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藝術烏托邦與歷史的審美價值
2024-10-04 13:39:15
作者： 譚元亨
說到異化，我們就不能不講到藝術了。
前面我們就講到，藝術的使命，便是對異化的抗辯，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因此，烏托邦思想，在某些方面也是與藝術相通的，烏托邦也可以說是一種藝術思想。
羅索甚至說過，歷史也是一種藝術。當然，他是說，它既是科學又是藝術……
那種憑藉烏托邦思想去改造歷史或創造歷史的人，總是愛把歷史當做藝術——也就是說，他把自己要推行的烏托邦，去與異化相抗衡，那麼，這種抗衡發出的呼聲，更多的便是道德的與審美的！
馬基雅弗利則公開宣傳「霸術」，認為陰謀也是一種領導藝術， 自然，一千多年前，中國韓非子也直言不諱地講到了同樣的觀點——有人認為他們敗壞了政治家的聲譽，不過，羅素卻認為，對於馬幕雅弗利來說：
從來人們是慣於被他所震駭的，而他有時也確實驚世駭俗。不過，人們如果能跟他一樣地擺脫掉假仁假義，那末，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樣思想了。……附麗在他這個名字上面的習見的丑低，大多乃是由於偽善者們的憤怒——這些人是最恨將壞事坦白認作壞事的。（《西方哲學史》卷二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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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誇讚道：將政治上的不誠實，作如此誠實的在心智上的思考，是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所不能做到的。
也許，這正是基於他把歷史當科學與藝術的考慮，才得出如此結論。
作為藝術，是不以善為判斷準則的，極端的惡的形象，也可以是美——它該是真與美的統一，如人物形象而言，而不是善與美的統一。美與善，本是不可以在歷史觀中達到一致的。美總是要高於善的，美的力量要有力得多。
那麼，對於歷史而言，在什麼範圍內是藝術？在什麼範圍內又不是藝術呢？如說「法天貴真」是藝術的最高境界的話，歷史該是什麼呢？
在講到一位領袖人物，或者說「英雄造時勢」之際，我們滿可以說，歷史對於這位英雄而言，是他手中的藝術品——當歷史賦予了他某種使命之際。但當歷史「背棄」了他，要按自己的規律行事時，那它無論如何就不會是藝術品了，如果他還要視歷史為他的藝術品的話，那他只會把歷史變成反藝術的災難，最後也就毀滅掉自己。
這也許是說得很平易、樸實、簡單的話，但沒必要故弄玄虛，神秘化或「高級化」，它卻實在發人深省。
多少富於藝術家氣質的君王、領袖，在歷史上不是留下一個又一個悲劇麼？那位「垂淚對宮娥」的李煌，那位「此恨綿綿無絕期」的唐玄宗……他們可以成為偉大的藝術家，可在政治歷史上，雖也有偉大的一筆，但也有不幸的一筆，甚至不幸的悲劇意義更為深遠。
他們的藝術家氣質，更趨向於烏托邦思想的實行。
浪漫主義的詩情，終於化作了殘酷的現實、紛飛的血雨……
流水落花壽去也。
天上人間。
烏托邦的「天上」，落到了反烏托邦的人間。
藝術無疑是個人「獨與天地精神來往」的領域，而歷史則是各種因素的合力，有自然的、有人類的、有群體的、也有個人的……它在眾多的反常與偶然中，呈現出必然的正常來。哲學的歷史和政治的歷史是不一樣的，如同黑格爾所認為的，在哲學史里，無個人特性可言的思維自身才是歷史的創造性的主體；而政治史則相反，個人的品格、天賦、氣質的特性是行動和事件的主體。但兩者並不是背道而馳的，它們同樣都是歷史。而政治的歷史，在強調個人品格、天賦、氣質上，要更接近於藝術。有人用過「政治藝術」這個詞，更多則是對於政治家的領導藝術而言，也就是個人的才智的發揮。
