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堂之路(上)
2024-10-08 17:41:09
作者: 何建明
三亞是天堂,三亞是人間天堂,三亞是自然界天堂,三亞是靈魂與心靈的天堂……這一點已經毋庸置疑,凡是去過三亞的人在觀賞和體驗那些陽光、沙灘和海浪之後,都會由衷地發出這種感嘆。
其實,三亞何止是一般意義上的天堂,她的美超越了人類對天堂的理解和享受的能力與空間。我們只是還沒有更多的能力去感受與理解而已。
從一個普通的、名不見經傳的自然風景地到真正意義上的天堂之間,三亞走過了整整20年。20年的努力,三亞才真正實現了成為人間天堂的夢想。
這天堂之路並非說來就來,說是就是的,它同樣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歲月磨礪——
由於三亞的特殊性,這個曾經不被人注意的往日小漁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經受了多次風起雲湧的歷史洗刷。
1984年,三亞第一次從崖縣更名為三亞市(縣級市)。這對日後的三亞發展是一次歷史性的事件。可那時的三亞也許是因為太窮,也許是因為三亞人急於想讓小漁港迅速成為像模像樣的「市」,所以這一年三亞人被捲入了同樣的「汽車事件」之中。1985年的整頓之風,強勁地吹拂在海南島的每一個角落。三亞也不例外。但三亞同時還經歷了一場嚴重的自然災害——21號颱風,襲擊了剛剛正名為「三亞市」的小漁港,造成50人傷亡和兩萬多畝水稻絕收。
而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三亞依然不平靜:撤州改市的更大一波風浪正在海南——北京之間悄然進行。筆者在採訪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自嘲是「末代黎族州長」的王學萍先生時,他講述了當時撤州建三亞市(地級市)的前後過程: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完成深圳、珠海特區建設的構架後,就在考慮哪個地方適合建立更大的「經濟特區」,而當時中國的開放模式朝何方發展、誰是中國的發展榜樣,鄧小平說得最多、最欣賞的是新加坡模式,於是在海南島建大特區的構思開始在鄧小平的腦海里形成……
「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我們還要開發海南島,如果能把海南島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那就是很大的勝利!」1984年春天,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南巡」後,回到北京,找來中央幾位主要領導,在中南海與他們進行了一次內容非常重要的談話。據說那次談話,平時不易表露情緒的鄧小平,這一天特別興奮,臉上時而泛閃著激動的光芒,煙也抽得特別多。上面的那段話就是他當時講的,時間是1984年2月24日。
幾十天後的5月19日,國務院就批准了撤崖縣、建三亞市的決定。這一撤一建,三亞的命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三亞從此在行政版圖上有了自己的地盤,預示著未來的一輪旭日在中國的南海正冉冉升起……
歷史總是非常偶然的。歷史又總是在巨人深思熟慮後的某個謀略之中得以發展與推進。三亞建市,滲透了鄧小平對中國走向強大所思考的深遠謀略。
1986年,三亞進入了高熱度的年份。中央領導對她的關注程度讓三亞人有些招架不住——先是喬石同志帶了26人來到三亞;幾天後又是主抓經濟的副總理谷牧同志帶了19人來到三亞。時隔不到一個月,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帶了更大的一隊人馬——50名高官來到三亞,並且一住就是六天!可以說,國家政府首腦部門對三亞進行了一次「集體現場辦公」,這在中國縣級行政單位的歷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兩個月後,國務委員王震將軍率37人的龐大考察團再次光臨三亞,考察工作。年底,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同志又率30人的視察團來到三亞……
三亞人哪裡知道,此時的三亞所面對的每一件大事,已經不再是三亞人自己的事了,它是海南省、更是國家的事了!
過去的三亞由於一直是國家安全的最前線陣地——南大門,這裡有著名的海軍榆林軍港。開放三亞帶來的結果,是可能讓這個知名度很高卻又十分秘密的軍事港口暴露在遊人的眼皮底下。怎麼辦?三亞人有些不知所措。著名的鹿回頭,是三亞的象徵,美麗淒婉的愛情傳說,是令三亞人驕傲的一則故事,政府請來專家雕塑了一尊巨大的石雕,希望放置在鹿回頭的山頂。可軍事部門立即向三亞政府方面提出:這得經中央軍委批准。
好傢夥!三亞人突然感到這美麗絕倫的三亞原來並不只屬於自己,更不是自己想怎麼建設就可以怎麼建設的。三亞的一草一木,牽動的是中央和中央軍委啊!
