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近代三大革命運動前夕驟變的歷史意識

  明代中葉，即萬曆年間，曾有過一段開放，著名的學者、傳教士利瑪竇等亦先後來過中國，在這之前，亦有過曆法依西方科學的改革、鄭和三次下西洋……這些，與明末李蟄、黃宗羲等人的啟蒙思想是息息相關的。本來，在西方文藝復興及工業革命之際，中國的歷史也同樣會出現一次新的「激活」，與世界的發展同步，但是，後儒社會的內窒作用，加上明末的腐敗導致農民起義，吳三桂引清兵人關，並人主中原。中國的啟蒙思潮不但沒能發展，相反為之夭折，歷史又停滯了。

  清朝與西方的先進文化差距就更大了，因此找不到契合點，與此同時，清統治者深怕漢人與海外通聲氣，推翻其統治。因此，它一方面閉關鎖國，不讓西方文化流人，另一方面又想懷柔漢人，畢竟，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要容易接受得多，也接近得多，更符合其昏耽無知、妄自尊大的遊牧民族心理，於是，清朝便以「天朝上邦」自居，自認為世界的中心。外國人來通商，非要說成是「進貢」，友好來訪，也得讓人「三跪九叩」，這些，己有不少史著描述過了。這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便開始落後於世界先進的國家，從而陷人了被動挨打的局面，中國社會終於淪為了半殖民地社會。可見一個時代的歷史意識、哲學意識，對國民心理造成的影響有多麼之深。

  直到鴉片戰爭前後，即19世紀中葉， 由於國內外矛盾的激化，科技事業在艱難中的萌芽，由李贊、黃宗羲所引燃的啟蒙思潮，才又一次勃起，並且由於形勢，變成救亡圖存、變法維新、反清革命的大森。於是， 自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短短八十年間，啟蒙思潮每每越過了西歐幾百年的發展歷史，從不完備的歷史哲學走向了不完備的唯物史觀。中國的哲學在此期間沒有出現大師，沒有其成熟的代表人物。時間短促固然是原因之一，形勢的驟變、各方面的歷史因素不充分，更是重要的原因。或許可以這麼說，整個近代，都在呼喚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及大歷史學家，可由於條件不成熟，始終處於「呼喚」的階段。一個民族的大災大難惟有真正過去，才可能有明澈的、深人的、真正的歷史反思，而在動亂之中，現實的迫切需求壓倒了一切，人們還來不及深思熟慮，也來不及真正、全面把握一切歷史材料。

  所以，我們在這裡不可能為近代奉獻一部完備的歷史哲學史或，史觀史——一是它自身不曾、也不可能成熟便被超越，二是我們對它的認識顯然還受歷史的局限，對其宏觀把握尚待後人——「呵，原來如此」的說法，未免為時過早。

  但我們仍得這麼努力，不這麼努力的話，後人——就不知被推到怎樣的「後」了！

  在腐朽的清朝於整個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內推行「六經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惠棟《紅豆山齋楹帖》），造成高壓統治之際，一位書香門第出身的學者，「百髒發酸淚，夜涌如源泉」，終於按捺不住，發出了「更法」的呼聲：

  狠藉丹黃竊自哀，高吟肺腑走風雷。

  不容明月沉天去，卻有江濤動地來。

  希望衰敗的社會來個天翻地渡，更法變古。

  他，便是作為中國近代哲學的先驅之一，清末的思想家、詩人龔自珍。

  

  龔自珍對歷史頗有研究，尤其擅長於歷史理論的探索，所以，他的歷史觀是頗為鮮明的。他說過，「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出乎史，人乎道」，得掌握社會變化之道。

  他反對聖人創造歷史及一切的觀點，在（壬癸之際胎觀）等文章里，說：

  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聖人也者，與眾人對立，與眾人為無盡。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自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

  這裡剔除掉佛家的因索，人人皆目我，所以才說我造，也就是「眾人自造」了。

  關於人類歷史的發展：「眾人也者，驕化而群生，無獨始者」，到了後來，才一組成社會，「其後政，非始政。後政也者，先刁而後大」。「後政不道，使一人絕天不通民，使一人絕民不通天」，這才有「聖人」假「天」之名來統治，「民昂首見之者，天之藉（借）也。非天也，眾人以為天，大政之主必敬天」。

