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3 夏曾佑:文化史觀
2024-10-04 13:38:50
作者: 譚元亨
與梁啓超、嚴復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夏曾佑,依照其「文化史觀」,倒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明、清之際的歷史演變——倒退與前進。
他在《中國古代史》中曾把宋元明稱為「退化之期」,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可謂封建末世了,其間,「教殖荒蕪、風俗陵替,兵力財務均逐漸摧頹,漸有不能獨立之象,此由附會第二期(指先秦)人之理想,而得其惡果者故謂之退化期」。
這一退化,本應更新的,卻來了個清朝,「此期前半,學問政治集秦以來之大成」——這正如我們前所述的,一種迴光返照,而終「成局之已窮,而將轉人他局者,故謂之更化期」。
這與我們前面的論述已有所接近了,假如把「更化」說成是迴光返照、苟延殘喘,就會更接近一些。自然,他說的科學依據是不足的,沒能揭示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及較為科學的階段。
這裡,我們不妨把他的關於中國歷史的「三大期」和「七時期」的劃分簡述一下。他說:
中國之史,可分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為近古之世。
上古之世,可分為二期:由開辭至周初,為傳疑之期, 因此期之事,並無信史,均從群經與諸子見之,往往寓言實事,兩不可分,讀者各信其習慣而已,故謂之傳疑期;由周中葉至戰國為化成之期,因中國之文化,在此期造成,此期之學問,達中國之極端,後人不過實現其諸派中之一分,以各蒙其利害,故謂之化成期。中古之世,可分為三期:自秦至三國,為極盛之期。此時中國人才極盛,國勢極強,凡其兵事皆同種相戰,而別種人則稽於闊廷,此由實行第二期之理想而得良果者,故謂之極盛期;由晉至隋為中衰期,此時外族侵入,握其政權。,後宗教亦大受外之變化,故謂之中衰期;唐室一代,為復盛期,此期國力之強,略與漢等,而風欲不逮,然已勝於其後矣,故謂之復盛期……
近古之世,他分作「退化」與「更化」二期,前面已說過了。
縱觀整個分期脈絡,他是以文化的角度切人的,把整個歷史放在連續性發展的過程來考察,以先秦文化為各期的參照系統來揭示其間歷史事變的因果關係,看到了歷史在曲折中前進的進化規律。這較之過去的歷史研究,無疑是一個進步,一個新的貢獻。
在整部《中國古代史》,他著眼於文化思想之上,認為是文化起到了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所以被視作「文化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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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孔子的儒家文化說成是中國社會的根本,他認為「孔子之道」是「君子之道」,「留術數而去鬼神」,所以才成為了「國教」。儒教是關於「富貴貧賤與智愚賢不肖」的,是一種「近人」的學說——這已推向了啟蒙時期人文主義的高度了,能應政治鬥爭的需要而變化。由此,他竟把「中國之歷史」,說成「即孔子一人之歷史而已」:
春秋戰國時代,至要之事,乃孔子先於此時代也。
若對孔子教育之指要,既有所窺,則自秦以來,直至目前,此二千餘年之政治盛衰,人才升降,文章學問,千枝萬條,皆可燭照而數計矣。
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後立;中國之政,得秦皇而後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後定,三者,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
孔教擺在了立政、開邊之前!把文化的作用強調到了最高的位置上。文化,便決定了一切,由此,民智開發、教育等等,均是最重要的推動歷史前進的手段。難怪謂之「近人」說。因此,他認為:
孔教之原理,雖因緣繁複,然至大之因,總不外吾民之與孺家相宜耳。
所以,他認為中國歷史「綜古今士類言之,亦可分為三期」,「由三代至三國之初,經師時代也」;「由三國至唐,名士時代世』;「由唐至今,舉子時代也」。不過,他對經師、名士、舉子一一加以了鞭撻,藉此否定古文經學及科舉制度,好為維新變法提供歷史根據。
他倡導民智決定論、教育救國論,正是與他的文化史觀分不開的,他說:
古今人群進化之大例,必學說先開,而政治乃從其後。
學說——文化決定了政治,決定了歷史的發展。從文化上去尋找歷史發展的原因——雖失偏頗,可比封建史學「考其得失,以為龜鑑」的「資治」,並借其「懲惡勸善」作「垂訓」,還是要高明得多。
所以,梁啓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誇他為「晚清思想革命的先驅者」,說他「對於中國歷史有嶄新的見解,尤其是古代史」。而嚴復則稱他的(中國古代史》為「曠世之作」((嚴復致夏曾佑))。這些,都是恰如其分的。
當然,同時代的章太炎亦指出,該書發明「只有宗教最多,其餘略講一點學術,至於典章制度,全然不說,地理也不分明,是他的大缺陷」(《社說·述常識與教育》)。
不管怎樣,他這部「以供社會之需」冀國家免「蹈埃及、印度之覆轍」的史著,在近代史觀史上,是留有不可磨滅的光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