1987年的三亞陽光格外充足。新年剛過,三亞歷史上第一個海關碼頭興建。4月,本地籍幹部陳人忠同志回到三亞擔任三亞市(縣級)委書記。
「升格前的三亞市,我任市委書記。地級市籌備組成立時,我是三人籌備組成員之一,另一人是李國榮,他是原自治州州委書記。還有王學萍,他是原自治州州長。升格20年來,三亞發生了巨大變化。我正是三亞巨變的親身經歷者、見證人。」陳人忠老書記在接受採訪時,感慨萬千。他說,三亞以她的魅力贏得世界垂青,其原動力得益於當年的一次「鹿回頭特殊會議」精神。
陳人忠老書記說的「鹿回頭會議」,指的是1987年國慶期間,時任海南省籌備組成員的許士傑、梁湘和王越豐三位主要負責人帶領省籌備組工作人員到三亞召開的一次特別會議。這是三亞升格前,海南省領導集體為三亞未來建設「摸脈」、「定向」,其意義非同一般。
1987年9月26日,一份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下發的「中發〔1987〕23號」文件,通過特快機要,送達海口市所在的海南省籌備小組。這份文件共三頁紙,文件的第一條是這樣寫的:「(一)海南建省後,其他地方行政體制的設置,要從海南的實際情況出發,符合改革的要求。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作為省縣間的中間層,應予撤銷。同時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成立民族自治縣或者民族鄉,把位於自治州管轄範圍內的三亞市,由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式出現三亞升格的文字。
次日,許士傑給梁湘打電話:「國慶我們幾個到三亞走一趟,海南省要成立,三亞市的升級工作是重要的先行步驟,我們必須重視。」
梁湘說得更直接:「三亞縣改市,直接關係到整個海南省未來的重大戰略。許多事情應當走在前面,請王越豐同志一起去,三亞由縣升地區級市,少不了他這位黎族自治州州長出身的老領導。」
1987年國慶節,秋高氣爽。海南的天氣依然熱度不減。許士傑和梁湘,還有王越豐同志,帶著十幾名省籌備組的主要負責同志,一起從海口到達三亞,在鹿回頭市委招待所住下。隨即召來三亞市黨政軍領導及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聽取匯報。
陳人忠書記首先作了匯報,主要內容是匯報《三亞市總體規劃》,這個規劃其實已經不是局限於縣級三亞市範圍了,但當時的陳人忠只能把話「點到為止」,因為他還沒有權力去把三亞延伸到地區級市的權限範圍內。
許士傑和梁湘等人則不一樣,他們的心目中,此刻已經把三亞定位為未來海南省的三大經濟板塊之一了,其餘兩處是海口和東海岸的洋浦港經濟開發區。
「海南省馬上要正式對外公布了。建省的歷史性任務將落在我們這些人身上。你們說說,三亞的未來將如何定位?」學者風度的許士傑,一上來就把話題交給三亞的同志。
「正如我在匯報中向省領導同志報告的,我們認為,三亞的優勢,就是自然風景美,得天獨厚,特別是熱帶自然風光,這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們認為,發展旅遊,把三亞建設成為熱帶濱海旅遊城市是未來的三亞定位。」陳人忠見三亞的同志的目光都聚到了他這兒來,於是又將方才匯報的提綱中所言及的一個突出問題重複了一遍。
