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悲喜大逃港

  在此，我們再來關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農民李玉龍後來的人生命運。因為談廣東的開放，不可能迴避「逃港」人的前後命運。

  李玉龍1978年逃港未遂後，又逃過兩次，最後一次終於如願以償，於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後來在香港的命運並未如他所夢想的那樣，工作不好找，斷斷續續幹過一些建築工的苦力活。倒是長安這邊的弟弟先是搞運輸，後來開公司做生意，很快發了財，10年前就在長安蓋了幢四層小樓。李玉龍在1999年便從香港回來投奔弟弟，給弟弟打工，目前幫著照管弟弟在長安南城邊上開設的一家洗浴中心……

  聽著李玉龍這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筆者在想，有一點，李玉龍可能一生也不會意識到，那天在太平公社惟一的窄道上，他和張子彌擦肩而過的那一刻，是充滿了怎樣的戲劇性——在中國改革開放這道無形的國門中，一個正往門裡邁，一個正往門外擠。

  其實，這個場景又何止發生在李玉龍和張子彌身上。

  門外的人往裡走，門裡的人往外擁，這種頗有戲劇色彩的情景竟成了東莞這扇門剛剛打開時的真實寫照。

  在香港人紛紛進來辦廠的同時，東莞進入了又一輪的逃港高峰。《東莞志》的大事記中有這樣的記載：「1979年上半年，全縣又出現逃港高潮……」

  好日子即將開始，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管理最開明的地方，為什麼會發生瘋狂大逃港？假如說是因為貧窮，但這種貧窮並非一日之寒，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後再次出現一個逃港高潮呢？那是如何一個讓人困惑和憂愁的謎呀！

  原東莞市文聯副主席鄧慕堯，在本地是個頗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幫筆者解開了這個謎：1978年，中國打開國門後，那些去香港多年沒回來的人可以回來了。他們這次回來探親，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給搞亂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掙了錢。他們回來後大包小包的，有的帶回了電視機，有的買部貨車送給村里。大家看到這些事後，突然發現香港實在是太令人嚮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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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往低處流，人往外域游。瘋狂的大逃港就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狀態下形成了。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輸給他們一種全新的認識——香港即天堂。東莞人性格一向務實，敢於衝鋒，此刻他們不再相信理論上的說教，在他們認為，實踐就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

  榜樣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濤強烈地衝撞著人們的內心，使他們從心底深處突然湧起一種對美好生活的夢想和渴盼。於是，從心底深處湧起的波濤很快便釀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釀出一場比第一次逃港更執著更義無反顧的瘋狂大逃港。

  這一次，幹部們千方百計的圍堵、苦口婆心的勸阻說服完全失效。眼前擺著一個個鮮活的教材，誰還會相信幹部們空洞的語言？

  沒人相信。理論太蒼白了！

  他們帶著改變命運的夢想開始了重尋人生價值的航程，儘管他們沒人知道，在到達黃金彼岸前夕，是否會被暴風、驟雨、旋渦所吞噬。他們無所謂這些，只要能逃走就行。逮住之後遣返回來，再逃，周而復始，只要有一口氣，他們就要逃往天空上方紅光光的東南角。

  大逃港一發而不可收。這次出逃的大多是年輕人，僅長安公社在1979年前後就一下子跑了4600多青壯年，占全鎮總勞力的一半，丟荒土地5000多畝。

  1979年5月初，一則謠言將大逃港推向瘋狂。謠言說，在伊莉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於是聞訊後的人們匆匆趕往深圳。僅1979年5月6日這一天，來自東莞、惠陽、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像數十條兇猛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不能不說是一種命運的巧合，也許，歷史老人於冥冥之中讓東莞就在這樣一塊浸透著苦難和血淚的土地上艱難起步，踏上改革征程……

  如今，逃港早已成為一段歷史。

  當年大逃港的那些人很多都回來了。他們發現，命運跟他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他們曾經冒著生命危險，不顧一切代價，懷揣夢想奔向天堂，殊不知，天堂就在他們出發的地方。

  虎門也是鄧慕堯先生的家鄉，他現在就住在虎門，身邊有不少人是當年逃港回來的。「現在很多虎門人都拿著香港居民證。他們回來開個小店，做點小生意，因為他們在香港沒法呆，連一些香港本地人也跑到虎門來安居。你現在去問問虎門人，問他們願不願意去香港，他們的回答肯定是不願意。實際上，70年代末走的這批人到香港後，大多數都沒發上財，日子都不好過。」

