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古老的民族及神—鬼（祖先）—人的序列

  從一開始，「天人」關係這一命題，便是中國人歷史觀的核心，直至當代仍有人試圖把它與「自然的人化」結合在一起，講到生態平衡、講到後工業社會，也把它講到美學史觀上來——但我是把它當做相當遙遠的未來而言，而不是「急功近利」地津津樂道，以免造成某種歷史的錯位。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天」的含意已經幾度演變過了。它一度是「神意」，是人格化的天，是上帝，是原始的宗教。如同恩格斯在《布魯諾·鮑威爾和早期基督教》一文中說的：

  

  事情很清楚，自發的宗教，如黑人對偶像的膜拜或稚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其產生的時候，並沒有欺騙的成分，但在以後的發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侶的欺作。

  很顯然，開始是對自然現象的一種神秘的崇拜。是對自然的崇拜，幻想到自然的背後有神靈的支配。後來，則為統治者所利用。古史上的兩次「絕地天通」便就是如此。第一次，「古者民神不雜」，至帝擷頌時，因「九黎亂德」，鬧至「民神雜揉」、「民神同位」，神「無有嚴威」，故「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澳，是謂絕地天通」（《國語·楚語下》）石第二次是帝堯時，因「苗民弗用靈」，出兵鎮壓三苗，「報虐其威，遏絕苗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尚書·呂刑》）。

  而後，「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這已有神一鬼（祖先）一人的秩序了。在《尚書·盤庚》中論及遷殷這段的理由時，更說：「先王有服，格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今不承於古，周知天之斷命。月日：其克從先五之烈。」即指五次遷徙，均是「知天之斷命」。後來，成湯遷毫，果然興旺發達，得到了「天」的嘉美。這種天命史觀，與神意史觀完全是一致的。

  到了西周，「天不可信」，「小民難保」，也就是說，神意的成分削弱了，所以引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並產生了禮樂制度，確立了等級制度，上尊下卑的秩序，把統治者與天聯繫在一起，故周亡殷，則是「將天明威，致王罰，救殷命終於帝」（《尚書·多士》）。是周文王的德行，「聞於上帝」，「乃大命文王殖戎殷」。

  春秋時期，「天」或「神」的觀念又變了，在崇神的幌子下，神人並舉，最終強調人的作用，譬如：「民，神之主也」（《左傳·嘻公十九年》）。「民，天之所生，知天，必知民矣」（《國語·楚語上》）。

  末了，則有人說：「吾非著史，焉知天道」（《國語·周語下》），索性不理睬天了。或者表示懷疑：「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左傳·昭公十八年》）最後排除了天的作用：「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左傳·哀公元年》）

  在《詩經》中，「天」簡直被大罵特罵不已。

  「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詩經·小雅·節南山》）「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詩經·小雅·雨無正》）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詩經·小雅·雨無正》）「民莫不穀，我獨於催，何辜於天，我罪伊何？」（《詩經·小雅·小棄》）

  天主宰一切的天人觀，在此已經分崩離析了。無可奈何天，是一方面，敢怨敢罵，又是一方面，於是便有了覺醒：「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詩經·小雅·雨無正》）「龜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嘈沓背憎，職竟由人。」（《詩經·小雅·十月之交》）

  在中國歷史上，北方自然環境惡劣，是北方民族南侵的一大歷史動因，因此，中原文化不斷往南方壓縮，所以，在南方的山區及沿海一帶，保留有古文化的痕跡較多，是理所當然的。筆者上山下鄉曾長期生活在湘東山區一帶，那裡是炎帝的段葬地。相傳是古代炎黃大戰之後，炎帝率其部族南下而來到這裡。 自古以來，這裡的土籍及客籍（如客家人）一直有這麼個風俗，叫「誅天」，這就是遇到不順的事情——自然是大事，天災人禍之類，包括歉收及戰亂，乃至於「文革」中極「左」政策造成的危害，人們都在門口放一塊砧板，而後跪在砧板前，高高揚起菜刀，詛咒一句天，便往下砍一下，其咒語，即有民間理語，也大都與《詩經》上差不離。

  於是，天便在這裡成了受氣包，成了人們的發泄對象，沒有一點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誰都可以拿它來指桑罵槐，而它又是最無用的了。這自然是人們對暴政或別的橫逆一種消極的反抗，但這正是從《詩經》承襲下來，經久不息的一種傳統。

  憑此，便可得知「神」在中國只配有的命運了。

  它永遠只能被放逐，被當做一種象徵，虛幻的象徵。它如果有用的話，也不過是被當做挨罵而不會還嘴的木頭。它至高無上的時間，在歷史上只有一瞬間，在人們的意識中，也同樣只有一瞬間。它僅僅在實用理性的維持下，才作為一個影子存在於生活之中。無用就無它，有用則有它。孔子說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借》）。就一語道破了這一「天機」。

  因此，中國的「神」大都是面目猙獰、奇形怪狀的。做好事不多，做壞事不少，沒半點人情味，整日價正襟危坐，一板正經，不苟言笑。反而，那些反抗神的夸父、共工，倒有幾分悲壯，可歌可泣……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不可能有成熟的、完美的史詩。

  難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而把古籍中關於神的歷史全部刪除，這多少也有點冤枉。如果是一部完全關於神的史詩，如荷馬史詩一樣，那就不是刪，而是全部毀滅的問題。這能有麼？只有退一步了，在歷史的記載中，不時摻雜有神或鬼的內容，顯得不那麼可信，這樣，才有個取捨問題。孔子逐去了史籍上的神， 自有他的道理。然而，他卻沒料到，沒有了遠古的神，他卻被以神待之，兩千年來一直在升級，連神都對他望塵莫及。逐神者幾乎取而代替了神的位置，分明是民族意識中一個極大的悲劇因子。

  古希臘的神，以人的形體為美，有一般人的七情六慾，可親而不可畏。愛神維納斯之美是不消說的，連戰爭女神雅典娜也決不殺氣騰騰，而富於詩意。而我們的月下老下——愛神竟以個老頭子來擔任，這已經大煞風景了，至於後來抬高為神的孔子、關帝，也絕無一點人情味。該怎麼說呢，他們的神以人為藍本，而我們的人卻以神為藍本，因此，人比神更加專制、蠻不講理。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這便是以老人為愛神的原因吧？中國的婚姻，絲毫沒有浪漫主義的詩情，由此可瞥窺一斑了。誰有心思，把我們的神——人，與古希臘的神作一番對比，從形象、性格、分管職能等等，一一作出剖析，倒是一篇絕妙的文章。也許我們的自然環境太嚴酷了，連人也變得凶神惡熬，人際關係中的利害衝突激化，所以才靠血緣宗法來維繫，虛幻的群體意識成了一種鴉片。

  似乎又扯到題外去了。

  不過，這仍歸於歷史觀中的「天人關係」上面，因為那段歷史時期，從根本上說，人們仍依賴於「天」來解釋人類社會中的種種問題、是非、爭端等等。

  這個「天」，已很少有人格神的味道了，而只是自然本身罷了。

  當然，對自然的認識與理解，也各有各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