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天理」的至尊——實用理性史觀

  「禮治」的幻夢，似乎又要死灰復燃了——不，它並沒有「死」，即便在唐代，倫理觀念、門閥觀念，也不曾被推倒。它延續下來了。到宋代被強調到更高的位置上。

  但顯然，過去的「禮治」已不適應受到佛教文化思想衝擊的時代了。社會群體倫理等級的和諧岌岌可危，因此，個體的自覺被推到了首要地位。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的人倫、人道，必須靠對個體的道德訓誡才可能得以實現。這樣，儒家以禮——仁治天下，就得把個體道德與尊天命結合起來，才可能實現社會的倫理要求。

  於是，從群體的倫理自發到個體的倫理自覺，就顯得尤為緊迫了。

  理學，作為越過自發的倫理階段向實川理性完善的統治思想，便應運而生了。

  理學家們煞費苦心，把「天命」作了改造，言天命與個體自覺處於和諧之中，道德規範既在人之外，也在人之內，從而不可逾越。於是，封建倫常——「三綱五常」上升為先驗的「天理」；而道德律——「仁、義、禮、智、信」則上升為「天性」了。天理與天性相吻，世界便太平無事了。「不偏不倚」、「恆常不變」。人生在世，格守倫常，則率由「天性」，體現了天理。天人關係及人際關係便統一了起來，個體的道德行為也便得到調節。通過「格物、致知」，則明天理；「正心、誠意、修身」則守天理；「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由此及彼、由近及遠而行天理。這種「聖人之道」，則泯滅人性，貴義而賤利……倫理的原則從此不是自然的直覺和派生，而成了一種理性精神，其思想之網更加嚴密，成為了枷鎖與侄桔。

  但朱熹無限感慨的是，「天理」總是敵不過「人慾」的，世風日下，兩漢不如三代，隋唐又不如兩漢。漢高祖「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唐太宗更是「無一念不出於人慾」，「王道」失傳，「道統」斷纖、「兩千年之間、有眼皆盲」、「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不無小康，而堯舜三工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旦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所以，理欲之爭便導致了王霸不敵王道，盛世不復再有，而後惟有霸道衰世了。所以得把歷史往後拉至三代的「王道」才行。

  請記住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這種歷史倒退觀，其實是倫理觀不斷瓦解的過程，這並不難理解。光靠某一種觀念治理社會，必然會如此。所以，所謂「禮治」也成了泡影，朱熹竟不主張「嚴以濟寬」，要把他的「王道」強加於歷史過程了，競然提出：「號令即明，刑罰亦不可弛」；「某當謂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因為「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謀壞了這寬字」。「與其不遵以梗吾治，何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核實檢察於其終，何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語類一O八·論治道》）

  好一副殺氣騰騰的樣子。

  「禮治」的夢幻終是夢幻。

  人們不難看到，除了由此導致兩次落後民族人主中原外，在明代，其嚴刑酷法、特務政治等等，也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鉗制思想、大興文字獄，更是空前未有。

  倒退的歷史觀必然伴隨有倒退的歷史。 自以為美好的「三代」一旦強加於社會，則更是殘酷、恐怖之極。

  所謂宋代以來的「務實」，實是統治者赤裸裸的鎮壓、帝王被抬到了最高的地位，不主「孝」而主「忠」，便是為維護其殘酷的統治。「禮治」——靠倫常維繫，成了「人治」，靠帝王的德行了。這反映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中，便是「天生黑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通鑑》卷六九「臣光曰」），把人類歷史進程中某一階段里出現的君權制度，說成是與民俱生的永恆真理。

  如果說，在柏拉圖的歷史模式中，有這麼一個大循環，由理想國政體一貴族政體～財閥政體一民主政體～潛主政體，而後又回到理想國政體，即哲學王的統治的話，在理學家的模式中，只有君主政體內的王道與霸道、治與亂的單一往復。

