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化的反思與歷史哲學

  文、史、哲不分家，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徵。古代的「分科」不如今天這麼細，這已是不用加以說明的了。隨著科學的發展，分科愈來愈多，這是有目共睹的。卻又應了中國古代的一句格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隨著分科的細密，又出現了一個逆向的趨勢，邊緣學科又相繼出現，大有「合」的勢頭。 自然，這種「合」，則是「分」之上的合，不是重複過去的合，是一個更高的層次了。因此，今日的歷史哲學、道德哲學、藝術哲學等等，絕不是向文、史、哲不分家的古代學術的回歸或重複，而是有了一個更高的起點。

  而今，美學，即藝術哲學可謂是個熱門，新著如雨後春筍，紛紛問世。瞬刻間異軍突起，爭相為正宗，可謂熱鬧非凡。成了當今文化的一個「熱門」。

  但是，熱鬧之餘，總覺得有點不可抗禦的淒涼感凝結在內心。是一種直覺還是什麼？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個作家，對美學的興趣是可想而知的，有書必讀，但總覺得有點不滿足，似乎當中有什麼脫節或空虛。不錯，對文學而言，它的審美功能可謂是最高層次的了。我在這方面倒是下了不少功夫，所以，評論中對我的長篇的審美價值總是倍加推崇。但是，至於作品的歷史感，卻很少有人提及。在這方面，由於我個人的閱歷，我覺得更比其審美價值引人注目。可它為什麼會被冷落呢？

  一部文學作品，如果不具備歷史感，那它又成了什麼呢？

  連唐三彩，那些豪放健壯的駿馬，也無不反映了唐代的歷史精神：自信、豁達、無羈的開拓與追求。今人如把它僅僅當做藝術品，那它就沒了歷史價值了。

  文學作品竟連唐三彩都不如了麼？

  我接觸一些著名的學者、當代文學的評論家，他們常常慨嘆，如今，即便是「第一流」的當代作家，在其作品中都缺乏獨到的哲學思考，不管這種思考是對是錯、是正是偏，遺憾的是都沒有，有的似乎有一點，可細細尋究，卻是在故弄玄虛，到頭來空空如也。缺乏哲理，是當代作家的致命傷，這恐怕不是危言聳聽了。沒有哲理，作品的歷史感便失去其凝重及升華，奢談走向世界，重新樹起一個文化的奇峰，就只能讓人覺得淺薄與無知了。當然，作品的哲理及歷史感不是「說」出來的，而是融會在作品的內核之中，是讓人悟出及感受出的。作為一位作家，我是痛感這方面的貧乏。

  毫無疑義，十年動亂之後，文學的反思，畢竟只是屬於感性的批判，由濃郁的政治色彩進人到了文化的反思，這是登上了一個層次，政治本身就是文化（廣義的文化）的一種表現，所以，這只是由局部至整體，還只是個平面上的擴展，還不是縱向及立體的。而這種擴展，分明又帶來了一種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的傾向，所謂的純粹的審美本身就是割裂歷史、否定歷史的一種逃遁，這已是一種悖論了。也就是說，文化的反思導向的有兩個可能，這是一種。另一種則應是對歷史的反思，或說審己的反思，只有這種反思，才是升華、是前進，而不是前一種的沉沒及逃遁。這同樣也是一種審美，其審美價值恰巧是在包含功利內容之上的超越，而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由文學上自政治擴展到整個文化的反思，是屬於感性批判向理性批判發展的進程，但它仍是感性的、直覺的為主。進人到歷史的反思，理性的成分才顯現出來。

  人們之所以感到文化的反思中，出現某些脫節、某些空泛，以致不滿，正是前一種導向的必然結果，為文化而空談文化，高談闊論而脫離歷史的實際。「尋根」只是一陣熱，尋到的無非是茫然與不著邊際，再「深人」，恐怕只能尋到人的尾巴——類人猿的動物性上來了。

