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 梁啓超：「心力史觀」

  梁啓超是與康有為齊名的戊戌變法的領袖人物，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尤其在史學方面，造詣頗深。他作為康有為的弟子， 自然是比康有為走得更遠一些，不少思想史、哲學史由於康有為，而忽略他的存在，尤其忽略他在民主啟蒙方面往前更推進了一步，這是不公平的。

  他與譚嗣同一道組織南學會、辦《湘報》、《湘學新報》，宣傳變法，鼓吹「民權」，其影響極大，尤其是在上海任《時務報》主筆，更是當時的風雲人物。在近代三大運動中，這一運動是立下了不朽的功績的。

  

  他同樣以「公羊三世說」來宣傳進化論，並進一步論證民權政治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他把人類的社會制度說成有三個階段，一是多君為政之世，二是一君為政之世，三是民為政之世，三世相遞，循環前進，所以，「民為政」則成為當時世界的歷史潮流，各國的必由之路，所以應順應潮流，他說：

  地球既入文明之道。則蒸蒸相通，不得不變，不特中國民權之說即當大行，即各地「土番野搖」亦當不變，其不變者即漸滅以至千盡，此又不易之理也。（（與嚴幼陵先生書））

  因此，民權政治，勢在必行，不可阻擋。

  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文章中，較為系統地表達出自己的歷史觀——「心力」史觀。

  他認為，「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理之發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其之「心力」，頗可以與黑格爾的「精神」或「理念」相比較了：

  歷史純為個性發揮之製造品，而個性直可謂之無一從同。

  他進一步認為，歷史發展的動力是思想，即個性、學術等等：

  近世史與上世、中世特異者不一端，而學術之革新其最著也。有新學術，然後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藝、新器物，有是數者，然後有新國新世界。（（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

  由此可見，他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有因果關係的，這已接近黑格爾的觀點。可他在尋找這個因果律時，找到的卻是「人心」。

  正因為這樣，他說：

  史界因果之劈頭一大問題，則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耳？換言之，則所謂「歷史為少數偉大人物之產兒」、「英雄傳即歷史」者，其說然耳附否耶？羅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試將其中十餘人抽出，恐局面或將全變」。此論吾僑不能不認為確含一部分真理。

  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舍牽傑則無世界。（（自由書·豪傑之公腦））

  其在古代，政治之污隆，繫於一帝王；教學之興廢，繫於一宗師。

  他似乎是主張英雄創造歷史了，但他又說：

  文化愈低度，則「歷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為少數所壟斷；愈進化，則其數量愈擴大。

  所以，他又認為，「英雄固能造時勢」，可是，「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互相為因，互相為果」（（自由書·英雄與時勢））。「豪傑者，服公理者也，達時勢者也」（（自由書·豪傑之公腦））。但歸根結底，他還是認為：

  所謂大人物之言動，必與此社會心理發生因果聯繫者，始能成為史跡。（（中國歷史研究法》）

  他對英雄史觀畢竟是偏袒的，這在當時亦無可厚非，得讓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走上歷史舞台，而且在「時勢造英雄」上，他還說上了幾句話，並沒絕對化。

  在「心力」、「人心」創造歷史這點上，他倒是可以稱為中國狹義的歷史哲學的真正代表人物了，而作為資產階級啟蒙時期的歷史觀，是不會承認帝王將相為歷史主體的封建史學的，它需要有自己的英雄人物。所以，他在（新史學）中指出：

  善為史者，以人物為歷史之材料，不聞以歷史為人物之畫像；以人物為時代之代表，不聞以時代為人物之附屬。

  在《中國史敘論》中說：

  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學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興亡降替， 雖名為國史，不過一人一家之語諜，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相互之關係。

  他強調種族、地理、文化方面的因素，而並不著重於一姓的興衰、英雄的成敗。地理與文化傳統的關係，他也似黑格爾一般加以了描述，例如，他說北方立國，「為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薰染，其規模常宏遠，其局勢常壯闊，其氣魄常磅礴、英鶩、有俊鵲盤雲，橫絕朔漠之概」。而南方立國，「為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薰染，其規模常綺麗，其局勢常清隱，其氣魄常文弱，有月明畫舫，緩歌漫舞之規」（（中國地理大勢論））。

  文化更是如此：「吾國學派至春秋戰國間而至盛。孔墨之在北，老莊之在南，商韓之在西，管鄒之在東，或重實行，或毗理想，或至峻刻，或崇虛無，其現象與地理一一相應。」（《中國地理大勢論》）

  民俗風情呢？「則北俊南靡，北肅南舒，北強南秀，北塞南華，其大較也。龔定庵詩云：黃河女直徙南東，我說神功勝禹功；安用迂儒談故道，犁然天地劃民風」（（中國地理大勢論））。

  無可置疑，地理環境，即人類文明的「自然基礎」，對人類歷史是有其重大影響的，只是梁啓超僅憑藉表象看到這一點，沒能深入到歷史演變的內部規律之中，對地理環境的影響作出科學的、歷史的分析。

