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 董仲舒：道德的神化與「三統之變」

  本來，孔子在先秦諸子百家之中，不過是哀衰諸公中一位落魄者，終身不得其志，到處出盡了洋相。所以，他對於死後的殊榮，則是不曾料及的。「子不語怪、力、神」。敬鬼神而遠之，卻萬萬沒料到， 自己竟也被定為「千古一尊」的神，教後人頂禮膜拜，歷史給這位大教育家開了個大大的玩笑。他叫別人不要這麼做，可後人卻偏要對他這麼做。他不信神，可別人把他當了神，而且愈當愈大，「屈於一時，伸於百代」，他成了眾多統治者的師表。

  正如前所述的，道德或禮，從來是保守的、落後的、傳統的。一切即將覆滅的階級，其最後的、也是無可奈何、最無力的呻吟或掙扎，便是訴諸道德，要求人們繼續對其效忠，不要有不忠不義的悖逆之舉。而這時，畢生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孔子所鼓吹的「禮治」，便最投合他們的心理需要，他們抓住這根救命稻草就不想撒手，以致最後一同沉沒。

  把孔子最早推向神的位置，也就是把道德倫理神化，置倫理於歷史之上，首功當推漢代的董仲舒。在倫理史觀的峰巔上，孔子成了素王，董仲舒的「廢默百家、獨尊儒術」也就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創痕，迄今不可治癒。

  然而，正是董仲舒這一主張的確立，也標誌著倫理社會由盛及衰，倫理史觀已不足以制約時代，生氣勃勃的秦漢倫理社會，已趨於保守與沒落，所以才不得不改造和利用孔子的道德倫理思想來維持自身的存在。孔子愈被視為絕對權威，社會就愈是保守與沒落，這在中國歷史上幾乎已經成為了規律。所以，在西方文藝復興、進人工業革命之際，中國日趨落後，孔子便愈捧愈高，溢一號愈大得嚇人……

  對於捧孔子的「始作俑者」的董仲舒，是不能不認真加以對待的。

  董仲舒的政治活動歲月，正處於漢代由盛及衰的峰巒之上。漢武帝建功立業，興水利、逐匈奴，倒是朝氣蓬勃的。後來卻自嘆無法力挽狂瀾，晚年下了一道悔過的詔書，說他的「雄才大略」己無法實施。他完成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大業，卻也到了極限，走向了反面，不久，便是王莽的「新朝」，陷人了內亂，西漢王朝便最後崩潰了。

  董仲舒對漢武帝以「天人三策」：就是適應這盛極而衰的專制統治的。也就是說，在當時不僅在社會結構上得「定於一尊」，加強倫理秩序，而在人們的思想上，也務必「定於一尊」，加強對人民的思想統治。所以，必須「廢默百家，獨尊儒術」，因為儒術——禮治，對統治者很是投契，董仲舒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珠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 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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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頗有點法西斯的味道了！

  但當時的董仲舒，為儒家爭得正統地位，個人在政治上並不得意。而百家之學仍然存在並在發展。其主張得以實現，當在其後。他畢競拿出了個綱領，思想先行了！

  在歷史觀上，為強化倫理道德的絕對統治，他繼承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學說，融合了韓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的三綱思想，提出了「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春秋繁露·基義》）的著名論斷，把倫理秩序加以了絕對化及神化。

  他是這麼說的：

  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 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春秋繁露·基義》）

  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君而復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 陰為婦而助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

  人間的倫理秩序，便是天定的秩序，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是不可移易了的。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對策三》）

  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 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楚莊王》）

  為完成他的理論，他可謂絞盡腦汁了。應該說，為維護大一統的統治，他是不遺餘力的，以致不惜借用天的力量。

  他在《舉賢良對策》中作了總結：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慾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之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之者而大本舉矣。

  於是，歷史的變化是自人事而感應於天，違反了三綱便是得罪了天，「反天之道，無成者」（《天道無二》），於是，歷史、人倫與天，三者統一了起來：

  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漢書·董仲舒傳》）

  歷史的前進，也就在於「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堯舜》），所以，無論是進是退，「大原出於天」，最後還是好的不變，萬古不變！

  從「天人合一」到「天人感應」一直到「王者法天」、「王道配天」，董仲舒只是把濡家的倫理史觀，作了神學的解釋與印證，借天以嚇唬民眾以遵守倫常秩序，用心良苦，換句話來說，在倫理史觀下，他的理論與孔子的一套，也並無歧異之處。