  

  因此，關於文化的反思，需要一個新的階梯，新的高度，既更要腳踏實地，又更要高瞻遠矚——這便是對歷史的反思，對古代文化的歷史的深刻洞悉，由具體上升到抽象，由感性進入到理性。

  這裡說的，實際上就是對歷史的哲學的思考，或者說，更進一步邁入歷史哲學的「神殿」。由文化而制約的各個社會階段人們的歷史觀如何，從而看到當今現實當中顯性的或隱性的遺傳因子，才會對今天及未來有個清醒的認識及宏觀的把握。

  這裡，我說了一個文化反思中的脫節——未能進行歷史的反思。這是第一點。

  同樣，在文化反思中，作為哲學界，倒也是相當活躍的，對於唯物主義、辯證法，以及西方科學主義及人文主義的兩大潮流的評介，均有了不同版本的專著。但是，正如一位研究西方史觀史的學者所說的，在我國的西方哲學史研究中，往往撇開了西方哲學家的史觀史，這樣一來，弄得問題迭出，顯得相當的幼稚——因為任何哲學思想的產生，總離不開當時的歷史土壤，脫離歷史現實的理論研究，往往是空洞的、虛幻的、玄而又玄，不堪一擊。包括對唯物史觀的形成，唯物史觀為何「選擇」了中國，以及某些舊的史觀如何假借唯物史觀而死灰復燃等等，都缺乏科學的理解，很是空泛與膚淺，因此，才造成唯物史觀在當前的危機。也就是說，哲學研究的本身與歷史脫節，成為了空中樓閣。

  由於這一脫節，讓我們更清楚、更明白地看到，不僅在對外國哲學家史觀的系統的整理介紹——這點，在西方及蘇聯倒是相當發達的，並已形成了專門學科——須下很大的功夫，尤其是對我國析學家、史學家們的史觀，更需要進行全而、系統、認真、科學的整理、研究及闡明，以建立我們中國的歷史哲學的系統或中國文化史觀史。

  這裡談到的是第二個脫節。如果說，第一個脫節是平面化與立體的脫節，那麼，第二個脫節就是基礎與空中樓閣式的脫節了。

  還有第三個脫節。這個脫節是歷史研究本身的脫節。

  筆者在好幾所名牌大學走過，叩訪過這些大學的歷史系，試圖尋找幾位搞歷史理論的同志進行對話並請教。遺憾的是，斷代史、專門史等等，不乏其人，但要講到史學理論，尤其是講到歷史哲學，競寥寥無幾——也許是我沒找中地方，別的非名牌大學或許會有人，也的確有人在這方面造詣頗深，但從整個中國來說，專門研究的實在太少，與我們這個史學傳統很是久遠的中國很不相稱。當然，作為低層史學，還是相當發達的。不過，就我們所看到的當今可堪稱巨著的歷史小說，人們就不難發現，其史識未免太不夠了，所以才有把歷史人物寫成當代人物之嫌，而且是淺薄的當代人物，農民起義成了民主主義革命……無法揭示他所描寫的那個歷史時代的本質及規律。他可以稱為某斷代史的專家，但他絕不是有思想的文學家——低層史學也只能推出這號文學家來，這是可悲的，認識不清歷史，也就無從認清當代了。以史為鏡則成了一句空話，筆下只不過是一面哈哈鏡，令當代人捧腹大笑而已。

  所以，當前的歷史研究，由於不能上升到哲學的高度，缺乏起碼的哲學思維方法的訓練、學習及薰陶，就無從在紛紜複雜的歷史現象中得到中肯的、正確的一般歷史結論，更不能揭示出歷史發展的規律，相反，則會把人引人歧途，無所適從，在支離破碎的史料中迷失方向，那種為歷史而歷史的理論，所導致的也同樣是這一結果。