  正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使當年第二批逃港人的命運充滿了戲劇性——他們奮力游向夢想中的黃金彼岸，誰料，彼岸的黃金正悄悄移向自己出發的此岸。在奔騰激盪的波濤里，在詭譎莫測的風雲中，他們與夢想失之交臂！一念之差，一河之遙，一轉身之間，他們卻走進了與初始願望完全相反的境地。

  不能不感嘆命運的力量。

  這股命運的力量正來自於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多少年之後，也許他們能夠清晰地看到自己戲劇性命運的脈絡圖：在他們紛紛擁出國門後不久，中國以一股強勁的偉力，吸納了世界產業大轉移的浪潮。在這股浪潮中，無力承載高勞動力成本的港商紛紛將企業轉到東莞等地，於是他們夢想中的金礦也隨之移到了中國。

  時空交錯，天地移位。命運就這樣跟他們捉起了迷藏。他們誤以為幸福在彼岸，他們怎知，幸福的天堂就在中國！

  似乎幸運女神特別眷顧東莞這塊土地。因為在這裡，即使一滴滴苦難的淚水，在時間的河流里，也能慢慢凝結成一顆顆閃亮的珠寶。

  誰曾料想過，1962年那個長長的浩浩蕩蕩的逃港隊伍，在16年後竟會化成一座從這頭到那頭的橋樑？！

  這是一座通向世界的橋樑！這是一座通向富裕的橋樑！

  正是這些生死以赴的逃港人群，在中國國門打開之後又反回身來參與家鄉的經濟發展，為東莞的輝煌鋪就了堅實的基礎。

  透過歷史的時光隧道，你聽，他們在1962年匆匆逃港時悲愴的腳步聲，和16年後東莞改革發展前進的足音重疊在一起時，合成一首何等氣勢磅礴的交響樂啊！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然而，記憶依然是沉重的。關於1962年5月東莞那場大逃港的高峰場景，許多親眼目睹的本地人曾向筆者描述過——

  據說為了慶賀英國女王誕辰，香港將打開邊境大門，聽到消息的東莞人已經來不及走山路了，直接蜂擁到通往寶安（如今的深圳）的公路。匆匆趕路的人們大多頭上還戴著種田時的斗笠，個個面無表情。他們彼此陌生，互不相識，但他們心裡清楚，他們有著共同的夢想，有著共同的前程，他們匆匆趕往的將是同一個目的地：寶安出境口。一路上，不時有各個公社的手扶拖拉機急匆匆地開過來，公社幹部們扯著嗓門吼著：「虎門的人跟我回去！」「長安的人跟我回去！」但路上沒人理睬，人們把斗笠儘量壓低，腳步邁得更快……

  在這條長長的人流中，有一個瘦弱的身影，這個瘦弱的身影昨天還坐在虎門中學的課堂里。夾雜在瘋狂的逃港人群中，這個17歲的少年內心充滿惶恐和不安，他不知道他匆匆的步伐奔赴的將是怎樣的一個前程，也不知道他未來的人生命運將怎樣地變幻莫測，更不知道又一個17年過後，他將成為中國農村「三來一補」的第一人，為他家鄉的經濟發展寫下極其濃厚的一筆。

  他的名字叫張光。

  作為一個逃港人，能改變自己命運已屬不易，改變別人的命運更不易，改變許多人的命運想都不要想。然而這些想都不要想的事卻偏偏在東莞發生著。誰敢想像，這次瘋狂的大逃港居然也能改變東莞後來的命運。

  2007年7月，筆者來到了張光的家鄉——虎門鎮5公里之外的龍眼村。由張光投資的中國農村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就在這裡誕生。

  筆直寬敞的水泥公路乾淨整潔，街上車水馬龍，熱鬧非凡。道路兩旁樹木蔥鬱，綠草鮮花點綴其中，工業區、住宅區、商業區、文化教育區等井然有序，超市、學校、銀行、劇院、醫院、游泳池等公共設施應有盡有，一幢幢農民別墅、高級公寓正在拔地而起。在龍眼村村委會，筆者見到了龍眼村副主任兼城建辦主任張志偉。說起龍眼村當年引進第一家「三來一補」時，他提起了龍眼村的老書記張旭森：「龍眼村能有今天，老書記是有著很大功勞的。」