但歷史歸根結底不是一種藝術的創造物，儘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呈現過藝術的特徵，但更多的是，在宏觀上看，它是一種共時性的、必然的邏輯發展。在不同的民族與國度，我們都可以看到某種程度上接近的、可供比較的歷史線索，這甚至包括已經消亡的民族在內。不同的文化處於不斷融合、揚棄的過程，偶有逆轉，可最終仍在前進，不可抗拒。
過多的浪漫主義詩情，恐怕對歷史是有害的；當然，對歷史理論而言，也同樣如此，但歷史本身是需要激情的，連冷峻的黑格爾老頭也這麼說過。
「一將功成萬骨枯」，在西方則譯作「偉大人物是公眾的災難」，並視我們這個愛好和平的民族的這句格言中包含了無數的經驗和智慧，這自然是西方的理解。也許，正是中國「英雄的時代」延續得太久了，中華民族付出血的代價太大了。萬里長城現在可以當做古蹟、偉大的藝術品，運河也是如此，可秦始皇、隋場帝「暴君」之稱是千古不易了。所以，強調歷史是藝術，不僅讓我們想起那些亡國之君，也想起這些既有輝煌功業、又罪惡滔天的歷史的英雄人物——他們「假私以完成大公的事業」，這已是古代許多歷史學家所作出的評價。
也許這樣，傳統的歷史觀念，就不要視廣大百姓的生命為生命，只視為英雄人物的鋪墊或工具，所以，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殺戮才那麼多，暴君與暴民政治才那般相映生輝，至十年浩劫，竟有多少人付出了代價！
直到今天，人們仍在期待英雄——這已經是一個可悲的事實了。早在一百年前西方便有人說過，一個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個可憐的民族，進一步說，是一個奴化的、蒙昧的、未曾覺醒的民族——當整個民族被玩弄於一位君王或英雄的股掌之上，歷史倒滿可以稱為藝術了。
藝術氣質的英雄，要麼是暴君，要麼就是悲劇人物——其實，英雄人物又有幾個不是悲劇人物呢，連暴君也同樣是悲劇人物。暴君在其個人而言，並不見得就絕對是人們頭腦中已形成的模式，秦始皇不也千古爭議不休麼？
藝術產生烏托邦，所以，也只有在根除異化之後，烏托邦思想才會消失。
而烏托邦的推行，本身就在加劇異化——以個人的意志扭曲整個的群體。
這也許是悖論：一方面，烏托邦出於道德或審美觀念的幻化，是對異化的一種杭辯；但另一方面，它卻在造成更大的異化。
章太炎可以說是一個例證，他從道德批判人手，推崇的更是「他律」的宗教道德，最後則是烏托邦的幻滅，復古讀經去矣，也異化成了故紙堆。
這還算好的，因為他前期的民主啟蒙影響要遠遠大於他躲人斗室後的影響。
可是，假如他以他的道德批判來執政的話，結局會怎樣呢？
自律的道德變成他律，尤其變成強加於社會的他律之後，我們所能得到的，只能是反烏托邦。
任何遠離今天的歷史的構想，總是會出現歧異，因為歷史總歸不斷有新的因素摻人，不斷有新的顯性因子出現，於是，死硬按照舊的構想去辦並急於求成，只能造成殘酷的後果，這便是一切烏托邦的必然歸宿，我想，人們愈來愈會看清這一點。
充分尊重現實的選擇性、可行性，這才有清醒的認識，一切歷史均在今天。歷史不會縱容超前意識無制約地發揮。歷史是再現實不過的了，來不得半點浪漫色彩——無論是古典的浪漫主義或是未來派的浪漫主義。
爾曹身與名俱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
個人與藝術、歷史，均在其中了。
但歷史又是一門藝術。
我們從歷史學家的著作中，遠遠不可能得到諸如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巴爾扎克、雨果、曹雪芹、托爾斯泰、妥斯陀耶夫斯基所提供的歷史意識及歷史畫面。形象大於邏輯、形象大于思維——文學，在這個意義上，堪稱歷史的全息攝影。人們從上述藝術家的巨著中，得到的政治學、經濟學、統計學……要比他們的時代的歷史學家們提供的要高得多。因此，歷史學家們往往更需要藝術的精神，正如偉大的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也不認為自己已對所描繪的時代作了科學的描繪，卻毫不含糊地聲稱：歷史學是一切科學中最不科學的學問，並說：
