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價值的擅變——唯物史觀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使用過歷史的「顯性因子」和「遺傳基因」之類的術語。 自然，如果把歷史當做活體看待，使用這樣的術語是理所當然的。如同一個人成長之際，童年時代的「顯性因子」可謂天真無邪，該笑就笑，該哭就哭，頗有點莊子的味道。人類的童年時代不妨也這麼看。長大了，性成熟了。青年的「顯性因子」便是鬍子、喉核之類了。到了壯年，更年期反應，而後，還有老人斑……同樣，人類社會的初期， 自然天性是充分一些， 白然史觀便也這樣形成，說莊子是第一個反異化的思想家，的確不假，他反對「人為物役」，要求「不物於物」，甚至看到了千年後「人吃人」的可悲結局：「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可謂不幸而言中，理學「以理殺人」，不就是中國社會發展成熟的一種異化了的可怕力量麼？

  所以，其後的「顯性因子」，便是血緣宗法關係上形成的倫理道德觀念了。它初步的完成形態是在漢代，即董仲舒的「廢黯百家，獨尊儒術」，以倫理為本的「禮治」——「君懷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雲夢秦簡》）。作為這個「禮治」的顯績，便是漢代的繁榮昌盛。但這一「顯性因子」也有其自然衰老、走向反面的過程。

  於是，三國兩晉南北朝，反倫理、縱人慾的潮流勃起，加上外來文化的衝擊，中國歷史出現了一次激活，達到了古代繁榮的頂峰，越過印度文明的高度而成為世界文明的奇峰。

  但是，倫理社會的「遺傳荃因」雖一度被抑制，但不曾消失，而且仍頑固存在，於是，在宋明時期，又重新武裝了起來，成為極為反動的理學體系，在中國造成了極為巨大的歷史性創傷，使中國文明的進程遠遠落在了世界的後頭。

  於是，中國社會又處於了類似魏晉時期的局面——那時面臨的是亞洲的另一個文明：印度自4世紀始的太平盛世，而此時，則是整個歐洲的工業革命及以後歐美的科學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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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漢代到唐代，和平滲人的印度文化長達數百年之久。而自明代至今，也有數百年了，這一「激活」的過程不斷被遏制，這同傳播方式及業已武裝過的理學有很大關係。

  但是，作為一定歷史時期必定要出現的社會的「顯性因子」，總是阻止不住要上升到主要位置的。

  這便是日益引人注目的物質因素——物的交換：商業；與物的突飛猛進：經濟與科學的發達。

  如果說，血緣宗法社會的物質生產尚不發達，人們把關注的重心放在「外王內聖」上，這是不難體察的，小農經濟只配有那樣一個倫理社會。但是，當經濟的因素凸現時，人的觀念總是不得不跟上的，不管傳統力量還有多大。

  於是，價值觀念便出現變化。

  可以說，過去的倫理社會是排斥這一觀念的，所謂「貴義而賤利」便是如此。我這麼說，有人會提出，過去就沒有價值觀念麼？我認為，在這個定，義上，得作個必要的說明。所謂「貴義」的「貴」不能引中為「價值」，正如「貴人」並不等於重視人的價值一樣，「貴義」若說成是重視義的價值，那它便是一種抽象的、子虛烏有的價值了。中國古代有「人貴」思想，但那是指倫理群體的「貴」，而非真正的人。

  所以，這一時期價值觀的產生、發展、演變，乃至於升華，便是一個革命的過程。尤其對於中國社會更是如此。這種新的「價值觀」與唯物史觀可謂接壤。事實上，也只有當經濟的因素，或生產力的作用作為「顯性因子」在歷史進程中出現之際，唯物史觀才應運而生。在古代社會，是沒有產生它的氣候條件的。

  由於交通與信息的關係，唐代只是亞洲文明的一次綜合、交融與激活，而近現代則是整個世界文明的衝擊了。這種衝擊後的第一個選擇，便是作為西方的先進思想——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在中國獲得的勝利。這種「西化」過程，是經過了幾十年血與，火的戰爭，數百年乃至千萬人流血的結果，而在這場戰爭之前，更是上百年的選擇，極其痛苦的外患與內亂的迫使所作出的選擇。

  中國的宗法社會在宋明間的強化，也證明它走向了末路。在中國歷史哲學發展中有著重大貢獻的黃宗羲，便提出：「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所謂「法」，則一是「置相」——「天下不能一人而治」，相當於內閣總理制去制約君權；二是設「太學」——近乎議會——「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再是計口授田，工商皆本，以造成「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這已有近代社會氣息了，最後則是提倡「絕學」，即獎勵發展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可以說唯物史觀便由此逐漸形成。

  章學誠也以史學反理學，指出：「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後這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是言史學也。」這是擺脫理學空言而走向現實性的歷史意識。

