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西方理想的「道德烏托邦」

  寫到這裡，我們讀到了一篇為孔子、為儒家學說大抱不平的文章，說孔子是世界四大古代偉人之一，與耶穌等並列，並居首位，而且還拿出了我們在此書前面引用過的萊布尼茨、伏爾泰當年誇獎過中國、誇獎過孔子的言論作證明。

  不知怎的，我深深地感到悲哀。

  不錯，萊布尼茨曾誇獎過中國，說中國有一個令人欽佩的道德，父慈子孝，從君王至平民，好似一家人一樣親近。

  伏爾泰也試圖借中國的例證來打倒神學的統治。在法國大革命的宣言中，甚至引用了孔子的話作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我們都不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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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借，對於神權統治而言，君權統治應該是個進步的——但法國大革命不正是先打倒了神權統治而後再摧毀君權從而分了兩步走的麼？在打倒神權之際，借用一下君權又何妨呢？

  何況他們對中國並不真正了解呢？

  萊布尼茨是在他頭腦中構築了一個道德的社會，把中國當做了道德的楷模，以為中國正是他的理想所在。

  然而，他是大錯特錯了。

  對於他來說，當時的中國，只是一個道德的烏托邦！

  中國竟也成為過西方的烏托邦——這該不是天方夜譚吧？！

  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

  中國，在當時，平心而論，不正是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秩序而維繫下來的一個道德社會麼？不是明君賢臣、慈父孝子充斥的社會麼？乍一想，這不很完美、很理想、尤為很道德麼？

  但是，正是在這個道德的烏托邦里，當時又發生了什麼呢？其實是等級森嚴、特務橫行、冤獄遍地……試想一想關漢卿的《竇娥冤》吧，六月飛雪，天昏地暗，赴訴無門……

  「存天理，滅人慾」，給人民造成了多大的毒害及多麼深重的災難。後儒社會的實用理性，導致的便是「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一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教多少婦女死於非命，至死仍得不到人們的憐憫與同情。

  而「名教罪人」，更是扼殺了多少有識的志士！

  這一幕幕慘痛的歷史畫面，不正以血淋淋的事實，戳穿了「道德烏托邦」的真實面目嗎！人們不禁要想，在西方人想像中的「道德社會」，一旦付諸中國的實際，竟得到的恰巧是他們所描繪的「反烏托邦」的可怕慘禍！

  「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 由是酷焉」。「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譚嗣同悲憤的控訴，正是對這種「道德烏托邦」有力的揭露，只是，萊布尼茨等聽不到罷了。

  那些不顧歷史事實，妄加引證，以為可以給孔子正名的人，意欲何為呢？難怪有人認為，中國歷來沒有民主的傳統、只能服從專制，群體意識比個人主義有用得多、寶貴得多，並津津樂道那被神聖化了的道德傳統——孔子所推崇的「周禮」。

  關於周禮，論述的文章已經很多了，這裡不想過多重複。其實，所謂「禮」，無非是把倫理秩序等級化，以確立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力。不說別的，在周代，連後宮都等級分明，先是「正後」，而後是三夫人，再後是九繽，接下去為二十七世婦，末了，還有八十一女御。到了秦代，又收六國宮女入後宮，其品級爵位也分為了八等。聽從龍仲舒「罷默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更把這一禮視若至寶，後宮愈加等級森嚴，先是皇后，下面接著是昭儀、捷仔、經娥、榕華、充依……如今，不搞史學的人，都弄不明白這裡的含意。後宮尚如此，整個國家機構、整個社會呢？

  而今，報紙上紛紛報導，包括和尚等等，都分處級、科級、股級……這可是周禮遺風？抑或周禮的發揚光大？

  名位、禮教等等，是中國古代的道德傳統，其核心便是維護其等級制度，維護專制統治，這是不可以懷疑的了。對上，是任意妄為，刑不上大夫，理惟上；對下，則是依附關係，無條件的服從，抑制了人們在歷史創造中的主動精神。

  所以，有人說，儒家學說成為了中國道德觀念體系之魂，這是對的。因為在整個古代，這一直是統治階級尊奉的統治學說。

  馬克思說過，道德的基礎是自律，宗教的基礎是他律。

  但在中國，似乎沒有宗教——從嚴格意義來說，儒教是不能算作宗教的。但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並不等於沒有思想上的侄桔，何況儒教是立足於君權至上呢。

  不錯，它首先講的是自律，「先安內而後攘外」，講「正心、誠意、修身」，不遺餘力地論證倫理規範是以人的內在欲求和自覺意識為出發點的。但這一來，它卻使人「格物致知」以明「天理」，滅人慾，使所有人都失去了獨立的人格，只是為一個人——君王而活著。儒家重人事，輕自然的倫理色彩，便緊緊地吸附在人類的社會心理上了，所謂學問，便只是人際關係維護等級的學問。民成為了君主的附屬；子成了父的附屬；妻成為夫的附屬。按這一序列下來，全社會只餘一位「孤家寡人」了，所有人都消失了。這種倫理道德，則把自己當做別人的附屬，如何當好奴隸或奴才，從來就沒有主人感、獨立感。

