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李贊：以人事為因的「一質一文」史觀

  李贊「自幼倔強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這是後人對他的評語，可見他自小就有一種反傳統的大無畏精神。他「好為驚世駭俗之論，務反宋儒道學之說」（沈攢（近事叢殘）），抓住了宋明理學的鼻祖孔子不放，首開近代猛烈反孔鬥爭的序幕。

  李蟄出身在一個世代經商的家庭，對新興的市民階層是有感情的，對明末的經濟變動亦有所了解，在某種意義上，他是當時新的社會成分——市民階層的代言人。因此，其歷史思想里充滿了異端色彩，他苦心著述的歷史著作（藏書）、（續藏書），則是歷史研究與現實政治緊密結合的產物，充滿了鬥爭精神。正如他在提出「經史相為表里」的主張時說的：

  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為穢史矣，何以垂戒鑒乎？經而不史，則為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焚書》卷五）

  他痛恨宋明以來只准「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而造成「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的文化專制主義，提出了「是非無定質、無定論」的觀點：「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漁之人既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又何必專學孔子而後為正脈也？」（《焚書·答耿司寇》）在推倒了孔子這一「千古一尊」的偶像後，他對歷史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是非觀。

  與正統觀念相左，他讚揚秦始皇是「千古之帝」；在「女人是禍水」論前，他敢說武則天有「知人」之明，「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愛養人才」，乃「聰明主」……一反程朱理學復古倒退的「三代之治」論。

  他把聖人還原為凡人，這頗有西方啟蒙思想。他認為聖人、凡人皆是「率性而為」，並無「高下」之分，「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並沒什麼神秘及超凡人聖之處，他甚至說：

  聖人知天下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為一身矣。（《李氏文集·明燈道古錄》）

  這種「天子庶人，通為一身」論，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天賦平等、天賦人權的宣言。

  正是從這種天賦平等出發，他把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秩序打了個粉碎，尤其在女子地位降至最低點的宋明之後，他不僅旗幟鮮明地反對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而且進一步論證了男女平等：

  

  余竊謂欲論見之長短當如此，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為見短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焚書·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

  由此，他反對「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理學思想及「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謳歌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私奔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風求凰，安可誣也？」而紅拂自己拂婿更是「千古來第一個嫁法」。

  可以說，他是提倡「個性解放」的先行者。他著名的「童心即真心」論，便是倡導個性自覺的。他要求復真心，做真人，尋回「最初一念」的覺醒，則是在重重的封建禮教壓迫下的反叛。他終於提出了衝決「條教禁約」：

  君子以人治人，更不敢以己治人者，以人本自治。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既說以人治人，則條教禁約，皆不必用。（《李氏文集·明燈道古錄》）

  要求用「自治」來滿足「千萬人之心」，「千萬人之欲，是謂物各付物」。（《李氏文集·明燈道古錄》）

  所以，在歷史觀上，他明確地提倡「至人之治」以取代「君子之治」。正如上面的引文說的，君子之治，是強迫人民違反自身的欲望來服從一己，這就會走向反面，欲治反亂，越治越亂，因為「人各有欲」，不能強人無欲以滿足君子之欲。

  而「至人之治」，則是「物各付物」，讓百姓「自適其欲」：

  因其政不易其俗， 川頁其性不拂其能。聞見熟矣，不欲求知新於耳目，恐其未嘉而驚也；動止安矣，不欲重之以桂格，恐其縈而顛且仆也。（《論政》）

  將民實自治，無容別有治之之方軟！是故恬焉以嬉，遨焉以游，而民自理。

  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

  這裡頗有老莊的思想。但正如盧梭「歸朴自然」的思想一樣，它實質包含有對個性解放、 自由競爭的憧憬，這已是另一個層次上的「至人」了。也可以說，這是一次「復興」，托古復興，在老莊的思想里，在反異化這點上，是給後人以許多積極的、進步的啟迪的。

  在歷史發展規律上，他不可能有更深刻、洞察幽微的見解，但是，他仍旗幟鮮明地去掉了後儒社會「一忠一質一文」循環中的「忠」，認為這個「一忠」是妄加的，他說：

  人生斯世，帷是質文兩者。兩者之生，原於治亂。其質也，亂之終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質者也，非矯也；其積漸而至於文也，治之極而亂之兆也，乃其中心不能不文者也，皆忠也。

  群雄未死，則禍亂不息；亂離未甚，則神聖不生，一文一質，一治一亂，於斯見矣！（（世紀總論））

  自然，以「忠」為上的後儒社會是容不得他這一批駁的。同樣，他在論述「一質一文」的變化中，以人事為因，指出朝代新創，統治者因前朝覆滅教訓，不得不「尚質」——樸質，「方其亂也，得保首領，已為幸矣；幸而治，則一飽而足，更不知其為粗枷也；一睡為安，更不知其是廣廈也。此其極質極野無文之時也。非好野。其勢不得不野，雖至於質野之極而不自知也」。

  後來呢？幾代平安、安逸、舒服了，「追子若孫，則異是矣。耳不聞金鼓之聲，足不履行陣之險，惟知安飽是適而已。則其勢不極文固不止也」。也就是說，揮霍浪費，奢侈放縱不到極點則不收斂，可天下便由此大亂了。

  所以，一治一亂的循環，源於一質一文，並非「天命使然」。

  其批判的鋒芒，直指君王。

  為了「不受管束」，爭取自由解放，李蟄進行了勇敢的反抗。「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為墨，難盡寫也」（（豫約））！他面對攻擊，宣稱：

  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為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

  何等痛快！何等無畏！

  然而，在那個理學禁錮、暗無天日的後儒社會裡，他的反抗是不可能奏效的，他思想前進更不是一瀉直下的，他深感「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倏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無法實現自己的宏願；加上時代的局限，他不可能上升到完全可稱之為近代歷史哲學的高度，所以，到了最後，他只能求助於「魂靈」的自我解脫、躲向寺院：

  自在菩薩智慧觀照到無所得之彼岸。（《焚書·心經提綱》）

  故吾直謂死不必傷，惟有生乃可傷耳。勿傷逝，願傷生也。（《焚書·傷逝》）

  然而，卻是反動統治者把他送到「彼岸世界」的。萬曆三十年，明神宗下令，說他「敢倡亂道，惑世誣民」（（明實錄））。打下大獄。

  其時李蟄已過古稀之年，，仍不屈服：「罪人著書甚多，俱在，於聖教有益無損！」（《李溫陵傳》）終於借理髮機會，用剃刀自刨，在痛苦中輾轉至第二天才死去。用鮮血寫下了一位啟蒙思想家的抗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