  當西方人用鴉片轟開中國大門，從而引起中國思想界激烈動盪之際，龔自珍大聲疾呼：「奈之何不思更法！」他把一個朝代分為治世、衰世、亂世三世歷史，要廢「一祖之法」、行「千夫之議」，這初露了人文主義思想。魏源則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呼喚「何不借風雷，一壯天地顏」。他以「變古愈盡，便盡愈甚」，「根抵於民依，善乘乎時勢」為變革準則。因此，他被美國學者譽為那時整個東亞最傑出的思想家。其後，受香港租界影響，洪仁殲基於「革故鼎新」，寫出了《資政新篇》，孫中山更以《建國方略》提出了民生史觀，以「包括一切經濟主義」，重視生產力的作用。

  作為首批赴歐留學生的嚴復，提出其歷史哲學，並將其建立在科學實證的基礎上。他把達爾文的進化論引人其歷史發展觀，把世界描繪為一個連續的發展進程。人類是發展中的一環，與整個世界萬物同處於一個共同體中。所以人類的存在，無論歷史的，還是現實的，都可以在這個網上找到確定位置……他一譯出赫青黎的《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警鐘，就在中國知識分子固有的憂患意識中引起共鳴。一時間，進步的知識分子都自稱為「進化論者」了。他不無見識地指出：「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口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

  中西歷史文明的對比，在數百年間引起的震動是空前未有的，迄今仍有增無減，但對歷史的選擇，畢竟受歷史的制約，在中國近代史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影響之深，可謂舉目可觸。如今，不也仍有人主張，類似台灣、韓國，經濟可以起飛，可以西化，但意識形態仍可以是儒家的、專制主義的……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毫無疑義，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在軍閥混戰從未統一過的20世紀上半葉的中原大地，「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正擊中了舊中國的積弊及病根。「五四」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同樣也極為準確地打中了幾千年宗法社會的意識形態之要害。唯物史觀迅速在中國形成，並成為改造舊中國的尖銳武器。

  在無產階級並不發達的中國，受壓迫最深的農民便成了主要的革命力量，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但國民意識的革命卻漫長得多，魯迅等文豪的作品便指明了這一點：只有形式上的變更，內容並不定什麼時候又可以重新推翻，太平天國便是一個先例，人們不妨拿它與唐代對比。「拜上帝會」所倡導的宗教，與唐之前傳人的佛教，在其性質上犯不著作多大區別，當時也是西方宗教傳人中國之際，洪秀全也從《勸世良言》中接受了基督教原始教義的影響，宗教形式的平等觀，都同樣是對宗法社會的一個反叛，但歷史已不是唐代了，外有「洋人助妖」，內則由於農民意識造成的迷信猖撅、惟我獨尊、平均主義、極權專制、內讓自殘，使太平天國歸於失敗，一次對準宗教的倫理社會所作的宗教改革己不符合歷史的要求了，空想的農業社會更不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太平天國也就永遠只是個「天國」。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勝利，也不是「畢其功於一役」的，倫理社會、宗法血緣關係，也不曾輕易退出歷史舞台。人們也已經看到的等級森嚴的儒學，也可借「階級對立」來復活並正名；血緣宗法關係，更演變成了「出身論——血統論」，而扼絕個性發展的群體意識， 自有所謂的「階級利益」來代替，舊的亡魂就這麼戰戰兢兢，然而卻絕不猶豫地從新的衣裳里重新鑽了出來，甚至個人迷信所造成的神化後果，比封建帝王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文主義窒息了，人的價值淹沒在更大的「仁義」之中，唯物史觀也被一步步蛻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什麼「精神原召單」、「批惟生產力論」，以至不顧經濟規律以長官意志辦事，一直到「文革」中經濟陷於崩潰邊緣，中國在世界經濟起飛中卻來了個大倒退。

  知識的價值、科學的價值、人的價值，還遠遠不如權的「價值」、宗法關係的「價值」、陰謀詭計的「價值」。這該是「文革」中的「價值觀」了。其實，這仍是宗法社會的「無價值」。

  這便是由宗法社會向經濟社會或現代社會轉化的艱難歷程。而今，以權謀私、官商作風等等，似乎是「價值」的一種轉換，其實，恰巧是宗法血緣社會的一種遺患。人們不難回想起舊中國「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形成，那仍是封建倫理統治的必然結果。

  我們面臨的是價值的革命。

  一方面，是把人從束縛個性、壓抑才幹的所謂「群體意識」——實質是專制意識中解放出來，確認人的價值、人的尊嚴。這個過程，不是兩三天可以完成的。歷史學家們有的甚至斷言，在世界上這種轉變兒乎沒有不流血的例外。當然，我們已流有很多的血了。《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便是這一目標，也就是人人都參與創造歷史、選擇歷史。人，這是唯物史觀的立足之處。實現人的價值，正是唯物史觀的目的。