  當然，作為歷史研究，雖說略感沉悶，一說便似在故紙堆里與世隔絕，但是，新的成果還是相繼產生，不可忽略的。問題只在於這一步之差——把歷史與哲學結合起來，從而使歷史的反思有新的突破。

  這正是當今文化反思的現實給我們提出的迫切任務。

  不前進，新時期文學作為「五四」運動之後又一個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揚棄的浪頭，就很難超過原來的幅度，而對「五四」進行反動的逆流，就有可能再度吞沒「五四」及新時期革新的成果。誰都知道傳統文化頑強的再生能力，儒家正統文化從來也沒出現過斷裂，只有過高潮及低潮：顯性與隱性時期。我這裡不是指傳統文化優秀的一面，而是指其作為歷史惰力的一面。 自明、清以來，多少思想家想奮力打破「萬馬齊暗究可哀」的局面，可綿延了兒百年，可謂收效不大，動不動便捲土重來，變本加厲——作為其惡劣及反動的一面。這是不乏先例的，明代有過，清代更不勝枚舉，連辛亥革命成功後，也出現過兩度稱帝及復辟，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及（祝福）等名篇，都深刻地揭示了這種根深蒂固的舊文化的兇殘性。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十年「文革」，更集中地反映了舊文化對我們民族造成的深重災難，雖然「文革」本身是打著反傳統的、極端革命的口號——可怕的正是在這裡，今後，難道不可能會有人再度以革命的招牌，行復辟封建專制、大搞法西斯政治之實麼？「文革」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對它的探究須得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任何歷史的反常，都同樣包含著更深刻的正常在內，也就是說，帶有更值得人們探究的、又尚未讓人所知的必然性。對反常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種進步，如同在科學當中，相對論的產生，恰巧是因為對牛頓經典力學的反常現象研究的結果，空間的彎曲，光的彎曲，這在經典力學中是不可思議的。只有反常，才能使研究延伸與擴展，達到新的高度與深度，拋棄過去自以為正常的框架，找出新的、更合乎科學的正常來。把反常的攝動描繪為正常與必然，這便是歷史研究深化與前進的標誌。如果只滿足於說其是反常，或者孤立地去研究其反常的偶然性，哪怕再精確、細微，也只能導致悲劇，這如同用牛頓力學去說明彎曲空間一般。惟有反常，才能更深刻地揭示出其本身發展的內在規律來。永遠的正常是不可能的，也是毫無意義的。

  所以，這就更需要我們對歷史作出更加填密、科學的研究了。

  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中，在談到黑格爾在歷史研究中的貢獻時，是這麼說的：

  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於所有其他哲學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歷史感作基礎。形式儘管是那麼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發展卻總是與世界歷史的發展緊緊地平行著，而後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驗證。真正的關係因此顛倒了，頭腳倒置了，可是實在的內容卻到處滲透到哲學中；何況黑格爾不同於他的門徒，他不像他們那樣以無知自紊，而是所有時代中最有學問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個想證明歷史中有一種發展、，有一種內在聯繫的人，儘管他的歷史哲學中的許多東西現在在我們看來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輩，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後敢於對歷史作總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觀點的宏偉，就是在今天也還是值得欽佩。在（現象學》、（美學）、《哲學史》中，到處貫穿著這種宏偉的歷史觀，到處是歷史地、在同歷史的一定的（雖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聯繫中來處理材料的。

  這個劃時代的歷史觀是新的唯物主義觀點的直接的理論前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這裡的核心是「證明歷史中有一種發展、有一種內在聯繫」，憑此，黑格爾建立了他可以稱之為體系的歷史哲學。在他的《歷史哲學）中，雖然對中國懷有很深的偏見，卻仍在東方世界一章內，專門闡釋了中國人的歷史觀，這點，我們業已引用過了。

  回過頭來，我們看看自己。

  不能說，在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著述中，沒有獨特的歷史觀存在，有的而且比比皆是。至於是否稱得上歷史哲學，當然又是另一回事。