我在歷史上所構築的，並不是批判或沉思的結果，而是力圖填補觀察資料中的空白的想像的結果。對我來說，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詩；它是一系列最美最生動的篇章。（轉引自卡西爾：《人論》，第258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既然是藝術，它就不僅有認識價值而且應有審美價值了。因此，關於歷史哲學與價值範疇之間內在的、緊密的關係，就得加以研究與發掘——這又是一個新的課題。無疑地，它更是一個當代的課題。是當代史學這一美學發展中的必然結果。事實上，從道德一功利一審美價值的嫂變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個軌跡。可惜，我們不可能在這麼緊迫的篇幅中展開對這個問題的探索了。歷史學家受制於嚴格的求實規則中，也決不僅有枯燥的科學論證，而處處閃爍出詩人的精神來。
歷史作為藝術這個命題，正如我們所知，是早已在古希臘時提出來的。那是一個史詩的時代，歷史被當做藝術的一個分支。那個時代這麼做， 自然有它的理由。歷史是與詩相提並論的，歷史就是詩。直到19世紀初，英國歷史學家麥考萊仍這麼說：「歷史，在它的圓滿理想的境界，至少是一種詩和哲學的合成品，它通過特定人物和特定事件的生動描述將一般真相印人人心。」
而在中國，史官一直被置於很高的地位上，歷史從一開始就帶有濃烈的「官味」。因此，它是談不上是藝術的，儘管文、史、哲不曾分家。可以說，那時，歷史是被統攝於倫理之下的，是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秩序服務的，有如一位板著臉的、毫無感情的老頭子，要統治後世，決定後世；猶如一位正兒八經的大家長，被賦予一種很高的權利，因此，它不苟言笑，不為激情所左右，永遠那麼冷漠、嚴峻、威懾著一切。歷史不是詩，而是倫理學的奴僕，因而不會有詩情。當然，這個時代如此做，也有其充足的理由，何況這是一個沒有史詩的時代呢？一個沒有溫情的正統的大家庭呢？
對於西方而言，歷史作為藝術，受到了實證主義史學的「獨立運動」的否定，歷史被描繪成「不折不扣的科學」，弄得枯燥乏味，思想蒼白，喪失了正視生活、迎接現實挑戰的能力。這時的歷史，或多或少已與中國過去的歷史接近了，實際上沒了歷史，只有考據學，只有史料的堆砌、數據的積累了。
於是來了個否定之否定，人們又重新檢起了古典時代的論題：歷史是一門藝術——但首先強調的是藝術的認識價值、實踐功能，強調歷史使人們回憶過去，教育與啟迪人的心智，激發熱情與志氣，並以此與實證主義史學相對抗。
也只有超越出功利價值之後，歷史才呈現出它的審美價值來。而對於中國而言，在以倫理否定審美、取消審美的可悲做法（如「文藝為政治服務」等論調）被懷疑之餘，歷史作為一門藝術的論題，更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它開拓了一個全新的歷史學的領域，並且引導我們真正從歷史走向未來。
卡西爾在《人論》中說的是：
詩歌不是對自然的單純幕仿；歷史不是對僵死事實或事件的敘述。歷史學與詩歌乃是我們認識自我的一種研究方法，是建築我們人類世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卡西爾：《人論》，第262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
把歷史與詩等同起來，勢必引導向對審美價值的激賞或重視。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不帶有藝術成分是不可思議的，同樣，一個偉大的歷史進程不包含藝術的激情更不可思議——尤其在人們不再為物質世界所累之際。因此，我們提出歷史的審美價值之際，不正是反映了歷史的偉大進步麼？歷史性的變化正決定著人類未來的命運——那無論如何也應該是屬於審美的世界。
只是，我們是否講得太早了，太粗略了。這已經超出當今的歷史了，它尚未、也不可能得到認真的驗證。
那就說到這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