「還是請梁湘同志發表高見吧!他在深圳特區幹過,思路開寬,眼界高嘛!」王越豐同志說。
梁湘直了直身子,說:「好,我談一下看法。建省後的海南,其重點有三:一是海口,它是省委所在地,又是海南重要的港口城市與工業所在地。二就是三亞了。再者是洋浦港。三個地方各有分工,海口已經說了,是省會城市,洋浦港是工業經濟區,將來海南的主要工業應該集中在那裡。那麼三亞如何發展呢?我原則上同意陳人忠同志代表三亞市委、市政府所給予三亞的定位,熱帶濱海旅遊城市,這三個關鍵詞是:熱帶、濱海、旅遊,基本上概括了三亞的地理與資源優勢。三亞不能有大的工業,更不能有污染。但是,三亞除了這三個特點和優勢外,我們的目光應該把三亞放在更寬泛的高度去認識它。三亞這麼好的自然風光和熱帶資源,它應當成為國際性的旅遊城市。」
「對啊,三亞應當成為國際旅遊勝地!」
「我們三亞就不比人家差嘛!」
眾人情緒振奮。這一天,鹿回頭賓館內洋溢著一片熱烈的氣氛。
11月20日,國務院關於海南建省籌備組《撤銷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設立民族自治縣和三亞市升格為地區級市》的批覆文件正式下達。這消息,讓三亞人徹夜難眠。
12月31日,三亞市在市委大樓前,舉行了歷史上最隆重的慶賀儀式。有5000多人參加的「熱烈慶祝三亞市升格地級市大會」在此召開,這一天,標誌著三亞歷史將揭開新的一頁。
劉名啟,三亞升格地級市後的第二任市委書記兼市長,也是三亞建市20年中唯一一位集兩個職務於一身的領導。他在接受採訪時說:他是由一名正處級幹部,在省委書記、省長陪同下來到三亞市一下子升任為廳級領導的人,有點兒像當年的三亞縣級市一下子升格為地級市一樣。適應不適應,只有自己知道,只有人民知道,只有歷史知道。
1987年12月31日,三亞市開過升格慶祝大會後,隨即就是百業待興的工作。
當時的三亞雖然也稱「市」,其實還只能算個小漁港而已。除了一條日本人在時就修的「解放路」外,整個城內再也找不到第二條500米以上的道路了。遊客同樣非常少,那時到三亞旅遊,既無飛機可乘,在海口擺渡過瓊州海峽也不是每天能抵達島上。
建市難,創業初期更難。許多幹部不難克服不能與家人團聚——據說,一到周末,就有幾十部汽車浩浩蕩蕩地從三亞往北開,原因是多數從州府到三亞工作的同志的家還都在老地方。「與家人不能團聚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當時三亞的工作條件太困難,沒有電,沒有水,沒有地方辦公,沒有地方住。這才是最要命的。」如今四五十歲的「老機關」們談起往事感受最深。
沒有電,是因為三亞歷來缺電。沒有水,也是老問題。三亞有個水庫,是日本人在的時候修的。三亞建市初期曾經出現過滿城打井的「群眾運動」。其情景壯觀而熱鬧,又非常可笑。設想一下:一個城市如果需要依靠打井來維持吃水和生活的話,該是何等的艱苦。
程浩同志是梁湘親自調來的一位具有特區工作經驗的領導幹部,作風大膽而潑辣,事業心也很強。他到任後就想改變一下三亞落後的城市面貌,換了誰當市長看到同志們滿街打井過日子的景況都會揪心的,都會痛下決心改變舊貌的。程浩請命主抓城市改造工程建設。酷暑下的7月10日,解放一、二路改造工程拉開戰幕,數百名建築工人和幾十台挖土機械組成的建設大軍,將整個三亞僅有的兩條主幹道挖得天翻地覆,面目全非……市民們驚疑地看著眼前的一切,一半是歡喜,一半是擔憂。歡喜的是總算盼來了馬路拓寬的日子,擔憂的是咋弄成東一個坑、西一段窪?啥時候能出現平平展展、光光亮亮的大馬路呀?