  但是，正因為文、史、哲不分家，所以，在中國古代而言，是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純粹的哲學著作，在文學與歷史著作中，卻充滿了哲學精神的。所以，哲學思想總是寓於文論與史著當中，沒有稱得上歷史哲學的，但也沒有脫離歷史的哲學存在。因此，發掘歷史著作中的哲學思想，創立一個中國的歷史哲學的系統，也不見得是個難事。

  從《老子》而言，老子本身是史官，但他的《道德經》里處處閃爍著歷史的哲學思想。莊子就更不用說了，內篇與外篇，汪洋患肆，對歷史的譏評中更充滿了哲理。也由於其文字的優美，其歷史觀在文化人中造成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孔子呢，這位一脈貫古今的思想家，早在其言簡意賅的語錄體的作品中，給我們這個宗法社會的「得道者」的史觀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研究好先秦諸子百家的歷史觀，也就為建立中國的史觀史系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了（史記）、（資治通鑑）等史學專著，裡面均包含有相當豐富的哲理性的論述，有時點撥幾句，亦可謂畫龍點睛，且不說其整部史著中本身蘊藏的深邃的歷史精神了。

  至於後期以哲理性見長的論著，如（論衡）及至近代李蟄、黃宗羲的著作，也無不立足於深厚的歷史土壤之中，得出頗有見地的歷史、哲學的結論。章士誠的「六經皆史」，換一種說法，不是史著也都有「經」麼？細細想來，認真探究，這話無非說明了一個不可移易的事實，這就是，在中國古代的著述中，即整個文化典籍里，歷史的內容與哲理的思考總是互相滲透，互相補充，相映生輝的。

  所以，發掘史學家的哲學思考，考察哲學家的歷史觀，這均是巫須努力的工作。文、史、哲不分家，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便利。同時，對於文學家的歷史觀，包括民俗中體現出的歷史觀，都是值得注意的，雖然後者與哲學層次上的歷史觀不同，但它也是歷史的積澱，是歷史的土壤里的「根」，含有不同尋常的意義。當然，這工作更需人去做了。

  我們已經講過歷史研究中的主體精神，我們再也不能陷於故紙堆里的考據的「歷史」之中了，必須用當代的意識——當代的哲學意識及歷史意識去觀照（這也是禪宗的用語）歷史，把握歷史，真正深人到歷史的內核之中，使史學本身也富於當代鮮明、活躍的特徵，一洗其沉悶的氣息。

  「條條道路通羅馬」。為抵達真理的彼岸，在文化的反思中促進歷史前進，我們都在探索不同的途徑，作出新的努力，以達到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揚棄的目的。

  事實上，不少同志已經在作這樣的努力了。有的同志運用「三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系統論來考察中國歷史，已經得到了相當可喜的成果。

  中國宗法社會的周期性震動，即每隔兩三百年一次短暫的調節——改朝換代，這從外觀上提供了這個社會穩定、沉滯的依據。學過物理的同志都知道，平衡正是在周期性震動中獲得的，螺旋如此，子彈的軌跡亦如此。外國很少這種兩三百年一次農民起義的周期性震動，這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參照系，可以作出比較及探究。

  同時，就宗法社會內部的結構而言，它則是一個超穩態的、正常的系統。正是這個系統對宗法社會起到極其重要的調節作用，使激烈的矛盾得到緩衝，最後歸於平復與停滯，如同軟墊一樣，什麼東西在上面彈幾下便平靜了，不會激化下去。那麼，這「軟墊」又是什麼呢？它又為什麼那麼善於吸收反作用力呢？

  人們找到了不少具體的，以及理論上的原因，諸如中國宗法社會的特點——家庭與國家的同構、歷史的不虞作用及無組織力量，以及在恢復穩定中宗法同構體的作用，儒家國家學說一體化，儒生的依附作用等等。當然，這些均有很強的說服力。

