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3 夏曾佑：文化史觀

  與梁啓超、嚴復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夏曾佑，依照其「文化史觀」，倒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明、清之際的歷史演變——倒退與前進。

  他在《中國古代史》中曾把宋元明稱為「退化之期」，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可謂封建末世了，其間，「教殖荒蕪、風俗陵替，兵力財務均逐漸摧頹，漸有不能獨立之象，此由附會第二期（指先秦）人之理想，而得其惡果者故謂之退化期」。

  這一退化，本應更新的，卻來了個清朝，「此期前半，學問政治集秦以來之大成」——這正如我們前所述的，一種迴光返照，而終「成局之已窮，而將轉人他局者，故謂之更化期」。

  這與我們前面的論述已有所接近了，假如把「更化」說成是迴光返照、苟延殘喘，就會更接近一些。自然，他說的科學依據是不足的，沒能揭示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及較為科學的階段。

  這裡，我們不妨把他的關於中國歷史的「三大期」和「七時期」的劃分簡述一下。他說：

  中國之史，可分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為近古之世。

  上古之世，可分為二期：由開辭至周初，為傳疑之期， 因此期之事，並無信史，均從群經與諸子見之，往往寓言實事，兩不可分，讀者各信其習慣而已，故謂之傳疑期；由周中葉至戰國為化成之期，因中國之文化，在此期造成，此期之學問，達中國之極端，後人不過實現其諸派中之一分，以各蒙其利害，故謂之化成期。中古之世，可分為三期：自秦至三國，為極盛之期。此時中國人才極盛，國勢極強，凡其兵事皆同種相戰，而別種人則稽於闊廷，此由實行第二期之理想而得良果者，故謂之極盛期；由晉至隋為中衰期，此時外族侵入，握其政權。，後宗教亦大受外之變化，故謂之中衰期；唐室一代，為復盛期，此期國力之強，略與漢等，而風欲不逮，然已勝於其後矣，故謂之復盛期……

  近古之世，他分作「退化」與「更化」二期，前面已說過了。

  縱觀整個分期脈絡，他是以文化的角度切人的，把整個歷史放在連續性發展的過程來考察，以先秦文化為各期的參照系統來揭示其間歷史事變的因果關係，看到了歷史在曲折中前進的進化規律。這較之過去的歷史研究，無疑是一個進步，一個新的貢獻。

  在整部《中國古代史》，他著眼於文化思想之上，認為是文化起到了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所以被視作「文化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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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孔子的儒家文化說成是中國社會的根本，他認為「孔子之道」是「君子之道」，「留術數而去鬼神」，所以才成為了「國教」。儒教是關於「富貴貧賤與智愚賢不肖」的，是一種「近人」的學說——這已推向了啟蒙時期人文主義的高度了，能應政治鬥爭的需要而變化。由此，他竟把「中國之歷史」，說成「即孔子一人之歷史而已」：

  春秋戰國時代，至要之事，乃孔子先於此時代也。

  若對孔子教育之指要，既有所窺，則自秦以來，直至目前，此二千餘年之政治盛衰，人才升降，文章學問，千枝萬條，皆可燭照而數計矣。

  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後立；中國之政，得秦皇而後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後定，三者，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

  孔教擺在了立政、開邊之前！把文化的作用強調到了最高的位置上。文化，便決定了一切，由此，民智開發、教育等等，均是最重要的推動歷史前進的手段。難怪謂之「近人」說。因此，他認為：

  孔教之原理，雖因緣繁複，然至大之因，總不外吾民之與孺家相宜耳。

  所以，他認為中國歷史「綜古今士類言之，亦可分為三期」，「由三代至三國之初，經師時代也」；「由三國至唐，名士時代世』；「由唐至今，舉子時代也」。不過，他對經師、名士、舉子一一加以了鞭撻，藉此否定古文經學及科舉制度，好為維新變法提供歷史根據。

  他倡導民智決定論、教育救國論，正是與他的文化史觀分不開的，他說：

  古今人群進化之大例，必學說先開，而政治乃從其後。

  學說——文化決定了政治，決定了歷史的發展。從文化上去尋找歷史發展的原因——雖失偏頗，可比封建史學「考其得失，以為龜鑑」的「資治」，並借其「懲惡勸善」作「垂訓」，還是要高明得多。

  所以，梁啓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誇他為「晚清思想革命的先驅者」，說他「對於中國歷史有嶄新的見解，尤其是古代史」。而嚴復則稱他的（中國古代史》為「曠世之作」（（嚴復致夏曾佑））。這些，都是恰如其分的。

  當然，同時代的章太炎亦指出，該書發明「只有宗教最多，其餘略講一點學術，至於典章制度，全然不說，地理也不分明，是他的大缺陷」（《社說·述常識與教育》）。

  不管怎樣，他這部「以供社會之需」冀國家免「蹈埃及、印度之覆轍」的史著，在近代史觀史上，是留有不可磨滅的光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