  所以，以自律為出發點，最終達到的則是他律——起到比宗教更能鉗制人的作用，宗教只是從思想上鉗制或感化，而這種他律則從兩個方面——組織上與思想上雙重下來的。它以權勢的力量、社會群體的合力，對個性自由、獨立人格的扼殺為根本目的。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把道德規範、等級秩序當做一種強迫手段，也就是說，變成了法律的強制性，以道德為法——所謂「犯上作亂」為滔天大罪，不就是這個意思麼？「以理殺人」，勝於「以法殺人」，就更能說明這一點了。維護大一統國家的君王的權力取代了個人保持自由與人格的需要，這便是傳統道德的本質。

  所謂「禮治」的「理想境界」，說到底，就是這麼回事。

  中國人做「禮治」的夢已經太久了，如今，仍有不少人未清醒過來，還要做這樣的夢，實在是太可悲可嘆了。

  我這裡講的，已不是倫理與歷史之間的矛盾了，僅僅意識到這個矛盾，是遠不夠的。這個，我們在剖析古代史觀之際已講了很多、很多……

  把道德當成了法律，這是極為可怕的，它必然會導致法西斯的恐怖統治。

  也就是說，道德上的烏托邦，只會走向真正的「反烏托邦」——這是未來學上的術語。而且是從兩重意義上說的，本來，道德是一種感化的力量，一種軟的框架，它不比法律，訴諸強制的力量，鐵面冷心。然而，它必然由軟走向硬，從和平走向暴力。這是一重意義，縱然道德的木意在於消除暴力。另一重意義是，它之所以會走向「反烏托邦」，即集人類一切向惡的傾向發展的可能性，卻恰恰是因為從「善」出發的。道德倫理的準則不就是懲惡揚善麼？如果說，從和平走向暴力，這僅僅是表現形式的話，那麼，以善出發，而從一開始便成了行惡，這便是實質內容了。我不能說一切烏托邦必然走向反烏托邦，因為烏托邦大都是紙上談兵，但是，一切要實行的烏托邦，其命運都是可怕的。

  至此，會有人跳了起來，說我是個反理想主義者。不，問題在於理想構築的成分。

  後面我們再來說美學的社會。現在還只能說道德的烏托邦。

  所有的宗教，都是勸人去惡從善，表現上看，一切宗教的出發點都是善、是愛、是仁慈與道義，為了普渡眾生——但是，這恰恰是一切宗教戰爭的開端。在當今世界上，最頻繁、激烈的戰爭，不都是宗教的戰爭麼？或者是以某種信仰為旗幟的戰爭麼？它得到的是什麼呢？是流血，是千百萬生靈塗炭！

  宗教的彼岸世界，難道不正是烏托邦麼？

  毋庸置疑，任何烏托邦都是吸引人的，迷人的——哪怕是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或者是康有為大力論證的大同世界。因為它包含有許多人的夢想，當然，這種夢想也是源於現實的土地的，是現實曲折的反射。而且，還加上了許多看上去是切實可行的推理、論證。

  而烏托邦實行的本身，卻是把業已形成的理想，當做一種強力意志，強加在人類與歷史上面，所以，無論它以怎麼溫和、善良的面孔出面，而一旦遭到了抗禦，則會以自身的所謂「最高目的」是善為理由，採取一種不擇手段的方式去向前推進——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成了多少烏托邦主義者的格言。

  於是，「失節事大，餓死事小」，為樹一個貞節坊，足可以置千百萬無辜女子於死地，以免在閻羅府里分屍、下地獄被焚燒……這其實與宗教「拯救靈魂」差不多了。

  於是，為了「明察秋毫」或「明鏡高懸」，大搞特務政治，弄得人心惟危，冤獄遍於寰中，投書告密成風——而這反而成了最高的道德標準！

  於是……

  在古代中國這個「道德烏托邦」里，我們至少還可以引出千百個「於是」來，集封建極權統治之最醜惡、最冷酷、最反動之大全！

  中國的儒家社會，不能不說是經過精心計劃，用幾千年來完善——由孔子憑周禮而設計，經由螢仲舒、程朱一脈相承，反覆修補、加工，堪可稱最完美的「烏托邦」藍圖。

  可人們飽嘗的苦難，卻也可為全世界之最！

  我們還可以寫一部書，叫《中國的烏托邦思想》，同時，更可以寫另一部書（由烏托邦誘發的社會瘤疾），中國確實是個很好的例證。

  烏托邦思想是一種權力意志的轉換。它似乎是對未來的尊重，從而可以捨棄現實的幸福，以流血犧牲去換取一個理想有可能的實現。這又接近於宗教了，以塵世的受苦受難去換取一張來世升人天國的門票。