  但是，從根本上揭示中國歷史發展規律，從哲學的角度上對整個歷史的反思，尤其是對歷史觀的研究與揭示，這個工作還沒有人認真、系統地去做。

  也就是說，周期性的震盪、超穩態系統等等，它們的哲學依據是什麼？或者說，上升到哲學的意義上又將揭示出什麼？我們怎樣從歷史哲學的高度上，揭示這種「震盪」「穩度」的根本原因？

  這裡，我們不想玩弄「新三論」，即耗散結構論、協同論及突變論上面的有關術語，雖然新三論比老三論的層次又要高一些，我們研究中也需得益於新三論的啟發，而新三論對於歷史研究也有不可忽視的重大作用，但是，歷史本身應該有自身的語言。歷史唯物論本身也涵蓋了所有新的科學方法——梅林說過：「歷史唯物主義並不是一個排他的、達成最後真理的體系，它只是一個探究人類發展過程的科學方法。」所以，它在哲學的高度上，是不排斥任何新方法的運用的。同時，它自身也在不斷地向前發展，達到新的高度，決不否認對自身的超越。何況新三論或老三論，均只是研究中的具體方法呢。它本身是否認終極真理的，所以，它也決不會把自己當做終極真理，成為一個封閉的、保守的體系。既然是一種科學的方法，而不是目的，那也就允許有別的科學方法同時存在。

  而歷史唯物主義或唯物史觀，本身也是人類史觀發展中的一個階段，而不能包括全部人類史觀。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經濟的力量，生產力的因素便作為顯性因子出現了——在經濟落後之際，人們對生產力作用的認識是不會那麼充分、那麼明確的，這點，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都先後指出過——這樣，唯物史觀才應運而生，可以說，早幾百年，不會有唯物史觀，也同樣不會有馬克思；同樣，再過幾百上千年，一定會有比馬克思更高明的思想家出現，唯物史觀也會發展到更高級的階段或被超越過去。

  這麼說的本身正是對唯物史觀的認識。因為唯物史觀認為，人類社會就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人對歷史也同樣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社會生活的各個部分均是屬於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對它的認識也同樣是有機的，不會僵化的。歷史的前進有規律可循，並不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相應來說，中國古代在經濟與科學不發達的情況下建立的歷史觀，對社會發展帶來的阻塞、凝滯作用，造成周期性震盪及超穩態系統，同樣是值得研究的，更不允許忽略，缺乏這方面的工作，正教我們愧對前人也愧對後人。人們在習慣的語言中，說某某朝代「氣數已盡」，在現實中所抱的一種盲目的「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石頭也有翻轉之日」等帶有樸素史觀的態度，不正說明我們民族過去的歷史觀仍深刻地影響著今天，制約著社會的發展麼？由於「氣數已盡」（當然，這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是社會弊病已到了無法用和平方式根治的地步），中國人缺乏一種積極的、主動的研究精神，消極地聽之任之，而不善於及時發現積弊，設法加以治療，使社會保持不斷上升的趨勢，而寄望於新的「真命天子」的降臨。所以，周期性震盪，與這種歷史觀有著很密切的關係。為何這種周期性震盪在別的國家不這麼顯著或甚至沒有，作一下比較與分析，則是發人深省的。

  如果今天，我們還寄望於這種周期性震盪從而在一場巨大的毀滅中再去尋找新的生機，我們就必定會遠遠落後於世界上的先進文化及先進國家。落後總是要挨打的，一個無論過去是怎麼先進的民族，一旦落後，就難免被寂滅的危險。津津樂道古代的繁榮，只會加深今日落後與貧窮的危機，這往往成為一種鮮明的對比。