  這方面，當然是個宏觀的把握。人的價值——這是最終的價值。

  人的價值的實現，也是作為真正人的歷史的開始。

  但是，在我們今天，這必須有個過程。

  且不說前面已講到的，由宗法血緣關係到價值觀念的形成，有個艱難的過程，而從初步的價值觀念到最終的價值觀念，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迄今，我們的世界還沒有完成這一過程，中國就更不曾完成這一過程。

  中國農民是講「實惠」的，眼見為實，耳聽為虛。開始，實物的重要性， 自然勝於金錢本身。有錢也不存銀行，這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念。而這觀念已沒多大市場了。

  但金錢是死的，人的智慧才是活的。進一步，人們才會在「撈錢」的狂熱中，認識到知識與才能的價值。當然，這本身也很艱難。投資搞經濟好說，投資搞「虛」的，在下邊只怕還推不動呢。哪位頭頭不死盯住產值、利稅？當然，這也關係到他的權力的穩固，可見還擺脫不了倫理社會的羈絆和「錢」的羈絆。無疑地，對於目前來說「時間就是金錢」，是有其進步意義的，對於愉懶、停滯、保守的舊秩序，有著不可低估的革命作用。但把價值歸於金錢，畢競是個低層次的起步。價值僅僅停留在數最上的客觀物質上。

  而對於發達的現代社會而言，信息本身的重要性愈來愈顯示出來，而且也呈示出了它更高的價值。有人甚至以「信息社會」來描繪即將到來的未來社會。所謂「信息」， 自然包括新發明、新技術成果的迅速傳播、採用、提高和完善。

  當然，這顯性因子仍是「經濟」。唯物史觀有著其顯而易見的優勢。

  由重視物質、金錢，進而發展到重視信息、知識、教育及文化，這在價值觀念上是一個不斷的革命與更新過程。

  於是，人們對物品的選擇，對其本身的普遍的使用價值重視程度，將逐漸讓位於長遠的考慮和主觀上的需求及情感上的愛好。所謂「智力投資」，如今日趨迫切與重視，正是這一革命過程的反映。

  人們便由此產生了知識的價值、智慧的價值等觀念了。這是一種全新的觀念。發達社會中「軟體」組織——文化、科學、教育方面的規模、投資，遠大於落後社會在這方面的規模、投資正是這樣一個道理。

  於是，落後社會又面臨著一種「馬太效應」。這就是先進社會在知識價值革命中以幾何級數發展時，落後社會還按照算術級數緩慢向前，這樣，兩個社會之間的差別就會愈來愈大，富的更富，窮的更窮。這是經濟作為「顯性因子」出現後，不同文明程度的社會所會產生的必然對比。誰落後誰就要挨打，要被剝奪——這樣，落後社會不可避免便會面臨這樣的命運：重蹈古巴比倫等攫滅的命運。

  要麼，就需要外來的激活！

  這不僅是經濟理論，也是歷史理論，如同我們一千多年前，自魏晉的動亂至唐代的鼎盛一樣。

  一百多年來，我們已經反覆過了多次，關閉一開放一再關閉一再開放，歷史給予的證明，再閉關鎖國，便只有古巴比倫可悲的命運在等待著我們。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意識到這一點，或完全意識到這一點。

  全世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在這個交通、信息已經相當發達的狀況下，不再是獨立的、與別處無關的。因此，它們之間出現的碰撞、衝擊、綜合的規模，也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大得多。先進的、高級的唯物史觀，總是不斷地取代低層次的或初級的唯物史觀。

  當「知識的價值」、「智慧的價值」，愈來愈趨於個性化的時候，也就是人人參與主動創造歷史的時候，歷史就不是盲目的，而是帶有目的性的、可供選擇的了，人民創造歷史的輝煌論題便要得到真正的論證。那種「各領風騷二百年」的時代，必會讓位於「各領風騷兩三年」乃至於幾個月，歷史必會以這樣的方式迅速更新、前進，社會將充分享用知識與智慧，而不至於在比較穩固的使用價值中慢慢爬行。因為知識本身的價值不同於使用價值，它一旦更新，便失去了意義。在價值觀的最高階段，價值本身便趨於消亡了。就拿電子管、電子元件來說，它在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知識及工藝面前，便完全失去了價值。而這種價值更新的頻率愈高，價值的意義便越易消失。

  將有新的概念來取代它——價值。

  我們也許說得太早了一點，也看得太遠了一點。歷史，是否也如幾何級數的曲線在向上發展，隨著歲月的推移，它的速度便更快呢？或者，一旦擺開束縛，便會沿切線方向飛出，不可企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