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太平天國：歷史的慣性和新的契機

  進人近代社會以來，在短短的兒十年間，中國爆發了三起顯著地標誌著歷史演繹的重大事件。一是太平天國運動，二是戊戌變法，三是辛亥革命。前者是農民起義，中者是維新改良，最後則是一個全新的革命運動。

  因此，評價太平天國，不能從過去評價農民起義的觀點出發，況且它也包含有不同的因素，而應當從縱向的歷史發展的趨勢來看，它為何會歸於失敗，是否為歷史所要求？為什麼其動員群眾面之最廣反而又得不到成功？而辛亥革命其動員面不及它，卻又能推倒中國最後一個皇帝，而且從此之後拒絕了皇帝的復辟美夢？

  同時，亦可以從歷史不同的背景看，佛教的和平傳人，「激活」了整個盛唐文明，造成了亞洲文化的大融合，使中國古代社會上升到峰巔。而太平天國試圖引人基督教神學知識，為何卻不能造成整個世界文化的相融合，只能加速了清朝的腐敗、沒落、喪權辱國？……這一切，我們又能從中領悟到什麼？

  毫無疑義地，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朝代更迭，總是藉助於農民起義的力量，恰巧是這種所謂的「一質一文」及「一治一亂」的循環，充分說明其封建王朝與農民起義的「對立一互補」的作用，一種在震盪之中的超穩態平衡，農民與封建統治階級，總是處在同一的歷史水平線上。所以，農民起義不可能打破任何封建統治的「天條」。打倒皇帝做皇帝，則是一切農民起義的必然歸宿。所謂的「均貧富」、「等貴賤」的思想，從來是不切歷史實際的幻想，它只是在起義之際起鼓動作用，一旦成功便煙消雲散。農民起義的「平等」，與一人之下萬眾甸甸式的「平等」從來是相通的，惟一靠農民起義成了皇帝的朱明王朝，恰巧是中國古代史上最等級森嚴、最不平等的、大搞特務政治及文字獄的王朝。由此，不難解釋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出現的封建迷狂、 自栽內江等種種可怕敗亡現象。它似乎是高度集中地表現了面臨末世、不可以再度重演的封建王朝（哪怕它就是靠農民起義而確立）的一切垂死的、因垂死而惡化的種種特徵。它預示著，再靠農民起義而改朝換代在中國已經是不可能了，是不再為歷史所要求了——這，才是太平天國給近代史作出的最鮮明、也是最有意義的啟示，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實質所在，是太平天國真正的歷史功績！在太平天國之後，任何農民起義都只能是一場歷史的鬧劇，哪怕它在當今中國所能調動的人力最廣、涉及面再大，也不可能改變歷史的前程。

  這正如黑格爾所預言的，任何重大歷史事件都有可能重演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便是鬧劇。

  因此，參照戊戌變法、君主立憲以及辛亥革命、民主共和這一歷史前進的軌跡來看。太平天國已註定是一場悲劇了，它要在中國再立一個朝代、一個皇帝是根本不可能的。歷史已經前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作為這一運動領導人的史觀，本來就是陳舊的、該摒棄了的，直到洪仁殲人主朝事，天國敗亡已無可挽回，一點新思想的注人已不起作用了。

