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 「君師合一」及歷史的危機感

  我們剛評述了幾位政治家，對歷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英雄人物的史觀。由於處於激烈的歷史演變的旋渦里，一般來說，作為政治家的歷史觀念及思想意識，很難有成熟、完備的形態，並形成其完整的理論系統。這是不可以苛求他們的，正如古代一樣，作為周文王及秦始皇，漢武帝及唐太宗，並沒有人把他們當做思想家來評價。奇怪的是，到了後來，竟非要把類似於他們的領袖人物，在肯定了其政治作用之後，竟還要把其進一步完美化，似乎成了「全人」，又是思想家、理論家、哲學家，乃至於歷史學家、文學家、詩人等等，來了個「君師合一」。而「君師分離」一說，則古已有之。這種變化說明了什麼？是進步還是倒退？是後來的帝王或領袖，都真正成了「家」呢，還是強化統治的「歷史需要」？都是。光是「君」，已不足以懾服人民了，所以得蒙上「師」的聖哲色彩？——這是否針對人民的覺醒而進一步給君主專制打強心劑，乞憐於「師」的威信？一方面是覺醒，另一方面是強化愚民政策，一方面是進步，另一方面則是大開歷史倒車——使君權神化、聖化、無所不化……

  就拿康、梁、譚而言，除開梁在歷史哲學、民主啟蒙上相對要成熟一些外，康、譚二人，恐怕很難概括出其思想體系來，也沒必要給他們編造出一個體系。在充分肯定其歷史作用之際，我們該做的也已經做了，再做，就是拔高，就要違反歷史真實了。

  因此，我們在這裡，就很有必要對當時的真正的「師」——學者們的歷史觀辟一專章進行論述。可以說，這些人的史觀要相對完整一些，也深刻一些。

  例如，我們在這一部分關於史觀發展的論述中提到，明末李蟄、黃宗羲等人的觀點，甚至比清末龔自珍、魏源等啟蒙思想家要走得更遠一些。如果我們進一步加以探討、研究，也就可以得到更新的歷史結論。我們完全可以說，李、黃兩位的歷史觀，是植根於明中、末葉的經濟、政治形勢的，只有在經濟、政治提供相當充分的思想材料之際，才有他們的史觀產生，史觀總是後於經濟、政治現實的。可是為什麼史觀產生了，政治、經濟又來了逆轉呢？

  我們不能同意所謂王朝崩潰前夕均出現假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和所謂無組織力量與假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畸形發展的觀點。尤其是明末，資本主義因素已相當明顯，我們本來可以與世界文明的發展同步的——黃宗羲業已喊出了「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響亮口號，向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宣戰，要立「學校」以議政、重利賤義、工商皆本，尤其倡導「絕學」——科學技術。

  在這種新的歷史因素下，農民起義的性質，就不再有調節封建社會的內部功能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意義了，而是繼續維護封建制度（他們反對現存統治而不反對現存制度——君主專制），阻礙歷史前進了。如今被人神化為無產階級領袖的李自成的起義，究竟如何看，這就一目了然了，它即便成功，也不可能將中國推進到資木主義，相反卻破壞了垂死的封建社會有可能較快演進的生機。而清兵人關，更造成歷史巨大的錯位，對於一個遊牧民族而言，漢文化自然是先進的，所以人主中原後便致力於漢文化的復興。但從世界的角度上來說，他復興的漢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及其末梢程朱理學，恰恰是落後的、保守的，於是，中國歷史又來了一次巨大的倒退，一誤數百年。有人謳歌乾隆盛世、勵精圖治，卻沒看到正是清代統治者造成的後儒社會的迴光返照，小小的「繁榮」中包含的可悲的大大的倒退。我們說，當代中國歷史小說中缺乏歷史意識，這便是有力的證明。

  長期以來，為歷史界所津津樂道的，說漢文化有巨大的歷史維繫力量，連外族人主之後，最終也只能甸甸在漢文化腳下，為漢文化所同化。也許，這對於落後文化是這樣的，但對於先進文化卻未必如此。

  說到這，再回過頭來看太平天國的歷史作用，就更昭然若揭了。用形上學的觀點，不加區別地看整個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便會死抱住其「積極作用」不放，卻恰恰看不到它本身也是』一種歷史的慣性，而這種慣性到了最後，便是破壞與消極，木身已走向了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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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點上，也許還會有不少爭議，亦需作進一步的論證，但這已不是本書的任務了。如有機會，我們將結合有關的歷史小說，進一步闡明自己的觀點，以正史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