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歷史的超前意識及逆向置換
2024-10-04 13:39:17
作者: 譚元亨
我們又一次談到了歷史的超前意識。
講烏托邦,尤其是道德的烏托邦,這已比涉及倫理與歷史之間巨大的矛盾向前推動了一大步,也就是說,歷史的判斷或歷史的價值,是高於道德判斷與價值的,但是,歷史的判斷並不完全是功利性的,不完全是「重義賤利」的反題,例如,它對失敗的先驅者的肯定。
我們在這裡,就又必須引人審美判斷了。審美不僅與倫理相連接,也與功利相連接。把審美判斷引人歷史評價的範疇,這便有了嶄新的歷史觀的誕生。
對於倫理史觀的否定,是歷史的前進。毫無疑義,在倫理史觀里,以善為美,以善取代了美,也就否定了美,但它首先是否定了功利,不要功利。在物質貧乏的古代社會裡,正是「札」確保了統治者的權利——這也正是他們的道德基礎, 口口聲聲的「善」、「里仁為美」,勸戒對統治者節制、忍辱負重,不越過任何等級的規範——這裡多說一句話,一個爭權奪利最甚的社會,往往是物質最貧乏的社會,是比經濟社會、知識社會低很多的檔次。在訴諸道德愈厲害的時候,社會的「不均」只是表象,骨子裡是可怕的貧困。
孔子的「禮治」思想就是這麼產生的。
所以,它的「善」——道德說教,就如同在柏拉圖那裡一樣,具有相當反動的內容,迄今仍是「左」、是僵化的根源。它似乎道貌岸然,鄙夷人世間的一切功利,卻要把人類社會拉向貧困與落後。
縱然美學史觀不同整個道德相對立,但是,它畢竟是與道德家的思想體系——尤其是作為統治用的思想體系完全對抗的。
所以,美學史觀與道德倫理是相聯繫而又相對立的——多少偉大的作家都被斥作不道德,如曹雪芹等,但他們在作品中恰恰反映了歷史的必然趨勢,而莊子的「不道德」,也恰恰揭露了異化社會「諸侯之門仁義存焉」的真相;相反,凡是喋喋不休進行道德說教的作品,其審美價值又能有幾何呢?試想想十年浩劫中的「遵命文學」、「幫派文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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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在於這種對立,而在於兩者相聯繫之處。
審美與道德,有著相對的內在統一,人們常常看到其兩極是相適應的:善與美,惡與丑,在相當的場合上又混為一談,倫理的領域與審美的領域雖然不同,但又常常互相交織。因此,道德判斷往往會「魚目混珠」,取代了審美判斷,尤其是在文化層次比較低的情況下。例如,審美判斷總是超功利的,無私的,而道德判斷也是無私的、否定功利的——乍一看,兩者在這點上是統一的。但往往在這個時候,後者便會偷天換日,排斥、顛覆了前者的存在。
我們說的歷史的超前意識,便是在於:
倫理史觀對美學史觀的偕奪——也就是說,唯物史觀是否定了倫理史觀,將會發展到美學史觀,這在前幾章已說到了。但對於唯物史觀來說,倫理史觀與美學史觀似乎都對功利價值取同樣否定的態度。
高爾基還認為:
美學是未來的倫理學。((論作家))
可見兩者有多少相通之處。
的確,美學史觀是對倫理史觀的一個否定之否定,因此,不可避免有許多相似之處,前者無疑是後者的巨大的發展,螺旋式的_七升。
但是,審美價值是對功利價值的包含與超越,沒有包含便沒有超越。而我國傳統的道德價值,則是對功利的否定、鄙夷。舉一個例子,很近的一個例子,提倡「窮過渡」,這似乎很有道德的價值,但「窮」只能過渡到原始共產主義。而決不能達到物質與精神財富空前高漲的共產主義社會形成或我們所稱的美學社會。
一個物質與精神生活上無憂無慮的人,他進人的審美境界,與一個極其貧困者所幻想的道德境界,可以有很多相似,但實質是不一樣的。
我們總是把後者幻想的道德境界用以取代前者的審美境界——兩者都似乎擺脫了物質的直接需要。
這樣,歷史的超前意識——美學史觀,便就逆否定之否定回到了倫理史觀了,造成了滯後的效果。
這就不僅僅是烏托邦效應了。
正是力求儘快上升到美學社會——在美學史觀左右下,違背了當今歷史所要求的唯物史觀,結果,卻是陳舊、腐朽的倫理史觀起了作用,造成了歷史可悲的倒退。
這一事實難道不夠觸目驚心麼?
為什麼歷史往往似曾相識?為什麼循環論有那麼大的市場?這些形而上的把握,都沒有探究到歷史的內核中去——自然史觀講春夏秋冬式的循環,倫理史觀講以倫理中心主義為圓心的循環,本體論史觀講輪迴轉世的循環,唯物史觀講否定之否定——也似乎是循環,連史觀之間也有否定之否定,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但歷史畢競得前進,畢竟在前進。
尼采說:「道德退化為美學」,從而落個「我們——高級美學家——沒有罪孽和惡習不行。」(《悲劇的誕生》)
他把歷史與倫理、歷史與審美的關係這麼劃分。 自然,歷史存在著許多不同的價值判斷。但道德的善惡判斷,與審美的美醜判斷是不可以完全相等與適應,在歷史判斷上則看得更明白了。
美具有永恆的意義,它是超時代的、是屬於歷史與未來;而道德,總是與具體的歷史階段、社會集團相聯繫的;它往往成為維護舊的統治、舊的秩序的藉口或工具。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道德和法)中認為,在消除了階級對立以及消除了對這種對立的回憶之前,沒有什麼真正的人的道德。也就是說,已有的道德都只是階級的道德。
所以,美,有其積極性、進步性,乃至干激進的意義;而道德往往是消極的、保守的以及滯後的。
但在無數的美學及倫理學的論著中,往往把審美與道德評價混為一談——這種界限不清的現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因為這不僅僅是學術上的問題,而是有深刻的、發人深省的歷史背景——任何理論的高度都是與歷史的要求相一致的。不可以過分地去責難我們的理論家們,因為歷史提供的材料及歷史造成的制約,總是對他們造成影響的。當然,這是就一般而言。
但是,也常常有這樣的現象,某位歷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他的史觀及思想所達到的高度,甚至在其後幾十上百年的歷史思潮(所謂思潮,就是為時代所接近、所承認、已形成必然趨勢)也還達不到,例如李蟄與黃宗羲的某些觀點。這也正是這些人的歷史價值所在,他們超前地深刻把握了歷史前進的脈搏,看到了包含在現實中未來的因素。未來學,不就是要使這種超前把握儘可能地科學化、邏輯化麼?
審美要求,也就是對唯物史觀一種超前意識的表現。
但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