  對比一下唐代，對佛學的吸收，其方式是和平的，並在中國玄學找到了契合點或載體，其思辨功能也比儒道兩家要強，代表了一種高的文化精神。而洪秀全所汲取的只是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教義，與墨家的「兼愛」及天志、明鬼相混雜，最終又回到了濡家的倫理史觀及帝王思想上、所代表的並不是先進的文化精神。說到底，他無非是一位屢試不第的農民小知識分子，不能混跡仕途才自立為工，骨子裡仍是早年儒家的學問。他大批孔子，恐怕是因為孔子的學問沒學到家，沒助他升官之力才變的臉。所以，其批判的鋒芒，與其是理性的，不如說是感性的，不僅帶有宗教色彩，並宣布其為「閻羅妖」，以致要「斬盡殺絕」——「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讀也，否則問罪也」（《詔書蓋璽頒行論》）。可他定都之後，很快又頒布（幼學詩》，重新強調三綱五常的一套，大搞封建等級制，什麼：「生殺由天子」、「王獨操威權」、「女道總宜貞」、「妻道在三從」等等，因此，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來看，這一切的本質便是落後的、倒退的，理論上更是反動。洪秀全末年裝神弄鬼、淫侈腐敗，整日沉溺於三宮六院，也說明他「造反」的最後歸宿。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看看現實中有過的批孔運動。「五四」固然不徹底，可那是真正的；後來，「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又如何呢？到頭來，不整個地暴露出其血緣政治、倫理史觀、宗法關係的實質麼？恰巧是批孔聲最高之際，「文革」政治卻走人了封建主義可悲的歷史倒退，「三忠於四無限」甚囂塵上，個人迷信登峰造極。關於這點，不必哆嗦了，皆是今人有目共睹的。

  湯因比說過，佛教是一種和平的宗教，而基督教卻是一種流血的宗教。基督教能否像佛教流入一樣，同樣引入先進的西方文化，則是兩回事了。況且，當時西方列強，並不全是希望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想把中國變為他們的殖民地，唐代中國與印度，其文明程度不分上下，均是開放的社會。而清末中國與西方，卻已有了很大的差距。而後儒社會造成的閉關鎖國心理，對外來文化更存在一種先天的排斥、低毀的效能，這也造成了外來文化與刀兵相伴的強行輸人。於是，中國社會便處於外患與內亂這種「壓迫效應」之中。因此，太平天國運動只是超穩態社會最後一次自身的振盪，並沒多少外來的色彩，在其之後的義和團運動，更帶有強烈的排外特徵了。它們，都不可能代表中國先進的思想力量，所以，其失敗可以說在歷史上己是決定了的。

  

  我們不難從中集中看到農民起義中許多相似的特點，他們總是從最初的平等出發，以動員群眾，一呼百應，而最後回到絕對的等級上來。他們總是自始至終帶有濃烈的宗教迷信色彩，宣揚禁欲主義、兼愛思想，接近於幫會團體內部的極權統治：他們總是急於稱帝，擅長於排除異己、「清君側」以至內江自找；他們急功近利，缺乏遠見，而又有著不切實際的小生產者的烏托邦空想，重本抑末排斥經商，……而這些消極因素，均最後集中到太平天國而表現了出來。

  因此，如果我們強調太平天國早期的《原道醒世訓》等三篇作品中關於男女平等、天下一家及「天人一氣理無二，何得君王私自專」的思想而不看到其後期的絕對君權加神權統治，如果我們光看到其把孔孟斥之為「偽道」、「邪道」，主張「為政之道，不用孔孟，不用鬼神」，到處搗毀孔丘牌位的一面，而又看不到後期重申三綱五常的一面，我們是難以對其作出客觀的歷史評價的。

  當然，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畢竟給後世留下了有價值的思想資料，反映了近代農民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要求，它要求「均田」已是「耕者有其田」的舊民主主義的思想；然而，其主張廢除商業貿易，則是一種往後倒退的、小農經濟的空想，結果卻造成市場蕭條，經濟停滯，是違反歷史規律的。

  縱然如此，太平天國內仍不乏有識之士，雖然其主張已無法執行，但是，卻充分表現出了一位思想家的勇氣及宏偉的設想。

  這就是太平天國後期人朝主政的洪仁殲，以及他那無法付諸實際的《資政新篇》。

  可以說，洪仁環是滿懷一腔救國宏願而投身於太平天國的，其時，太平天國已面臨著無法挽回的敗局了，他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在投奔太平天國之前，他有較多時間在港、滬等資本主義工商業相對興盛之地活動，已感到再沿著原來農民起義的老路走下去，是沒有前途的；惟有改弦更張，另找出路才行。所以，在太平天國失敗的前幾年，他抵達天京，總理全國政務，拿出了新的施政大綱《資政新篇》，以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作為參照體系，試圖對太平天國來一番全面的、民主啟蒙式的改造。但他未能挽狂斕於既倒，僅兩年便兵敗出師皖浙，後來則慷慨就義於南昌。而在他施政之際，則受到天國內部重重的阻攔，「欲實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牽制」，農民內部的舊傳統觀念的束縛，封建宗法及小生產思想的牴觸，使他「革之而民不願，興之而民不從」。最後飲恨終天。