  在人性的問題上，他也作了新的綜合與發揮，提出了「性三品」說。

  孔孟是主善的，認為善是歷史的動力，人性本是善的。荀子卻認為人性是惡，但可以「化性起偽」，改造為善，從而推動歷史前進。韓非來得更徹底，人性是惡的，而惟有惡，才能左右得歷史。凡此種種，把中國歷史觀中關於人性問題單獨抽出，足可以與其他什麼「民本思想」之類獨立成篇了。

  董仲舒則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篇，這也是一種倫理秩序。他說：「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那麼，這種天生的資質是善是惡呢，他又說：

  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深察名號》）

  所以，由於天地有陰陽，人也有善惡，人性也得服從倫理秩序。

  就這樣，他分出了「三品」：「聖人之性」、「斗宵之性」、「中民之性」。「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答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實性》）。

  所以，聖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斗臂之性，則是天生的惡，均是不可改變的。這頗有孔子「惟有智與下愚不移」的味道。而「中民之性」，可以經過教化成為善，可以叫做性。這又有點荀子的「化性起偽」的意思了。

  且看他是如何自圓其說的吧。

  他並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論，而且說得振振有詞：

  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深察名號》）

  這裡倒有點相對論的影子。但是，人們不難看出，他無非在人性善惡的層次上，比孔孟更進一步完成了倫理史觀。他認為，性是資質，善乃教化，二者相待而成，卻不曾同一。「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實性》）。所以：

  性者，天質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教，則質樸不能善。（《實性》）

  因此，「聖人之道」為「天命」，「王者之教」為「善性」，而「人慾」必節制，也就是惡了。於是，自人性善至人性惡的「三品」中，彼此是不可逾越的，它們有等級之分。他就這樣把社會外在的綱常秩序化作了人性內在的善惡等級，「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天生是教育人的，而「民之號取之祺也」（《深察名號》），老百姓均是渾渾噩噩冥頑不靈的，「譬如膜之待覺，教之然後善」（（深察名號））。就這樣，聖人天生是歷史的創造者，而「深察名號」則是「治天下之端」，這仍是孔子的「正名」說，以「名」來定是非，判順逆。

  性「三品」說可謂董仲舒的新創造，而歷史發展的「三統」、「三正」之說，則更是他在「三綱五常」定位不變，「天道無二」，始終如常的理論上建立起來，用以解釋歷史上的朝代興亡更迭的。過去，統治者用「以德配天」來解決這一問題，後來，又有了鄒衍的「五德終始」之說。且看董仲舒如何立新說吧。

  他也主張以「德」來解釋朝代更迭：「天之命無常，惟德是命」（《三代改制質文》），贊成「五行莫貴於土」、「五色莫貴於黃」（《五行對》），認為漢以「土德」受命。但他並沒就此止步，說相繼的朝代都要「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自成一「統」，以應天命：

  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意，故必徒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楚莊王》）

  他以夏為例，夏代以寅月為正月，其時「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於是夏朝的朝服、車馬、旗幟、祭祀，均尚黑，為「黑統」。商朝以丑月為正月，其時「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於是商的一切均尚白，為「白統」。周朝以子月為正月，其時「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所以周的一切就尚赤，為「赤統」。

  這樣，「三統之變」，便是黑統、白統、赤統的更迭。但他又加以演繹：

  有不易者，有兩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

  「兩而復」，是一代尚文，一代尚質。「三而復」，則「商質者主天，復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四而復」，便是「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主天法質而王」、「主地法文而王」。「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始」（《三代改制質文》）。「五而復」、「九而復」，就是封五帝、九皇之後，以維持其對祖先的祭祀——說到底，他無非是把循環演繹得更複雜一點，但萬變仍不離其宗。「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漢書·董仲舒傳》）。所以，「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一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玉杯））。

  直到東漢， 由漢章帝劉坦親自主持的白虎觀會議上，董仲舒的這種政治倫理思想得到了系統的發揮，他們編纂為《白虎通義》，提出了「三綱」、「六紀」的倫理教條，三綱其義已明，「六經，則是「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還有婦女「三從」：

  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伸，功歸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三綱六紀））

  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 雖嫁從夫，夫股從子也。

  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意也。（（嫁娶））

  「三統」「三正」則更為詳備為：

  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之正》）

  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之正》）

  其「三微」，系「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說的是季節轉換中以哪一月為正月。

  由「三正」又來了「三教」：

  王者設之教何？承衰收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三教））

  於是，這種「三統之變」的歷史循環論，便發展得更加完備與細密了。宗法社會的統治者，大可不必擔憂其「道」失去正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