百姓擔憂得不無道理。但幹部之間認識上和行動上的不統一、不協調才是要命的。城市建設如何搞,是大上快上,還是一步一個腳印,因地制宜地上,各說各的理,到底誰的正確,似乎一時分不出勝負。於是挖馬路成了程浩斷送在三亞工作前程的一次「命運悲愴曲」。
1988年11月,三亞市升格後的首屆領導班子大調整。市委書記李國榮和二把手程浩同時被免職,李國榮到了海口,程浩回到了廣東。新來的人就是劉名啟,這回他是市委書記、市長一肩挑。
劉名啟被任命之時,正值王震同志到三亞視察。三天後,老將軍走了,劉名啟走出辦公室,下鄉去了。市委辦公室負責人急忙說:劉書記,您下鄉得派個秘書,您看誰合適?劉名啟一愣:秘書?我從來沒有過秘書呀!辦公室負責人笑了,說你過去是縣委書記,現在你是市委書記兼市長,官大了,工作忙了,得有個秘書跟著。劉名啟淡然一笑,說:算了,我還是老習慣,不用配秘書。
市委書記不配秘書,成為劉名啟時代的三亞的一種作風,所以其他市領導也都沒有秘書。「任職時,省委領導陪著我從海口出發,搖搖晃晃走了近一天時間,一路上我感覺越走越遠,怎麼三亞那麼偏呀?再看看當時的三亞,確實很落後,街不像街,城更不像城了,當時的三亞國民生產總值,還不如廣東中山、東莞的一個鄉鎮的水平。我任職後馬上下鄉,一方面我過去是當縣委書記出身的,抓農業和農村工作比較在行,另一方面當時三亞的羊欄鎮剛出了件事,是民族糾紛的事。我頭天到了崖城,這個文化古城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當即與鎮政府領導和市政府有關同志商議了如何保護古城的思路。但是頭天又碰到一件事,我看到當地幹部在一條河上築壩。這河是灌溉河,築壩是為了發電。發電固然是需要的,可築壩後影響了灌溉可是件大事。聽崖城的同志講,這裡是三亞主要的糧食和蔬菜基地,農民們種糧種菜如果缺了灌溉,不等於斷了生路嘛!我一看覺得這築壩有問題,就對當地的那個書記說,你明天到我辦公室來一趟。他問我啥事,我說我要問問你這築壩搞小水電站經過專家論證沒有。那個書記有些不高興了,說:我們啥都準備好了,你劉書記只要來給我們剪彩就行了。我緩和地對他說,沒關係,剪彩晚幾天沒事,我們還是聽聽專家的意見再說。第二天我把懂行的幾個搞水利的技術人員請到辦公室,也把負責築壩的那個書記請來了,結果大家一議這築壩搞小水電站的事,技術人員們一片反對聲。這件事證明了我的判斷沒有錯。三亞在當時還是個以農業為主的地方,對待農業萬萬不可違反科學規律。」劉名啟對出任三亞領導初期的每一件事記憶猶新。
「另一件事就是羊欄鎮的治安。這裡的鬧事,是海南建省後第一件直捅到中央的大事,發生在我們三亞,我們自然很沒有面子,必須著手狠抓。三亞地理特殊,歷史上就是經常有敵特活動的地方,社會背景複雜,加上一些民族矛盾,社會治安是件大事,搞得好不好,直接影響三亞的發展。我調查的結果發現:主要還是經濟不發達造成的,村與村之間出現糾紛,最後把事態擴大化,造成惡劣影響,歸根到底,查其事發的原因時,發現都是因為一些經濟利益,老百姓被個別壞人挑撥,所以出現了聚眾滋事。這也是三亞歷史上的老問題。由此我更感到肩上的責任。同時,還發現一個實際問題,就是這裡的警力不足。幾萬人的一個轄區,只有5名警察,其中3人還住在城裡,加上平時有個把人生病什麼的,真正值班的經常只有一個警察,這對社會治安比較複雜的地方顯然是個問題。我調研後,即向公安局負責人提出,是否應該增加警力,包括對重點地區的派出所提升級別,擴大編制?我的意見及時得到了公安部門的認可,很快這裡的派出所擴大了編制,達到了15個警力。同時對警察加強了責任制,又通過黨員幹部深入群眾做細緻的思想工作,防患於未然。結果我在三亞任職的5年間,羊欄鎮就再沒有發生過大的治安問題。」
不知是因為時間久遠了還是劉名啟同志有意不想提1998年9月,在他親自布置和帶領下曾經在羊欄鎮地區開展的一場大快人心的「掃黑」活動。然而我在「三亞歷史大事記」里仍看到了這樣一項記錄:「1998年9月25日,中共三亞市委、市政府組織公安幹警和黨政幹部394人,到羊欄鎮地區開展打擊販賣和私藏槍枝彈藥的行動,繳獲各種槍枝508支、子彈633發、組裝火炮3門、軍用手榴彈19枚。」
這是1998年啊,一個小小的三亞羊欄小鎮,竟然一下子繳獲這麼多槍枝彈藥和軍用武器,可想而知三亞除黑之前的複雜形勢與社會治安。
