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黃宗羲：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被視作「17世紀中國的民權宣言」，恐怕一點也不為過。後來戊戌變法中的主將之一梁啓超在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就說過：

  《明夷待訪錄》對於三千年專制政治思想為極大膽反杭。在三十年前——我們當學生時代，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奮劑。我自己的政治運動，可以說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

  這部光輝的著作，則在於它向封建專制主義、向君權論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的批判，成為民主啟蒙的第一聲春雷！

  他縱觀一部中華民族的歷史，一一列舉君主政治的危害性，公開吶喊：

  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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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當時美化封建君主的言論——諸如朱熹的君主「居天下之至中」、「有天下之純德」等等，打了個落花流水。

  他認為，上古之世，之所以設立君主，是為了天下興「公利」，除「公害」，「不以一己之利而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所以，那時是「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但隨著歷史發展，這種主客關係給顛倒了過來：

  為人君者……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 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是以其未得之也，茶毒天下之肝腦， 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 曾不慘然， 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 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 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原君））由此，他指出：

  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

  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原君》）

  他進一步對三綱五常作出否定，動搖整個宗法制度，什麼「君為臣綱」，他說：

  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原臣》）

  夫治天下擾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

  （臣） 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妄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原臣》）

  因此，為臣者，應追求「天下之治」，「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他強烈地抨擊了宋明理學中的「殺其身以事其君」的觀念，指出臣非「為君而設」，而是為百姓之優樂。

  黃宗羲對「倫理通乎天理」的理學觀念加以有力的揭露，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在於維護封建等級特權，所以，所謂「禮法」、「名教」，說到底只是「一家之法」，對於人民來說，它是完全非法的，在《原法》中，他寫道：

  後之人主，即得天下，堆恐其柞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為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筐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欲。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筐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惟筐筐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念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

  綜上所述，正是君主專製造成了一切社會弊病的癥結，是一切惡勢力的代表。所謂「王法」，便是為其作惡多端而「正名」的，實際上是非法的。

  這種否定君主專制、反對封建特權的思想，充分反映了早期市民階層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主張，帶有顯而易見的民主啟蒙色彩，在史學的思想史上、在史觀發展史上，是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的。可以說，他的史學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歷史哲學的因素，尤其在其人文主義萌芽、對君主專制的批判及對封建法統罪惡的揭露上面，在民一一為主非為客，君——為客非為主，臣——為民非為君上面，均閃爍著新階段史觀的光輝。

  在對君主的「一家之法」進行批判之際，黃宗羲提出了「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見解。他在《原法》中進一步論述道：

  自非法之法枉格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章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 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

  這裡，他強調了改革法制的必要性，如果不改其制，社會的發展是無從說起了。

  為此，他憑「天下之法」——「天下為主，君為客」的原則，提出了限制君權、學校議政的主張。這裡說的「學校」，其意義與今天不同，而是一種議政機關，他說：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原法學校》）

  根據黃宗羲的設計，該「學校」有議政的權力，監督的作用，可培養輿論、判定是非、進退宮吏，因此，其功能已近乎於西方的議會性質，在反對封建專制上，有相當進步的意義。同時，也是對「庶民不議」的傳統觀念的否定。黃宗羲是東林黨著名領袖黃尊素的兒子，他這一主張，正是東林黨以書院講學的方式「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顧憲成傳》）的繼續。

  黃宗羲對傳統的「重義賤利」的觀點，也進行了有力的否定，他看到了明中葉後工商業的艱難發展，針對封建統治者的「崇本抑末」的政策，在中國歷史上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觀點：「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

  因此，他進一步重視「絕學」——科學技術的發展，這與王夫之斥之為「小慧」則是完全不同的，他在《取士》中說：

  絕學者，如歷算、樂律、剛望、 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於朝，政府考其果有發明，使之待昭，否則罷歸。

  他本人也寫了不少「絕學」的著作，如《授時曆假如》、《勾股圖說》、《開方命算》、《今水經》等等。

  正因為重「絕學」，所以，對儒者醉心科舉、空讀誤國、欺世盜名，也進行了有力清算。他公開提出了廢除科舉的主張：

  舉業盛而聖學亡，舉業之士亦知其非聖學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跡焉爾！而世之庸妄者，遂執其成說，以裁量古今之學術。有一語不與之相合者，愕昭而視曰：「此離經也，此背訓也。」於是六經之傳注，歷代之治亂，人物之減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說。此一定之說者，皆膚論替言，未嘗深求其故，取證於心。（《南雷文案·渾仲升文集序》）

  綜上所述，黃宗羲的史觀里，已包含有不少近代啟蒙思想，在重「絕學」上，更有一定的唯物主義因素了。而他在治史時，更鮮明地提出了「一本萬殊」的「離經叛道」思想，他認為要發揮其主體精神，就要有創見：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依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 豈是學問？（（明儒學案·凡例））

  在黃宗羲前後，這股啟蒙思潮一度興起，有唐甄大聲疾呼：「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與黃宗羲的「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相呼應，直指封建君主專制的要害之處；有方以智，要「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間」，力圖衝破儒學視仕途為全部學問的狹隘眼界，同黃宗羲一樣，大力提倡「絕學」——科學技術；他們以「經世致用」為宗旨，在政治上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在科學文化上，更反對封建蒙昧主義，這不能說沒有巨大歷史功績。

  然而，這種啟蒙思潮的發展是極為艱難的，前面已說到，李贄76歲仍被迫自刎而死，而黃宗羲呢？其父東林黨的領袖為昏君奸臣所陷，繼而被害，他自己也被閹黨阮大械逮捕人獄，後來興兵抗清敗績，亡命舟山、日本；方以智也需「接武東林、主盟復社」（盧見曾《感舊集話》），明亡後流亡嶺南，為清軍追捕，不得已在梧州削髮為僧，卻仍未逃脫，最後在押送途中身亡。

  黃宗羲曾這麼漚歌過東林志士：

  數十年來， 勇者烙其妻，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擾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汾風熱血，洗滌乾沖。

  這也是他們這代啟蒙思想家的自我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