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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顧炎武、顏元、戴震、章學誠:歷史與倫理之不相容

2024-10-04 13:38:30 作者: 譚元亨

  作為前歷史行學時期中的代表人物,我們還有必要再提那麼幾個人,他們或是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或是諸家集於一身。正如其中之一——顧炎武所寫的:

  是日驚秋老,相望各一涯。

  

  離懷梢濁酒,愁眼見黃花。

  天地存肝膽,江山閱鬢華。

  多蒙千里訊,逐客已無家。(《酬王處士九日見懷之作》)

  處於朝代興廢、社會動盪的年代裡,上列這些人的命運較之李蟄、黃宗羲、方以智等都好不了多少。我們就從顧炎武說起吧。

  在顧炎武的史觀里,他首先承認「私利」的存在及合理性。所以,他與黃宗羲一樣,假復「三代之古」而提倡新的主張:即均貧富以安民:「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不欲而給人之求,為周且豫矣。」(《日知君》)因為: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為吝音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

  為此,得「寬以愛民,務農重谷」,不要剝削過重;他還主張放手讓「民」——工商業者得其利,「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反對「官專其利」,進而反對君主專制。他認為盡天下之權收於天子一人是不可能的,若集權一人,就不能不「多為之法」,結果便是才智者「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競競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末了,不僅應允許「庶人議政」,還得允許「湯武革命」!他超出忠君思想,認為要忠於民族。他認為,歷史也仍是「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生萌焉」。並預見到了「大變先王之禮」的發展。

  顏元的史觀,更進一步以「功利」為核心。他反對童仲舒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針鋒相對提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道與功,義與利,本身是統一的:「正誼便謀利,明道便計功。」(《言行錄·教及門》)他認為,古代的王道,「精意良法」,便是功利主義的富國強兵、獎勵耕戰:

  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正禮樂。((年譜))

  他相當尖銳地抨擊了宋代以來理學的禍害:「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存學編》卷一)「士無學術,朝無政事,民無風俗,邊疆無吏功」(《習齋記余》卷九)。並以此作為他的功利主義歷史觀的反證。為此,他一反宋代以來對王安石的貶斥,深為感慨道:

  所恨誣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後世遂群以苟安頹靡為君子,而建功立業欲褚拄乾沖者為小人也。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年譜》)

  他正是感慨王安石的新法從功利出發而受到貶斥。

  他認為後儒社會是倒退的,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均為「殺人」的學問,對其誤世、坑民給予痛斥:

  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不殺人那?!今天下百里無一士,千里無一賢,朝無政事,野無善俗,生民凋喪,誰執其咎耶?吾每一思斯世斯民,輒為淚下。(《習齋記余》卷六)從而主張有所作為:

  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聖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聖人也。五霸之假(通瑕),正假其動也。漢唐襲其動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晉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無,周、程、朱、邵之靜坐,徒事口筆。總之,皆不動也。而人才盡矣!聖道亡矣!乾沖降矣!吾尚言: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言行錄》卷下)

  可惜,他卻認為歷史有天地也無可奈何被「理教」所支配,「某聞氣機消長,否泰剝復,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方其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數使然也」(《習齋記余》卷三)。所以,他正面臨來世,「蓋氣運治術之遞降也如此」。一代不如一代。

  稍後的戴震,對歷史的反思與批判則深人得多、有力得多。他出身於小商家庭,後來成為18世紀傑出的史學家、 自然科學家和啟蒙思想家,其一生著述甚豐,對理學的批判尤為猛烈、鮮明、尖銳。

  正是戴震,大膽地揭露了理學「以理殺人」的罪惡實質,指出「天理人慾不能並」、須「存天理,滅人慾」,完全是「以意見為理而禍天下」,所謂「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他說:

  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 雖失, 胃之順;卑者、幼者、踐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疏證》卷上)

  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

  死矣,更無可救矣。(《與某書》)

  所以,戴震主張「理存乎欲」,而欲,「皆根於性而原干天」。「欲者,血氣之自然」。並且認為:

  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 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原善》卷上)

  「欲」便成了創造歷史的動力。一個朦朦朧朧的平等、博愛的理性工國,便是這麼勾勒出來的,人君,得「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與民同樂」,行仁政,「省刑罰,薄稅斂」,「惟以情黎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從而使百姓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社會「居者有稅倉,行者有囊糧」,「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以上均引自《疏證》卷上)

  否則,「在位者每涼德而善欺背,以為民害,則民亦相欺而閣極矣;在位者行暴虐而競強用力,則民巧為辟而回適矣;在位者肆其貪,不異寇取,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凡此,非民性然也,職由貪暴以賊其民所致」(《原善》卷下)。他對人民的反抗鬥爭是同情與理解的,並進一步作出結論:

  亂之本,鮮不成於上,然後民受轉移於下,莫之或覺也,乃曰民之所為不善,用是而仇民, 亦大惑矣。(《原善》卷下)

  末了,還得提一提著名的歷史學家章學誠,他生活的時代略後於顏元、戴震,但在歷史理論上頗有創見,他的代表作《文史通義》,是一部文學與史學的論著,開一代史學之新風,自成一家之言。正如他自己所說的:

  史學所以經世。因非空言著述也。……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是言史學也。((浙東學術))

  可見他不是「為史學而史學」的歷史學家,其史識高於一般學者,其主張「六經皆史」,正是要反對程朱理學。他提出了作史的標準:不僅論事成文而要獨斷於一心,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並不勝感慨:「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答客問上》)。

  他在歷史觀上,有「史以明道」的主張。過去的史家皆認為「道」是「聖人之道」,是「天德」所造,但他反其道而行之,認為:

  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

  事物發展的「所以然」與人的想「當然」,則將客觀與主觀區分開了。而「道」是自然發展的趨勢,「故言『聖人體道』可也,言『聖人與道同體』不可也」。

  歷史的發展,「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

  所以,人類文明是逐步發展起來的,「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郁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原道)上)。「三皇無為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為治化不同有如是爾。當日聖人創製,只覺事勢出於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須為葛,寒之必須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原道》上)。

  他與顧炎武「一質一文」的觀點相同,認為「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書教)下)。

  他以「道器合一」來說明「史以明道」。他說,「學術無有大小,皆期於道。……學術當然,皆下學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達之道也。器拘以跡而不能相通,惟道無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

  不管他的「明道」是否完全探明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但這多少說明他在走向了近代的歷史哲學階段,有其重要價值及影響。尤其在強調發揚歷史研究中的主體精神,無疑是具有了相當程度的近代意識,他說的:

  整輯排比,謂之史幕;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浙東學術》)

  正是強調「議論開闢」、「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辟其棒蕪」。

  這種「主體精神」在史學研究中的弘揚,無疑是史觀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進步,也可以說是一次解放。這無疑是司馬遷、劉知幾等史學反傳統觀念的繼承與發揚,他反對「官史」,稱頌「家學」,更表現了這種解放精神。

  前歷史哲學時期,至此可告一段落了。後面正兒八經的近代史觀,由於其不成熟的形態,其實也難以稱之為狹義的歷史哲學,姑妄論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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