  所以，在種族問題上，他便走人歧途了。他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引進了他的史觀，分「歷史的人種」——優等民族和「非歷史人種」——劣等民族兩種，竟說什麼『他種人扭於和平，白種人不辭競爭；他種人保守，白種人進取；以故他種人只能發生文明，白種人則能傳播文明」（《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而中國「民性之缺點，不下十百，其可痛者，則未有若無毅力」，「此蠕蠕芸芸之四百兆人」……這固然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成分，對落後於世界文明的中國人的國民性之傷感，卻未免失之偏頗了。

  所以，中國又需要英雄，由於百姓未開化，只能搞「開明專制」，靠「一二豪傑之力」搞民主共和，比登天還難。他不遺餘力宣傳「英雄崇拜」，「舊日思英雄，夢英雄，禱祀求英雄」（（過渡時代論》）。

  他在《文明與英雄之比例》中，闡明了他的這一似乎矛盾對立的觀點，說英雄與文明的發展成反比，古代人蒙昧、不開化，所以才有英雄專制，把英雄崇拜為「天神」；而今，人的智慧已發達了，人人皆是英雄，也就無所謂英雄及英雄祟拜了。但中國落後於人類文明好兒個世紀，所以得靠「英雄」來打天下，還得要「英雄崇拜」，甚至說，中國無英雄，終古如長夜。

  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這些論點，都已具備近代歷史哲學的資格了。

  如果說，在近代的中國思想史、哲學史上不足以給梁啓超以重要的地位的話，那麼，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哲學或史學史上，梁啓超的重大建樹及影響是不可以低估的。

  他對舊史學的批判尤見功力，可以說，他是在史學方面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在進行民主啟蒙上功績卓著。他批判舊史學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十四史」記的只是「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二是「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把人民置於史外；三是「知有陳跡不知有今務」，不敢面對現實；四是「知有事實不知有理想」，也就是缺乏史觀的指導，「毫無生氣」，揭示不了歷史發展的因果律。

  因此，他否定「一治一亂，治亂相循」的舊史觀：「吾國所以數千年無良史者，以其於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並劃出了中國歷史進化的三個歷史階段：上世（至秦止）、中世（至清止）及近世；還劃出了學術史七個時期：胚胎時代（春秋之前）、全盛時代（先秦）、儒學統一時代（漢）、玄學時代（魏晉）、佛學時代（隋唐）、理學時代（宋元明）及近世學術時代——這，對「三代之治」的倒退論及循環論，均要進步得多。

  此外，他還要打破紀傳體的編史體裁，要求對歷史作出更深人的研究，講述廣泛的人民和文化的歷史——這些，都是他「新史學」的系列主張，標誌著一種全新的歷史觀的開始。

  在袁世凱稱帝及張勳復辟之際，他堅決站到了他的老師康有為的對立面，寫出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認為君主政體意味著穩定而共和政體意味著混亂的觀點是可笑的，並舉出了波蘭、土耳其、俄國君主政體就並非穩定。他斷然拒絕了袁世凱的賄賂，把這篇文章發了出去。而且給辛亥革命的元勛、他的學生蔡愕以支持，協助蔡愕南下，舉行雲南起義。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他對歷史的見解不能不說是高當時一頭的，也就是說，他已認準了中國決不可以再搞君主專制了！

  對梁啓超的歷史地位，早已有人為之鳴不平了。我們這裡也就不多呼籲了。這裡只是就其貢獻及作用進一步肯定他的歷史地位。

  一個人的一生，由於種種原因，時而站在時代潮流之上，時而又是落伍者，這裡面可能有很多的偶然和意外。但是，作為其歷史觀或思想狀況，在某種意義上，它相對是穩定的、具有很大的必然性。所以，梁啓超似乎一度與辛亥革命相左，被視為保皇黨，可他對保皇並非終身不二，在關鍵時刻又站到了反對帝制復辟的鬥爭前列。他從維新開始，到組織護國軍討袁，可見其思想及史觀一直還是一致的、漸進的。

  歷史事件充滿了偶然性，而歷史觀念則處處有必然性。

  筆者在著此書前，曾寫一人物傳記，涉及到臭名昭著的「籌安會」六君子當中的一個人物，可以說，在那時鼓吹帝制是反動已極的。但正是這個人，促成了孫中山與黃興的聯合，被孫中山稱讚為「真可人也」，對辛亥革命作出過貢獻；而後，這個人轉而同情共產黨，李大釗被捕前是他報的訊，要他們撤離，事後，不惜當掉家產，設法營救，後來，終於加人了中國共產黨。只要仔細研究他的思想或史觀，從維新、鼓吹君主立憲到加人共產黨，其間還是有進步的脈絡的。他還同孫中山說過，你搞共和革命，我搞君主立憲，准成了服誰，其志均在救國。所以說，他認為「籌安會」無非是走君主立憲、和平道路，同樣可以促使中國走民主啟蒙之路，這僅是一時迷誤罷了。

  回過頭來再看梁啓超，這個中國近代歷史哲學的奠基人和創立者，他對歷史起到的積極作用可謂遠遠超過其消極作用。

  郭沫若在《少年時代》中的評價決不為過：

  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載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話說回來，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不也與筆者的歷史觀有關麼？我把他推崇為近代歷史哲學的奠基人，自然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論證，但在此書中，恐不可辟再大的篇幅了。有這麼一個位置，便是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