  1978年底，龍眼村書記張旭森聽說縣裡面正動員大家拉香港的親戚回來辦企業，他也為了此事琢磨上了。琢磨來琢磨去，張旭森想到村裡的一個人來，他叫張細，張細的姐姐弟弟在1962年都跑到了香港，聽說小弟弟張光在香港還發了大財。於是在一個晚上，張旭森敲開了張細家的門。張細一聽，覺得村書記心誠意誠，便欣然點頭，答應一定勸弟弟回家鄉投資。弟弟張光在1978年5月就回來參加廣州春交會，與廣州輕工局簽了兩個合同，在番禺投資了兩個廠，所以後來張光回廣州時，張細也特地趕到廣州，把村裡的意圖跟張光講了，說東莞也開放了，你可不可以回家鄉投資？張光說可以是可以，只是怕村裡有意見。

  從廣州回來後，張細便將張光的顧慮如實告訴了張旭森。張旭森當即向張細保證說，你就放心吧，只要張光肯回來投資，其它的事我來處理。

  沒想到，張旭森處理這件事時很是費了一番工夫。村支部開會討論這事時，會上就引起一番爭吵，副書記堅決不答應，認為這是政治問題，風險太大，其他幹部也思想不通。最後，黨支部討論沒能通過。消息傳出後，村民們更是態度激憤：「在外面有錢了回來剝削我們，絕不同意！」張旭森為此愁得一夜沒睡，連夜趕寫匯報材料，又花一天時間舟車勞頓趕到廣州，找到正在省委黨校開會的虎門公社書記黎桂康。此時的黎桂康正在學習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其中就有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的決定。他意識到這件事情的特殊意義，當即表示支持。

  1979年3月，由張光投資的龍眼發具廠開工了。這便是中國農村第一家來料加工的港資企業。

  對於龍眼村來說，這只是一個開始，之後又引進來一大批「三來一補」企業。1988年，龍眼村引進了全市第一家台資企業。如今，龍眼村的台港企業已有一百多家，連李嘉誠都把工廠辦到了這裡，龍眼村自己也辦起了好幾個加工廠。

  當天，筆者見到了張光的哥哥張細。張細已年近古稀，但交談起來，你能發現他是個性格爽朗的人，其言語明了且沒有一絲晦澀，也許這正是東莞人大度豁達的性格所顯露的印記。那天，張細向我們敞開心扉，以一種輕鬆的語氣講起了那一段並不輕鬆的往事：「我是1938年出生的。5歲那年，我父母雙雙離開了我們。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還有兩個弟弟。1952年劃成分時，我們家被劃為地主成分。這樣，當兵、讀書都跟我們無緣了。沒有出路，只好跑。1962年，先是我大弟弟順利地逃到了香港，後來我又趕緊讓在虎門中學讀書的小弟弟張光和我姐也走。本來我想等他們走後我也過去的，不料海關的大門很快就關上了。我小弟弟張光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到香港後一開始先幫人家織手套，後來他發現假髮很有市場，就開始琢磨這裡的門道，漸漸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術，後來就慢慢做起來了。中國改革開放了，我讓張光回家鄉投資。在龍眼投資的發具廠，剛成立時就在龍眼張氏祠堂那裡，祠堂後面當時有一所小學，我們就租用小學教室作為生產車間。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只有50多名工人。後來虎門幾乎家家都在練習做假髮，可以說，我們的工人遍及虎門的每一個家庭。那時一個月可以生產8000至10000個假髮，然後通過香港公司銷往海外，生意十分好。到了第二年，我們就賺了很多錢……」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如今的張細在香港和南粵大地已擁有多家公司。

  改革開放成就了張細的今天，但張細也沒有忘記家鄉對他的養育之恩。1997年，虎門成立了香港虎門同鄉會，張細被推選為該會的會長。在這10年間，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聯繫組織當年逃港過去的虎門人，讓他們為家鄉的建設添磚加瓦。目前，香港虎門同鄉會已擁有會員2000多人。

  這2000多會員，為家鄉的經濟發展搭建了一座騰飛的橋樑。

  在與張細的半天交談中，對當年的貧窮日子，老人家並沒有過多描述，但虎門人當年曾經經歷過的那種飢餓感，筆者相信這裡每個50歲以上的人還都能記憶猶新。正是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場大饑荒，促使他們背井離鄉，踏上了逃亡者的路程。據文件記載：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通往寶安縣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如「大軍南下」，奔向邊境線，伺機進入香港。每天傍晚，從各地擁到寶安邊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達八千多人……

  1961年至1963年，香港新增移民16萬人。

  在如今的香港人中，每10個就有一個是東莞籍人。

  東莞半數以上的「三來一補」合同就是與當年的逃港者簽訂的。而今，當我們再回首那一幕幕充滿苦難的往事時，誰還會說那是悲劇呢？

  不可否認，正是他們當年悲劇性的逃港預示著東莞喜劇的提前到來，正是他們當年不顧一切地奔赴天堂，預示著更多人將走向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