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6 辛亥革命：孫中山的「民生史觀」
2024-10-04 13:38:58
作者： 譚元亨
戊戌變法的失敗，證明了君主立憲在中國此路不通。戊戌變法的參加者，有的慷慨悲歌，從容赴義；有的落荒而逃，遁人空門；有的變節屈服，沉溺於故紙堆中……這時，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歷史轉折關頭崛起了，他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 自由和解放，奔走呼號、浴血奮戰，終於成功地發動並領導了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打倒了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建立了共和國，這一偉大的勳業，是前無古人可比的。他倡立的孫文學說，更給中國近、現代的思想啟蒙運動開拓了廣闊的、全新的領域，迄今仍值得當代人認真研究與吸取。
他對封建君主專制的猛烈批判，一直到武器的批判，都是沒有人能與之匹比的。關於這點，從他最終結束了皇帝在中國的統治以及禁止人們稱他「萬歲」這兩方面而言，就足以說服人了，用不著再一一複述了。何況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萬歲」一語還那麼盛行，在他，這已是去世有半個世紀了。
在歷史觀上，他的理論貢獻，則是著名的民生史觀。
這是我國走向唯物史觀之際一架高大的橋樑。
他的民生史觀，與康、梁等借古托制、以「公羊三世說」來宣揚神秘進化思想不同，而是以自然科學的、直接的、樸素的形式出現的。「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人類產物由二十萬年以來，逐漸進化才成今日的世界」（《民權主義第一講》）。
由此，他把社會歷史也看做了自然歷史的過程，其模式是：洪荒時代一神權時代一君權時代一民權時代
這比章太炎的俱分進化、嚴復的圖騰～宗法～國家論以及封建史學的「一治一亂，一質一文」循環論，都要進步得多，揭示了其間的質變及上升過程。
他說：「民權之萌芽，雖在二千年以前的羅馬希臘時代，但是確立不搖，只有150年，前此仍是君權時代，君權之前便是神權時代，而神權之前便是洪荒時代。」（（民權主義第一講））
他這是講的政治形態的進化，並進一步作了論述：「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公理同強權爭。到這個時代，民權漸漸發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民權主義第一講》）
在經濟形態上，他又提出了自己的新模式，這就是：
原始共產制～商業資本制～工業資本制～新共產制
他承認人類的原始時代實行過共產制，只是由於「金錢發生」了，「共產制度便漸漸消滅了」。他說：
由於有了金錢，可以自由買賣，便逐漸生出了大商家。 當時工業還沒有發達，商人便是資本家。後來工業發達，靠機器來生產，有機器的人便成為資本家。所以從前的資本家是有金錢，現在的資本家是有機器。那些極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資都壟斷起來， 圖他個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要做他的奴隸，於是變成人與人爭極劇烈時代。這種爭鬥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呢？必須再回復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民生主義））
他的民生史觀就是由此產生的，自然是包含有唯物主義的因素。在這點上，他是深受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影響的，只是他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發揮，他說，馬克思所「發明的最重要之一點，就是說世界一切歷史，都是集中於物質，物質有變動，世界也隨之變動。並說人類行為，都是由物質的境遇所決定，故人類文明史，只可說是隨物質境遇的變遷史」（《民生主義》）。
在中國這一特定環境下，數億人口，民生問題自然擺在首位，他堅持「歷史的重心是民生」，耍從社會經濟生活中尋找歷史發展的動因，這顯然是了不起的。他說：
吃飯是民生的第一個重要問題，穿衣是民生的第二個重要問題。要全國四萬萬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萬萬人都是豐衣足食。（（民生主義》）
試比較一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可以說，孫中山只不過講得更直接、更樸素些。顯然，在史觀上，他比夏曾佑根於文化的文化史觀、章太炎基於道德的社會史觀，都要深刻得多、高明得多，正如他所說的：
經濟問題，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決得了的，必須把社會的情狀和社會的進化，研究清楚了之後，才可以解決。這種解決社會問題的原理，可以說是全憑事實，不尚理想。（（民生主義））
好個「全憑事實，不尚理想」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從這齣發，他考察了中國這麼一個「民窮財盡」的落後國家，也考察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利弊，嚴肅地提出了「經濟革命一社會革命」的命題：
歐美各國二百餘年以來，只曉得解決民族、民權兩件事，卻忘了最要緊的民生問題。到現在全國的權力，都操在少數資本家的手裡，只有少數人享幸福，大多數人還是痛苦， 因為大多數人不甘受這種痛苦，所以現在才有經濟革命一社會革命——的事情。（《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他給「民生」下了如下定義：
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 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民生主義》）
並對其歷史觀作出了最後的概括：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所以民生問越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民生主義））
他的「平均地權」，叫「耕者有其田」，以及「節制資本」，發展物質文明的兩大經濟辦法，正是從這齣發的。所以，他認為他的「民生史觀」，「包括一切經濟主義」，這就摒棄了一切小生產者的烏托邦空想、道德說教、宗教激情而走向唯物史觀、只是「民生史觀」未能完成這一歷程。
由於從「民生」出發，他認為，「社會中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把階級鬥爭說成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由此得到結論：
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 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以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民生主義））
那麼，社會生理何在呢？孫中山認為「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民生主義》）。他力主的是調和，並由此建立了他的國家學說：
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數十萬年矣。（《民生主義》）
他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以互助為原則」（《孫文學說》）。而且，「人類自入文明以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
調和、互助，便能進化，固然是反對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但國家之說，未免在此失足了。「天性所趨」，已是太抽象了，而進一步把政治稱之為「管理眾人之事」，把政權稱之為「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
因此，他一方面力主「時勢造英雄」，在他的《孫文學說》中，以拿破崙和華盛頓為例，指出英雄人物是時代的產物：「夫華拿二人之於英法革命，皆非原動者，美之十三州既發難抗英而後，乃延華盛頓出為之指揮，法則革命起後，乃拔拿破崙於偏裨之間。苟使二人易地而處，想亦皆然，是故華拿之異趣，不關乎個人之賢否，而在其全國之習尚也」。
可另一方面，他又把人分為三類：「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前者是指有識之士，後者則指廣大群眾。前者是理論家或發明家，後者是實行家。
因此，他一方而號召革命「大家來作」、「喚起民眾」，另一方面又視群眾為不知不覺的群氓，於是，他的學說中，往往帶有兩重性，處於唯心史觀與唯物史觀的分界線上，或者說，上半截是唯心的，下半截則不能不立足於唯物論上，所以，他強調「民生」的第一要義是吃飯問題、穿衣問題，與唯物史觀所重視的範圍不相上下，可再往前走，卻又把人看做「心之器」，國家是「人之積」，政治乃是「人群心理之現象」，便又為唯心主義的思想所束縛了。
直到晚年，他仍認為：
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是共產主義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
這顯然是源自於他說的「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民生主義》）。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孫中山先生是力圖從中國實際出發，去吸收、改造西方的學說，在這點上，他是無可非議的。他認為西方已有「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而中國「今日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只有大貧與小貧的區別，所以上述法則不一定用得上了，他有他的一片苦心。我們不可以苛求他原封不動照搬這個那個。
無論如何，孫中山的「民生史觀」，是近代史觀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環節，有其偉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絢麗色彩。在他最後推倒了封建統治的殊勛上，這一史觀的光輝就更顯得燦爛奪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