  龔自珍認為，人類社會是由「農宗」——農業宗法社會組織而發展起來的：「天谷沒，地谷茁，始貴智貴力」，所以生產得以宗族為單位來進行，過去帝皇相臣，無一不出自農。他反對儒家關於禮樂自上而下的「天命」，指出：「儒者失其情，不窮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率神其說於天」（（農宗））。這已有唯物主義的因素了，他進一步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民飲食，則生其情矣，情則生其文矣」（（五經大義終始論））。這已有先經濟生產、後政治文化的初步認識了。他強調道：「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上大學士書》）。

  他取《公羊春秋》「三世說」來表達他關於歷史進化的觀點：「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為一等，亂世為一等，衰世別為一等」（《乙丙之際著議第九》）。而清朝已到了「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暮氣，與夢為鄰」的衰世，所以，他疾呼：

  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 豈非革前代之敗耳時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耳？何莽然其不一性也？（《乙丙之際著議第七》）

  但清朝已無可藥救了，他寄望於：「……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尊隱））。

  不過，他最終還脫不出循環論，他認為歷史是周而復始的「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由據亂世始，「食貨者，據亂而作」，到昇平世，「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昇平為事」，最後是太平世，「賓師乃文致太平之事」。但到了太平世，由於貧富不平，又會大亂，又回到了據亂世了。

  所以，他提出了其「平均論」——「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尚也」（（平均篇））。把這當做治天下的最高理想，「隨其時而劑調之」（《平均篇》），寄望於富豪們的「識大體」。

  他反對天賦的性善論，認為人性是後天才有的，「龔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矣。善惡皆後起者」（《闡告子》）。「善非固有，惡非固有，仁義、廉恥、詐賊、狠忌非固有」（《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他的《病梅館記》，歷來膾炙人口，細細品味，可得個性解放的啟迪——正是封建禮教對人個性的束縛，使人都成了「病人」，「善惡皆後起」，要使人個性得到正常發展，就得解除束縛人個性的綱常倫理、禮法名教！

  予購之百瓮，皆病者，無一完者。即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瓮，悉埋於地，解其梭縛……

  何等地沉痛，何等地憤嫉！

  自古以來，中國人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往往與老莊、玄佛相連，這是歷史使然，莊子的「天放」，實是反異化的呼聲。然而，也正是老莊、玄佛消極的一面，給這一思想以毒化，龔自珍晚年「尤好西方之書」，寫了不少佛學著作，在改革碰壁之後，便遁人空門：

  書來懇款見君賢，我欲收狂漸向禪。

  早被家常磨慧骨，莫因心病損華年。……最後，還寫有：

  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話一燈青。

  忽然閣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

  縱然如此，反動統治者也不曾放過他，在京辭官回鄉，第二年，便暴死丹陽，相傳是他主戰抗英而得罪了軍機大臣彰阿致死的。此公案迄今未有定論。

  與龔自珍同時代的，被著名美國學者稱為不僅是中國，而且是東亞最傑出的思想家的魏源最早提出要主動向西方學習的問題，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承認西方技術比我們先進，他積極要求改苹，指出「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古微堂外集》卷七）。

  在歷史觀上，他直接繼承唐代柳宗元的「勢」論，認為歷史是進化的，「後世之事勝於三代」（（古微堂內集）卷三），與程朱鼓吹的「三代之治」針鋒相對。他認為，歷史進化的客觀趨勢不僅不以「聖王」的意志為轉移，而恰恰相反。哪怕「聖王復作，必不舍條編而復兩稅，舍兩稅而復祖庸調也；……雖聖人復作，必不舍科舉而複選舉，舍雇役而為差役也，……雖聖天復作，必不舍營伍而復為屯田為府兵也」（《古微堂內集》卷三）。

