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屈子：歷史的錯位，本質上是藝術家的政治家

  作為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屈原對自由的追求，對美的景仰總是要超過道德及功利的約束的。他永遠不可能在作品中絕對接受其所在時代的道德規範和功利目的。也正是這種追求與約束之間巨大的悲劇，才得以造就出劃時代的史詩般的作品來。沒有歷史與倫理的二律背反這一悲劇因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偉大的藝術作品的誕生。托爾斯泰的《復活》中的懺悔意識，是屬於倫理道德方面的，但瑪絲洛娃最後的歸縮，恰巧是對這一懺悔意識根本上的否定。聶赫留朵夫是無法跟得上歷史的……回過頭來，我們來看屈原的《楚辭》，主要是《離騷》，發掘當中的歷史意識與哲學思想，也就同樣看到了他對異化的憤嫉——發自於人的本性的對自由的冀求與對美的信仰，是如何與他所受的「禮治」思想教育產生巨大的、悲劇性的矛盾，從而倍感淒寂與孤獨，不為世人所理解。從這個意義上，把屈原歸於儒家、道家、法家或陰陽家，都是可笑的。他就是他，一個本質上是藝術家而非政治家的屈原。同樣，魯迅所說的：「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千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且介亭文集·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也絕非是為儒家的仁義道德唱頌歌。

  這裡，我用了「本質上是藝術家」一語，倒不是因為我剛好寫了一位「本質上是藝術家」的一位政治家悲劇性的傳記，而是我覺得，藝術的本質是順乎自然、發乎感性，是情感的、反抗歷史地造成的異化力量對人的束縛、扭曲，而與搞政治去矯悄偽性，像苟韓一般冷酷、計算是格格不人的。一個藝術家搞政治，則必然失敗，因為他做不出後者的理智、冷靜的計算。這並不是目光短淺，缺乏理性，而是兩者的根本依據是截然不同的。文學藝術依據的是更高層次的審美原則，而政治講的是功利，哪怕是長遠的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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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對干異化，則鞭撻至了天堂——連天上也與人間一樣，充滿了勾心鬥角、爾虞我昨，以至於美醜不辨，涵濁不分。在《離騷》里，他赴訴無門，一直上了天門：

  吾令帝閣開關兮，倚閣閡而望予。

  時暖暖其將黑兮，結幽蘭而延佇。

  世溜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在這樣的天國里，哪還會有一個「無私阿」的上帝呢？

  正是這種「叩聞」的描寫，凝結了屈原的整個的反抗精神，對整個宗法社會的懷疑與挑戰，這才是（離騷）流傳至今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他在其中的「禮治」幻夢。

  在《天問》里，他這種反傳統、反天命的精神表現得更為集中：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

  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舜如此關心他的弟象，到頭來還是為害，而象懷其肆犬之心，卻不危敗呢？可見「福善禍淫」，早已就不靈驗了。

  眩弟並淫，危害厥弟，何變化以作作，後嗣而逢長？

  逼嫂害兄、心懷巨測者，卻子孫滿堂，道德又有什麼用呢？

  上帝從來是不公正的，信什麼「天命」呢？屈原間天，終於不信「九重天」里還住一個土帝了！上帝竟可以受賄，彭祖「斟堆」，就可以「受壽永多」。後櫻出生驚動了他，他便把後櫻毒害了……這傢伙又貪吃又貪財，又狠毒又無才幹，哪能有什麼尊嚴？豈能至高無上？

  對上帝的挑戰，也就是對現實的挑戰，對異化了的社會挑戰。我們歷史地看待屈原的作品，就不難剝去其「禮治」的幻夢及道德教化的約束，從中看到其現實主義的偉大力量。

  他的「禮治」幼夢在作品中是深刻的悲劇，他稱道堯、舜、禹、湯、文、武，至死在（懷沙）里仍寫「重華不可邏兮，孰知余之從容」，力圖把自己說成是一個「道德自我完善」的楷模，註定要以身殉君主，「雖九死而猶未悔」，可他卻又不得不從現實中看到，別說君主，就是上帝及天堂，都是涵濁不分、美醜不辨，嫉妒、讒謅，完全異化了，那麼，忠孝又有什麼用呢？

  在《離騷》的博大深沉、神秘莫測、馳騁天地之外，令人想到莊子的（逍遙遊），頗有「獨與天地來往」的精神自由，可惜這只是外在的形式，他最後仍未跳出忠君的思想。這深刻的矛盾才有《離騷》。他在歷史、哲學、藝術上與孔孟格格不人，卻在政治上又與他們劃不清「界限」。這也許便是一個藝術家與政治家的矛盾吧。文人從政，如履薄冰，後人這一警句，用在屈原身上，也恐不為過。作為政治家的悲劇，他是藝術家氣質太多了，而作為藝術家的悲劇，他則是誤人了官場之中。但對於一個民族文學史，卻也是一個大幸，他留下了這樣一部充滿衝突、對抗的傳世之作。作為藝術家，他有著鮮明的個性，而作為政治家，他又失去了人的獨立意識，他發自內心的情感衝動，終究沒能完全淹沒在道德倫理的說教中。這又是他個人的大幸，他詩作的大幸了！

  離開了歷史與倫理的衝突，只從倫理上去否定他或只從歷史上去否定他，則是忘記了藝術的真諦！而一位藝術家的歷史觀，畢竟是積極的、進步的，壓倒了政治家「禮治」的理想，也就是說，美高於德，審美高於倫理，在這點上，他比孔子的以善為美、以善取消了美的倫理觀、文以載道的政治思想（也是迄今極「左」的根源）要高明得多、深刻得多。作為一個藝術家，他比孔子自是偉大得多。用儒家學說去解釋他，也是一種錯位。連崇尚儒家的劉舞也說（楚辭）「異乎經典」之處甚眾。荀子當時說「負石赴河」，亦「非禮義之中」。但它的價值，不恰巧正在這「異乎經典」之處麼？在「非禮義之中」麼？

  如果說，社會是「第二自然」，超出自然而有其獨立發展的道路，那麼，不與歷史作正比發展的文學，也同樣是「第二歷史」。以文學的發展去觀照歷史，觀照社會，我們是可以發現在一般歷史研究中不能發現的東西。歷史是人類異化的始末，那麼，文學卻是人類反異化的始末，同樣有其二律背反。莊子、屈子的作品深刻之處，也就在此了。

  我們結束了先秦時期歷史觀的探討，又回到了文學上面。縱然莊子與屈子幾乎是同時代人，但歷史既是全息攝影，也無須在年代上過分拘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