  這並不是說，我們就要對中國過去已選擇了的歷史道路取否定的態度，不是這個意思，已有的是不可以改變了的，對於過去，這種選擇一也是合乎歷史要求的。我們不可能改變過去，中國的歷史道路與別的國家的不同的歷史道路，都是我們這個星球上不同民族對自己的生存方式各自作出的選擇與探索，都是整個人類文明史中彼此不可以掩蓋的一部分。其實，歐洲對中世紀的選擇，不是也應當被否定麼？因為與此同時的參照物，則是東方的盛唐文化。他們相比之下，則是太黑暗、太野蠻了。但是，連唯物史觀的創立者之一恩格斯也說：

  反對中世紀殘餘的鬥爭限制了人們的視野。中世紀被看做是由千年來普遍野蠻狀態所引起的歷史的簡單中斷；中世紀的巨大進步……沒有被人看到。這樣一來，對偉大歷史聯繫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產生了。

  恩格斯把這種「中斷」的看法，視為「非歷史的觀點」。這一看法，我們不會接受不了。在近代的落後中，我們有其他國家工業化社會的參照物的同時，我們難道不可以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爭取又一個盛唐文化麼？這決不是要對傳統作武斷的否定——當然，在感性的批判開始時，這種矯枉正是難免的。而現在，則應進入歷史的、理性的批判了。我們不再是「五四」時期的水平了。

  所以，現在的要害不是指責誰在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而是要把我們的反思推向更深人也更高級的階段。

  傳統是一種惰力，但它既然是惰力，它則必定會被克服。「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中國傳統的歷史觀，正是意識形態里這樣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所以必須認真對待才可能加以克服。它畢竟敵不過經濟關係的變革，最終也會被取代的。而今，在華夏古國廣交的土地上，一場深刻的經濟改革方興未艾，這也必定帶來意識形態上的根本變化。因此，我相信，由經濟的變革、文化的反思向深層的進發，絕不會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被截斷——即便被截斷，無非也是提供一個更現實的批判對象，讓人們感到前段的反思尚是無力、未針貶至要害罷了。歷史的前進從來是不可阻遏的，我們已經付出了十年，乃至於一百年的代價，我們是不會容忍繼續付出更沉重的代價的。

  一個民族所有的歷史，對未來總是具有意義的。所謂佛家的「法」，也就是從過去得到的或多或少支配現實的力量，當然，簡單的因果關係是不足以說明這種力量的。歷史作為一個活體，其因果鏈不如說是人身上的生物鏈一樣，不到一定的氣候，或者一定的代系，是不會顯現出來的。「到處都可見死的拖住活的現象」，也不必看得那麼可怕，死的不見得就是死的，活的也不見得就是活的。超越了生死，這或許便是老莊及禪宗的觀念。縱然禪宗對治國平天下的歷史變化似乎無什麼興趣，但它作為一種哲學，也同樣有其歷史根底。何況我們也並不奢望「頓悟成佛」，三天進人共產主義的天堂，那麼，就用不著畏俱那歷史的惰力，不必擔心死人真能拖死活人。

  我們不是盲目的樂觀主義者。我們堅信中華民族未來的歷史上，必將出現燦爛的、偉大的文明。

  而這一偉大文明到來的遲早，則在於我們自身作出的努力。

  包括在對過去歷史所作的研究，是否迅速地、有效地找到新的突破口。

  我們應該有中國的歷史哲學。

  而這一歷史哲學較於過去，它是當代的、全新的；對於西方，它是中國的、民族的。它不是在故紙堆里造成的近視效應，也不是失足於歷史泥濘里的掙扎與爬行，它應當搏動歷史與哲學的雙翼，在時代的風雲中奮飛，閃耀出奪目的光彩來。建立一個中國的歷史哲學，這對於我們是責無旁貸的。它正在向我們招手，我們的目光也再不會離開它了。

  歷史是一個醒了的夢，驟然間空曠和遼遠，惟有追思才可能挽回那種失落之感——我們不是已失落了很多麼，揉揉眼睛，在一片空曠中看出充實、看出真情吧！

  這不是夢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