  他進一步認為，歷史的進步是「便民」的， 與「人情所群便」相一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變可復；人情所群便者，變則不可復。江河百源，一趨於海，反江河之水而復歸之山，得乎？」（《古微堂內集》）

  但他仍襲用「公羊三世說」，釋之為「太古」、「中古」與「末世」，認為三世「氣運循環，歷史便由淳樸的太古遞遭為中古，再由中古墮落為末世」。末世之後，「則將復還其初」。他與龔自珍一樣，均將此際當做「末世」，以呼籲變法、改革，事實上那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末世。所以，在循環論上，卻包含有求變、革新的近代思想的氣息。

  他是這麼說的：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古微堂內集·治篇）五）

  莊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風必不可復，法使晉人糠批禮法而禍世教；宋儒專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選舉，必不可復，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硫病儒木。（《古微堂內集·治篇》五）

  由此可見，他的循環論是立足於「治不必同，期於利民」（《古微堂內集·治篇》五）。反對厚古薄今：「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當然，他的循環論，正是寄望迅速結束其末世，而讓中國迅速走向繁榮昌盛的一種希望，一種宿命論的希望。

  自然，他的「勢」論，並不等於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只是一種進化的趨勢，所以，他又視之為「氣運」，一種帶神秘色彩的宿命的力量，他說：

  三代以下之人材，乘乎氣運。乘氣運而生者，運盡則息。

  氣運所生亦有二：國之將昌也，其人材皆如霆啟勢，乘春陽憤盈，而所至百物受其祥，哀則反是。（《古微堂內集·治篇）五）

  這種進化之「勢」，在總體上必不可免地與循環論、宿命論及英雄論相聯繫在一起。由此，也決定了他在革新國強之際，只主張漸變式的改良，而懼怕革命，他甚至認為，「求治太速，疾惡太嚴，革弊太盡」，反而會有「激而反之者」、「能發不能收」（《古微堂內集·治篇》五）的危險。

  就這麼一個「先行者」，仍有濃厚的鬼神迷信思想，甚至說「鬼神之說，其有益於人心，陰輔王教者甚大，王法顯誅所不及者，惟陰教足以攝之」（（古微堂內集·治篇）五）。

  於是，他與龔自珍一樣，晚年日趨消極，遁入空門。

  事實上，作為這一階段的啟蒙思想家，雖為美國學者所高度評價，但在事實上，卻較之明末思想家的啟蒙思潮，仍遠為倒退——由此可見清末之際，中國歷史已倒退了兒百年。

  這裡，且引用魏源所著的、曾在日本明治維新中產生影響的進步名著《海國圖志》中的一段關於冶煉的文字，看其對西方文化的認識：

  聞夷市中國鉛百斤，可煎文銀八斤。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

  憑此，可見當時最先進的人物，對西方文化認識水平是何等的低下。

  而明末名臣徐光啟，則與利瑪竇等外國傳教士交厚，不僅共同譯著了許多自然科學、生產技術方面的著作，而且還親自撰寫了《農政全書》，不僅總結了自己的農業科學經驗，而且還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學知識。

  魏源與徐光啟，同為當時朝代的名臣，更同是兩個時代中最先進的人物，可把徐光啟對當時西方科學文化的認識與魏源的相比較，就更可以看出，這是一種多麼可悲的、巨大的歷史落差。

  所以，我們在這一反劃分「古代」、「近代」的規矩，把李蟄、黃宗羲等劃人了近代史觀的這一部分，而不歸人古代史觀，正是說明，如果不是歷史的中斷，中國亦有可能從明中葉之後走向近代社會。

  但歷史已鑄成了，不可更改了。問題只在於我們如何認識。如何不重蹈歷史的故轍了。

  悲哉，魏源當日高呼：「何不借風雷，一壯天地顏。」至後來，卻落人佛教的網羅，宣稱：

  一切有為皆不可恃，惟此橫出三界之法，乃我佛願力所成。（（與周治朴書））

  在他之後，不少思想家也都走了同一道路。怪他們麼？不，當時社會的惡勢力，後儒們的張牙舞爪，實在是太強大了一點，迫得他們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