三亞當時各個方面的情況除了一些歷史原因外,還增添了許多新的矛盾,社會情況比較複雜,形勢並不樂觀。首先是治安,除了本地的一些歷史原因外,海南省剛成立,凡當時去過海南的人都見過那股「海南淘金風」,著實嚇人。那時仿佛誰只要到海南,就能發大財,結果數十萬人一下子擁到了海口和三亞等城市,尤其是海口。想發大財、想幹大事的人哪裡知道,剛剛建省的海南,一方面確實需要大量人才,可另一方面海南是個孤島,不像深圳那樣在初期就有那麼多外商外資企業和各種資本湧入,可以消化人才,有財可發。海南當時還是個農業社會,沒有工業和商業,那些辭職和離家遠赴海南的淘金者,來到海南後不久就發現:除了花自己身上的錢外,再也難找賺錢的機會,甚至連起碼的工作都難找到,礙於面子,他們既不願從瓊州海峽上往回走,又不想丟棄海南可能的發財機會,於是只得就地「戰鬥」。一時間,大學生變成了乞丐、博士變成了算命先生,女孩子淪落成賣身賣情的煙花女,充斥海南各個角落。三亞是海南第二大市,又是著名的風景旅遊區,這樣的風潮自然而然波及並猖獗泛濫,藏污納垢的地方也不少。於是社會治安也成了一個大問題。這事情一多,加上有幾個記者特地跑到三亞經過明察暗訪後那麼一報導,好傢夥,三亞似乎一下子就成了嫖娼賣身的大營地。如此名聲,傳到中南海,領導們一層層指示下來,
海南和三亞的領導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於是劉名啟同班子成員不得不騰出精力整治社會治安,將那些有礙三亞形象的藏污納垢的地方進行清理、掃除。
其實,三亞改觀的不僅僅是社會秩序,更重要的是三亞市委、市政府上上下下的幹部思想和心態發生了變化。他們認準了一個目標,那就是:團結一心,同心同德,努力把新三亞建設好!
1989年的中國,經歷了極其艱難而痛苦的歷史性的風波。新生的三亞市在這場歷史性的大風波中艱難地挺了過來。在劉名啟、陳人忠、徐彩鳳、葉斌、王明剛、劉明哲、曾廣河、符桂花、劉承寶等中共三亞市委常委同志的帶領下,堅持與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堅定不移地圍繞經濟工作和改革開放為中心,使百業待興的三亞沿著正確的道路,乘風破浪地前進。
當年的8月和9月,三亞相繼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黨代會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市委、市政府向全市黨員和人民宣布了近期與遠期的三亞發展藍圖。全市上下的幹勁被鼓得足足的。
上蒼仿佛有意要考驗新三亞。黨代會和人代會剛剛閉幕,一場持續登陸24小時的颱風和暴風雨襲擊了三亞,給人民生活和農業生產帶來了嚴重損害。羊欄等地的災情異常嚴重。劉名啟、陳人忠、徐彩鳳等市委領導帶領幹部衝鋒在前,與廣大群眾一起奮戰在搶險救災第一線。事後,田紀雲等中央領導同志看了劉名啟等市領導帶頭在水中參與搶險救災戰鬥的影像資料片後,深為感動,說三亞的幹部和群眾是經得起考驗的,新三亞建設大有希望。
是的,三亞的希望在於有一群敢於面對困難、勇於開拓進取和下決心干好工作的幹部以及對未來充滿信心和期待的廣大人民群眾。他們堅信自己的力量,堅信只有把三亞建設得更加美麗,才能對得起中央領導和全國人民對三亞的期待。
作為那個時期三亞領航人的劉名啟,他比誰都深切地感受到心中的壓力和責任。「江澤民同志1990年5月和1993年4月兩次到三亞視察,我都是主要陪同者,而且每次江澤民同志都單獨接見我和三亞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他對三亞每次都有重要和具體的指示,這些指示歸結起來,就是要求我們好好保護這塊地方,要把三亞建設成為全國人民和全世界遊客喜愛的熱帶濱海旅遊城市。江澤民同志自己對三亞的那份特殊感情,也深深地感染著我們,我感到壓力是自然的事,因為黨和人民把如此重要的擔子交給了我和三亞的同志。我們只有把它建設好的理由,而無別的其他選擇。」二十年後的劉名啟,對當年江澤民等中央領導的囑託,記憶猶新。
建設好三亞,是幾代中國領袖的情結,三亞人沒有理由在這種崇高的責任面前不思進取、不思作為、不思創新與輝煌!
