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7 李大釗： 向唯物史觀的轉變

  最後完成唯心史觀向唯物史觀演變的，當首推李大釗先生——他也以鮮血來完成了自己。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舉出陳獨秀、魯迅、郭沫若、瞿秋白、李達以及毛澤東等名字。不過，較早地完成這一轉變，並較早確立現代史學的，並有系統論著的，也還是李大釗，他的《史學要論》內，包含有豐富而深邃的歷史思想，後來，他又專門發表了（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等一系列史學論文，開唯物史觀指導下的現代史學之先。所以，我們在此僅以他一人為對象，對現代史觀的源頭加以評析，以饗讀者。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又是「五四」時期聲震神州的《新青年》一刊的主筆者中的一員，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中流砒柱，代表了這個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最激進的方向，最後英勇捐軀。

  在他還是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之際，就已經猛烈地抨擊了歷史循環論，對懷念「三代之治」的「懷古派」，他斥之為「喪失未來」的可憐蟲。歷史是往前發展的，哪怕說是循環，「這個循環亦是順進的，不是逆退的，只是螺旋的進步，不是反覆的停滯』（《時》）！他高擎「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指出孔子不過是「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孔子與憲法》）， 自從尊孔以來，一部中國史只是大盜與鄉愿相勾結、狼狽為奸的專制制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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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彝與政治》一文中，進一步提出了反對一切專制政治，實行人民民主政治的主張。彝指彝器，是古代帝王統治權威的象徵，他提出的「民彝」思想，則是要樹立民主的、大眾的統治權威：

  茲世文明先進之國民，莫不爭求適宜之政治，以信其民棄，彰其民棄。吾民於此，其當鼓勇奮力，以趨從此時代之精神，而求此適宜之政治也，亦奚容疑。民棄的實質，「則帷民主主義為其精神」。

  從反對君主專制出發，他要掃除個人迷信、英雄崇拜。他認為「離開眾庶，則無英雄」，所謂英雄，「乃以代表眾意之故而讓諸其人之眾意總積也」。「離於眾意總積，則英雄無勢力焉」。把英雄無限提高，足以使人民「失卻獨立自主之人格，墮於奴隸服從之地位」。

  然而，他卻認為，「歷史者，普遍心理表現之紀錄也」（《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並在上述（民彝與政治》中說：「蓋文明雲者，即人類本其民彝，改易環境而能戰勝自然之度也。」把「民彝」當做「理」，以勝制度之「法」：

  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圖其進步。前者法之事，後者理之事。必以理之力著為法之力，而後襖序為可安；心以理之力摧其法之力，而後進步乃可圖。是秩序者，法力之所守；進步者，理力之所摧也。

  所以，他把歷史的推動力仍視之為「心理」、為「理」，是「理」與「法」的衝突——這同民主啟蒙主義者反對封建專制所依據的理論可謂差不離。但在反英雄史觀上邁出了一大步。

  十月革命之後，他完成了向唯物史觀的轉變，在他所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著重介紹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而變化。我們可以稱這些精神的構造為表面構造，表面構造常視基礎構造為轉移，而基礎構造的變動，乃以其內部促他自己進化的最高動因，就是生產力，為主動，屬於人類意識的東西，絲毫不能加他以影響，他卻可以決定人類的精神、意識、主義、思想，使他們必須適應他的行程」。「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他變動。社會組織即社會關係，也是與布帛寂粟一樣，是人類依生產力產出的產物」。當然，他還講到了上層建築的反作用。

  由此，他在《史觀》一文中指出，過去的歷史觀只是「偉人的歷史觀、聖賢的歷史觀、王者的歷史觀、英雄的歷史觀、道德的歷史觀、教化的歷史觀，均與神權的歷史觀、天命的歷史觀，有密切相依的關係」。只是「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

  後來出版的《史學要論》，則對歷史觀作了科學的解釋。他指出，歷史不是陳篇故紙，不是印刷呆板的東西，而是「人類生活的行程」，「社會的變革」。過去的史籍，只是「歷史的材料，而不是歷史」，「不是這活的歷史的本體」。歷史學要全部、真實地反映歷史，則在於治史學者的歷史觀：

  歷史觀乃解析史實的公分母，其於認事實的價值，尋蜂其相互連鎖的關係，施行大量的綜合， 實為必要的主觀的要因。

  他認為史觀也是要發展的：

  一時代有一時代比較進步的歷史觀，一時代有一時代比較進步的知識；史觀與知識不斷的進步，人們對於歷史事實的解喻自然要不斷的變動。而史觀的形成，則「半由於學問知識的陶養，半由於其人的環境與氣質的趨傾」。

  在其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他提出了歷史的「重作」與「改作」，他說：

  今日歷史的研究，不僅以考證確定零零碎碎的事實為畢乃能事；必須進一步，不把人事看做片片段段的東西；要把人事看做一個整個的、互有連鎖的東西去考察他，於全般的歷史事實的中間，尋求一個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實與事實間的相互的影響與感應。

  這已提出了治史的根本原則。

  他的一系列理論著作，首次在中國歷史哲學史上，完成了唯心史觀向唯物史觀的轉變，其貢獻是突出的。他未能整理出版的《史學思想史》中，更從16世紀法國的鮑丹、魯雷、義大利的維科、法國的孟德斯鴻到聖西門的歷史思想講起，一直講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形成，是頗有史學價值的。

  他運用唯物史觀的原理對中國古代、近代歷史的分析，也很是中肯與精闢，亦可謂「為天下之先」。可惜，他未能完成自己龐大的歷史理論計劃，「出師未捷身先死」，競犧牲於北洋軍閥的絞架之下，實在是中國歷史上一大損失。中華民族的一大損失。

  唯物史觀為中國所接受，正是以李大釗的血為標誌、為開端的。像是早已預言自己的捐軀一樣，他曾在《犧牲》一文中就說過：

  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與光華。絕美的風景， 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 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棲牲中。

  唯物史觀的接受與發展，也同樣與他的生涯一樣，在現代的中國走了一條不尋常的、血與火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