。最後的「秘密行動」是這樣的：由一名流調隊員先出門，緊隨在後的是患者本人，倆人之間的距離約20來米，即使被熟人看到也不會懷疑什麼。關鍵是患者後面這一個流調隊員，她既不能離得患者太近，太近就容易被人發現什麼，可太遠了也不行，一旦下樓或出門時患者頂不住了要倒下怎麼辦？那時後面的一位流調隊員就得有足夠的時間衝過去扶住患者。就這麼定了，相距3米左右，如果患者碰上熟人搭個話什麼的，後面跟著的那個流調隊員就佯裝誰都不認識似的往前走，或者乾脆閃到一邊低下頭假裝系個鞋帶什麼的。

  在後一個流調隊員之後三四十米的地方是患者家屬，他們的任務是給患者帶些住院的東西。

  這個距離近了也不行，太遠了則會影響救護車的開車時間。瞧這複雜！一切安排妥當後，流調隊員才把患者從家中接應到救護車上，這前後整整用了2小時零20分鐘。

  事情還沒有完。第二天這位患者被正式確診為SARS患者。其家屬的隔離任務和消毒工作也是由流調隊負責。

  「每天的體溫我們可以在電話里報，可消毒什麼的你們還得來，但說好了啊：你們不能進我們住的那個院子大門！」患者家屬說。

  「那我們怎麼給你們消毒呀？」流調隊員覺得無法完成任務。

  患者家屬有招，說：「你們每天把消毒的東西放在院子門口，我們自己出來接應。時間約在上午九十點鐘怎麼樣？那時大院進進出出的人多，不會被人太注意的。」「不行，你們是密切接觸者，隔離期間是不能隨便走動的，尤其是不能到人多的地方。」流調隊員說。

  患者家屬迅速又想出一招：「要不你們就帶著消毒用具進大院吧，但絕對不能穿白大褂什麼的。消毒用具也得放進一個大塑膠袋內。有人問，你們就說是收破爛或者賣東西的小販什麼的，反正你們自己去編吧。」「可還是進不了你們的家呀？」「這就好辦了：我們不是住在5樓嗎？你們可以從樓底下往上看我們的窗台。從明天起，我們就在窗台上放一盆花。如果花盆在，證明樓道里有人，你們就不能上來。一看到窗台上的花盆沒了，你們就趕緊上來。記住：我們就用這暗號。可千萬別搞錯啊！」瞧人家的「地下工作」經驗多豐富。流調隊員為了完成任務，也盡力適應這樣的「地下工作」。

  問題是，有時「地下工作」的對方並不那麼配合，這給流調隊員帶來更多艱辛和冤屈。

  吳紅，西城區福綏境醫院大夫，53歲。她瘦小的樣子讓人感覺比實際年齡要老些。她所經歷的一件事讓我聽後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獲悉一個高幹大院內有戶人家的小保姆為給主人拿藥，在人民醫院傳染上了SARS。吳大夫她們不敢耽誤一分鐘，便當即趕到那個大院。嚴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讓她們進去，吳大夫她們好說歹說近一個多小時，磨破了嘴皮子方才進了院子，卻又在上樓梯時被人擋住。

  「不行，你們穿著防護服，又到處接觸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乾淨。知道我們這兒住的是什麼人嗎？都是大人物噢！這電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們負得了責任嗎？」開電梯的、管電梯的和上下電梯的人一個個瞪著眼睛，恨不得將吳大夫她們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有辦法的是堅決不讓吳大夫她們上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