條件落後,基礎差,是三亞建市初期的基本市情。但這並不意味著不能有所作為。
衣食住行是基礎之基礎,現代化的三亞必須從一點一滴做起。那些日子裡,外界也許並沒有感覺到三亞有多少實質性的變化,但三亞人的感受卻是實實在在的——
先是有水喝了。劉名啟有一段時間被派到中央黨校學習。「這可是個好機會!我利用學習期間,幾次跑到水利部,去找那些領導,請求他們支持我們搞水庫。三亞過去有些水庫,但壩基太低,設施差,老化了,所以蓄水能力差。三亞建市後,城市用水和農村灌溉發生矛盾。我們又窮,沒錢修整舊水庫,更沒能力興修新水庫,只能求助於國家。水利部的領導非常關心我們三亞的具體情況,省里也很關心,所以很短時間內,我們就籌集了上億資金,不僅在東邊搞了個赤田水庫,又在西端建了梅山水庫,既滿足了城市供水,又解決了農業灌溉。」劉名啟和陳人忠都記得這兩個水庫對當時穩定三亞人心和農業生產所起的作用。
「在城建方面,劉名啟同志還沒來之前,我們搞了個『420』工程,就是對420米的三亞市內的主幹道進行改造,後來又按照新規劃搞了個『1350』工程,即改建擴建從潮見橋至大東海的路面。同時又將作為東線高速公路獨段的路面加寬至40米。1990年,又進行了西河西路建設工程。這些道路和城市工程,對當時三亞改變城市形象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使三亞百姓對樹立建設現代化國際旅遊城市的信心不斷增強。」
「這建設,說起來似乎很容易,可建市初期,我們手裡沒錢呀!不像現在一年的財政十億八億的,那時全市的財政才幾千萬,夠什麼用?連修一條路的錢都不夠!怎麼辦?我們也有辦法,是窮辦法!」二十年後的劉名啟很為自己當年的「招數」驕傲:「我和其他幾位領導同志商量後,作出一個決定:將市政府原先管轄的幾個招待所和酒店賣出去!按照市場運作辦法將它們賣掉了!結果我們收回了幾千萬元錢。現在大東海你們看到的『南中國大酒店』,原來就是我們旅遊公司下屬的一家小酒店,賣給香港人後,人家投資進行了翻建,變成了三亞第一家五星級酒店。中央領導後來就開始住『南中國』了,不住鹿回頭招待所了。這樣的買賣,雖然也是逼出來的,可在當時也算是思想解放的大舉措了。用現在的話說,是盤活了國有資產。」
劉名啟認為,自己在擔任三亞市委書記這幾年中,值得寫進三亞歷史的,當算他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堅持走了要把三亞建設成「東方夏威夷」,而不是河北的北戴河的路子。「這個意義太重要了,現在看來更是意義非凡。建市初期,正值全國性的『海南投資熱』。我們三亞是國家唯一的熱帶濱海城市。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後,全國掀起了海南投資熱,到我們三亞來投資的單位尤其是那些國家單位和各省市的單位,簡直多得應接不暇!我這個市委書記天天會碰到有人說要給我們三亞送錢來,說要高價買我們的地、買我們的海灘。你說這不是大好事嗎?是好事!過去我們沒有錢,現在有人大把大把地恨不得將銀行都要搬到我們三亞來換我們的地呀!可我們一塊地都沒賣給這些單位,原因是他們都想在這裡建招待所和療養院!我們當時頂了不小壓力啊!我們沒有把亞龍灣和其他幾塊好地方賣出去,不賣出去是因為我們記著江澤民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一再叮囑我們的,要把那裡建成中國的夏威夷!現在看來,如果當時我們把亞龍灣賣出去了,海灘都變成了國家機關的招待所和療養院了,那是對三亞和國家的自然資源和財富的巨大破壞,是一種犯罪!」
今天的亞龍灣真是太美了,它已經成為三亞最美的地方,並且躋身國際著名旅遊風景勝地的行列。三亞人和所有來到三亞去感受亞龍灣之美的人們,都應當感謝劉名啟及其之後的幾屆領導堅持不懈、堅定不移地將領袖們的諄諄教導銘記心頭,並付諸行動,是他們守住了這塊天賜寶地,使它有了今天光芒四射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