  洪仁殲的《資政新篇》開宗明義，如他自己說的：「治國必先立政，而為政必有取資。」所以他認為，要挽救太平天國，只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理在於審時度勢」，「視乎時勢之變通為律」，把目光放開於世界的發展潮流上，下面一段話，頗可代表他的歷史發展觀點：

  事有常變，理有窮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為後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為後之禍，其理在於審時度勢與本末強弱耳。然本末之強弱適均，視乎時勢之變通為律。（《資政新篇》）

  物必改而更新，理之自然者也。（《英傑歸真》）

  所以，他在《資政新篇》中，提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建設措施：興車馬、舟揖之利、興銀行、興器皿技藝、興寶藏、興郵亭、興各省新聞官、興省郡縣錢穀庫、興市鎮公司、士民公會及醫院等，這分明是要搞資本主義了。

  所以，他反對外國侵略，也反對中國傳統的夷夏——對外國人的不平等心理，主張平等基礎上的友好往來，吸收西方文化；「凡外國人技藝梢巧，國法宏深，宜先許其通商」。同時，他要更改天國已定的「重本抑末」、排斥經商的農民思想，認為工商業「大有利於民生國用」，要予以疏導與發展。這一來，傳統的「重義輕利」觀便由此打破，他高聲言利，鼓勵致富，要把專利法列入中國，「首創至巧者，賞以自專其利，限滿准他人仿做」，興銀行以「大利於商賈士民」。他主張進行商品的自由競爭，「如開店二間，我無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價平賣，彼價貴賣；是我受益而彼受虧，我可永盛，彼當即衰，彼將何以久居乎？」這是「與番人並雄之法」，亦要「奮為中地倡」。這一來，天國早期的平均主義觀念便由此打破了。

  （資政新篇）中指出，理政關鍵在於一、設法；二、用人。二者都要「得其當」，否則，「用人不當，適足以壞法；設法不當，適足以害人」。這樣，他就從資產階級的法治角度出發，對傳統的「人治」進行了懷疑，進而得出「必於立法之中，得乎權濟」，把法治擺在人治之先。他的立法，是要從風、法、刑三方面人手。風，即教育；可以說是以資本主義文明來感化落後的民眾，「皆有奪造化之巧，足以廣見聞之精」。他尤為強調：

  立法之人，必先經磨鍊，洞悉天下人性情，熟諳各國風教，大小上下，源委重輕，無不瞭然於胸中者，然後推而出之，乃能穩愜人情也。（《資政新篇》）

  法之質在乎大綱，一定不易；法之文，在於小紀，每多變遷。（（資政新篇））

  這種對立法與司法的見解，反對刑訊通供、反對封建的酷刑等等，都有了一定的民主性的進步傾向。

  洪仁殲猛烈地抨擊了封建專制，非偶像、反迷信，反對神權統治；對禮法名教、舊儀習俗，均一一予以揭露，從而引入了不少新的政治觀念，這都是他對中國歷史、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正如他自己說的：「此皆為邦大略。小弟於此類，凡涉時勢二字，極深思索。」

  可惜，像他這樣對西方先進社會有較多、較深了解的人，卻未能得到施展其宏圖大略的機會，沒能衝破封建的羈摩，縱然「志頂江山心欲奮，胸羅宇宙氣潛吞」，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終於「出師未捷身先死」了。

  廣大的農民，從來是寧可要一個「好皇帝」及一個「清官」，而不需要民主、共和。一個「天朝」帝國，比西方議會要實在得多、有號召力和吸引力得多——這便是太平天國最終的選擇，也是太平天國覆滅的必然因素。

  作為向西方學習的有識之士，洪仁開的命運也是註定了的，沒有什麼「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只有金陵城內外自找及覆滅的血流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