  但是，捨棄了現世就一定有未來麼？我們對於19世紀末的人也許就是未來吧，但我們卻不在天國。兒時總幻想成人後的神通廣大，可事實呢。每一代人，在生涯上都是匆匆的過客，憑什麼不尊重這一代人的幸福、 自由的權利呢？烏托邦不就是要否棄這種權利麼？無盡的許諾，到頭來只是張空頭的支票一一不如腳踏實地，從腳下做起。

  希特勒甚至以改良人種為己任，可他千的是一場空前的人類大屠殺！

  狂妄的野心——反人類的自我神化的意識，可以說是烏托邦思想的依據。

  烏托邦，是神權及君權社會留給今天的一個幻影，一個迴光返照。這就不難解釋參加農民革命的某些代表人物為何能接受某個崇高的理想，而事實上把它當做烏托邦並且重複君主們的悲劇，把個人自以為「善」的意志強加於社會，一時間，還可移山填海，功績顯赫，而老百姓則被視做縷蟻，微不足道，以致血流成河。

  被壓迫至最底層的會有幻想，而權力達到峰巔的則更有美夢，他們以為權力足以左右一切，創造一切。人，就是這樣在權力中異化，無論他是善是惡。其往往只有清醒與不清醒之分。

  在這個意義上，烏托邦，也可以說是一個神化了的權力世界。

  權力，往往表現為政治；權力，又總是靠道德來支撐——不得犯上，犯上則是最大逆不道的，在中國的準則便這樣。所以，儒家把君主的統治，建立在「禮治」上，以道德建立它的烏托邦世界，把統治人或甸甸於他人腳下的倫理觀注人到了歷史觀之中。

  但得到的恰巧是反烏托邦。

  所謂「反烏托邦」，按未來學的概念來說，則是把人類現實社會已表現出來及潛藏著的惡的趨勢，加以外延推理，將有可能出現的未來的慘劇昭示於人世，以告誡人類不得如此走下去，以防止慘劇的發生。

  它似乎是與烏托邦相反的，烏托邦則是以善作推導，描繪出一個美好的理想社會。

  但歷史已經表明了，這兩者恰巧不是對立的，不僅互為補充，而且相互聯繫，甚至互為因果——烏托邦的實行，必有反烏托邦的結果。

  我們不如時刻聽聽警鐘，而不去信那美妙的幻想，何況歷史是實實在在的，鋪設好現實的階梯，也才』可能更穩步地走向未來。以動機良好作道德上的判斷，是決不可以代替歷史事實本身作出的結論的。

  也許，只有專制主義才會產生烏托邦——雖然這烏托邦本身似乎充滿了民主色彩，但到最後，它還是專制的結局，災難的結局，不為歷史所要求。

  一個理想的王國，無論它被描繪得如何光輝燦爛，如何其有迷人的力量，可一旦按照一定的模式強加於現實社會之際，它就必定要剝奪大多數人自由的意願、個性的發展，它就會變得僵化，變成專制，於是，它留下的便是血雨腥風、滿目瘡痰。

  種下的也許是珍珠，收穫的卻絕對是魚目。其實，那光彩奪目的珍珠本身，就包含有重壓、窒息的氣味。歷史當然不是遺傳學，但更不是簡單的「種豆得豆」的栽培學。歷史不是權力與熱情的產物。歷史的可選擇性不在於理想自身——對於理想，歷史恰巧會顯示出它的非選擇性來。

  最早勾勒出理想王國的「烏托邦」，在西方，恐怕算是柏拉圖了。

  在他的政體循環論中，理想國是最美好的政體，是比貴族政體、財閥政體、民主政體、播主政體都要完美的最高級的政體。而他的理想國，則是「智者統治」，是「哲學王」的絕對權威，說到底，也不過是憑過人的智慧攫取權力罷了，歸根結底，便是獨裁了。

  關於哲學王統治，連亞里士多德也予以批判，認為任何個人的絕對權力，都不可避免地摻雜進獸性的因素。對於獸性，是談不上什麼道德約束的。

  所以，柏拉圖畢生奔走，為實踐其「理想國」的理論，三下西西里島，但均以失敗告終。

  所以，從「烏托邦」誕生之日起，它的命運就不濟。

  但是，人類的烏托邦思想，在漫長的歷史中始終沒有消失，不斷地變化、更新，理論化乃至於系統化。在中國，也不例外，從孔子的「三代之治」到康有為的「大同世界」，是有一道很明顯的軌跡的。

  「烏托邦」也是歷史的產物，歷史現實的產物。

  它一方面是權力意志的產物，是神權與君權給今天留下的一個幻影，一個迴光返照。

  但另一方面，它似乎也是對於異化的一種抗辯，是對於醜惡的現實的一個無力的對照，當然，這兩者並不矛盾，如同宗教的「天國」與流血的宗教戰爭是統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