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近代史觀新探

  ——通向唯物史觀的艱難歷程

  4.1 歷史的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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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也許，在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中，歷史意識往往比經學家、玄學家及理學家們的著述要清醒得多。上面這首七絕，千古流傳，人們從中感受到的一切，比史學家、哲學家喋喋不休講的道理，要厚重得多、深刻得多。滄海桑田、古今盛衰，致使銅人清淚、天老於情，何等的感慨，充溢於人心。

  尤其到了近代，中國人這種「世紀末」的哀傷更為之沉重。外侮內患，幾欲不可收拾，當日自命為「中央之國」的帝國，競在世界的急驟變革中風雨飄搖，江河日下……怎樣的一種痛苦、自責與負疚，填塞了一部中國的近代史，怎樣的無奈、掙扎與慨嘆，窒息在內外交困的屈辱之中，亘古的榮耀，皆已灰飛煙滅，連「萬園之園」，也在外寇的烈火中化作了廢墟。一切契機，都被歷史無形的手給阻遏了，人們還未明白過來，它便成了過去。

  中國幾度要淪入亡國的險境，中華民族面臨絕種的可能——這在當時，已不是危言聳聽了。而死亡了的民族，是不可能在火中重新誕生的，如佛學中的鳳凰涅架一樣。巴比倫、古埃及的命運，在等待著這人類歷史上生存得最古老的民族……多少志士，徘徊於巍然的萬里長城下，憑弔於圓明園的斷垣殘壁前，默立在氣勢非凡的兵馬俑旁，抑或站在漢墓的石獸、唐代昭陵上帶箭的駿馬身邊，怎不「獨槍然而涕下」呢？國運無常，世事無常，莫非，中華民族輝煌的古代文明，就此一去不復返了麼？一個偉大的民族，莫非就得淪為外邦的奴隸？

  我勸天公重抖擻，

  不構一格降人才。

  清人龔自珍，自丹田道出了一聲吶喊。

  自晚唐走向末世的中國社會，至清代已是爛透了，然而，這卻延續了近千年，使中華民族坐失了一個又一個再生的良機，始終在苟延殘喘，要死不斷氣。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曾感嘆中國自秦漢以來大一統局面的維繫與延續，可他沒深入至中國古代社會的真實境地之中，沒看到這種大一統的超穩態是怎樣以拒絕個性、否棄自由、鉗制思想，以及排斥任何變革乃至科技成果為代價的，沒看到近代中國巨大的落後正是這種超穩態的後果，所以，東方的史學家池田大作對他的感嘆不以為然。若以東方的「輪迴轉世」而論，這樣的「國運」不如在宋代絕滅而後轉世為佳，或許已開創出一個新的局面，而氣息奄奄拖了七百年，靠理學作吊氣的參精，最終還免不了一死，可把不死的靈魂也弄得病人膏育了——靈魂一死，便再也沒什麼「輪迴轉世」了。

  為此，我們何妨不再來一次魏晉、隋唐時搞的「歷史虛無主義」呢？我們已經讓歷史這位老態龍鐘的傢伙拖得要斷氣了。

  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激活」，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然而，這次「激活」比上次亞洲文化綜合的「激活」要艱難得多，固然這次面臨的是整個世界的文化。

  上次激活所刺中的活體，只是漢代末期短短百數十年的癰疽；而這一次，則是自宋代以來七八百年的歷史沉病。上次是一位輕病人，這一回卻是個重病號。

  因此，整個中國的近代史乃至於現代史，都處於這種欲活未活的狀態當中，迄今仍未達至完全被激活的狀態——「積重難返」一語，說得是夠歷史分量的了。假如它不僅僅指「文革」的話，固然「文革」也是這部歷史的縮影。

  所以，近代、現代的思想家、哲學家、史學家及文學家們，大都走過一段非常曲折的道路，有的年輕時是蔑視一切傳統、大膽創新的闖將，末了，卻飯依佛門，問津禪宗；抑或沉灑於故紙堆中， 由反儒的鬥士變成儒門的老朽……歷史，也在他們身上重演著一個又一個的無可奈何的悲劇。

  我們已不可苛求他們了——因為他們也成為了歷史，而歷史則是不可以改變了的。可改變的只有未來。

  這些人的可悲並不算什麼，更可悲的是始終打著反孔的旗幟，在主觀願望上一直要與儒家文化決裂，可是，在實際上，在其不自覺的行為中——即在潛意識裡，他的所作所為，卻仍還是舊的一套，以至仍把歷史淹沒在復辟的血泊之中。

  這不僅可悲，而且可怕了。

  由此，更可見這七百多年的滯後作用在當今現實中的可怕陰影——東方神秘主義符咒的力量！

  後儒的調節功能、修復機制，我們可以在晚唐、兩宋中儒學的復興及上升中看到。因此，我們面臨的是比後儒更牢固、歷史更悠久的復辟力量、傳統惰性，孔子的「有為」，化作了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儒家的「正統」，更是「文化載道」式的政治及強化專制，惟我獨「左」的殺伐……在弄清古代史觀之後，我們再看看近代史觀的演變，我們才可能在紛紜複雜、撲朔迷離的歷史事件中，最後來個「頓悟」：

  呵，原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