  但這裡還有一種循環或互補。

  暴君政治，必然導致暴民政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人是太微不足道了，一場災荒便是餓俘千里。每次劫亂，都是殺人如麻。這裡無意貶低農民起義的正義性及積極作用。但是，朱元璋稱帝後，是「蛻變」、「腐敗」，還是本來如此，這恐不是心理學家回答得了的。這可是最正經的農民起義奪取政權的惟一標本。連朱元璋的老家，鳳陽花鼓裡也唱「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他給老百姓帶來的不是幸運，而恰巧是災難。（水滸）中寫李速「排頭砍去」，不也正是這種暴民意識麼？有暴民意識而成為暴君，倒是順理成章的。試想想，哪位暴君要「成大業」，不是視百姓如矮蟻，修長城、修大運河，多少生靈塗炭。正是這種暴君——暴民意識，才有歷代的軍閥混戰，迄今仍有的宗族械鬥、吃大戶，乃至於「文革」的「造反運動」絕對不是什麼「大民主」，而恰巧是暴民政治。民主，是人民自主；暴民政治，則是一種變態的表現。我們歷來不敢引人「暴民政治」這一概念，所以就無以解釋歷史上許多事件或「運動」。

  研究中國獨有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的規律性問題，迄今仍沒有大的突破。這正是教條主義的嚴重束縛。毫無疑義，任何一次農民起義，都是以反抗壓迫與剝削為起點的，也就是說，以自由、平等為起點，與整個人類歷史的起點是一致的，其進步意義不容否定。但是， 自由與異化、平等與等級之間的轉化，卻又在農民軍中異乎神速地得以實現。那麼，它的自由平等本來就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其實，黑格爾倒是說對了，中國人「這種平等確實足以證明沒有對於內在的個人作勝利的擁護，而只有一種順服聽命的意識」（《歷史哲學·東方世界·中國》），也就是說，中國人習慣於這樣一種平等，一人之下的什麼都沒有的平等，而不是什麼都有——生來俱有的權利的平等。他們習慣於把整體的命運寄托在一個人的身上，把「金口玉牙」當做了「佛語綸音」，領袖則成了自然、宗教、皇權三位一體的象徵。也可以說，是儒（皇權）、釋（宗教）、道（白然）三教合流的至高無上的真命天子。所以，任何農民起義的結局，哪怕是勝利了，也不會產生新的政體，而只能是舊的等級制度改頭換面的復生或強化。元好問譏朱溫、王建詩：「圍棋局上豬奴戲，可是乾坤斗兩雄？」固然有蔑視稱帝的農民起義頭目梁太祖及前蜀主王建的味道，卻也不無深意。朱元璋的例子不重複了，連《水滸》中「梁山伯英雄排座次」，到最後哪還有什麼自由平等的影子呢？恰巧以絕對的等級作了終結，這種倫理秩序下的自由，與法律承認的自由完全是兩碼事，前者不過是一種一定等級範圍內的自由與臣服罷了。

  這便是中國理學的「中庸」——對立即互補，歷史也是如此，亂治對立，起義與招安對立，卻又互相補充，以達至整個古代社會的超穩態效應。就如王道與霸道一樣，說到底也就是一回事。

  這便是中國古代歷史哲學的實質：不承認根本的對立，抗禦任何外來的衝擊。

  朱熹所改造和發揮的《大學》中直線推導「知止一有定一能靜一能安一能慮一能得」為《四書集注）中的「功能圈」的循環模式，則是理學在這方面的證明。

  他是這麼注釋的：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則慮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得其所止」，便是「止之至善」了。

  善，又是倫理範疇了。「綱常萬年，磨滅不得」（《語類》卷二四）。歷史也就這般「定位不易」了。

  歷史的循環、事物的循環，一直到心的循環，到頭來便是「不易」。對於循環圈內來說，這自然是絕對的封閉了。

  長期以來的權力崇拜或權力神化，便是倫理觀發展成的實用理性的必然結果。所以，宋代科學本可有長足的發展，卻也被壓迫、濃縮人了內向的倫理心學之中。惟有當官、抓權，才是出路，「為學」不離從政，「學而優則仕」，從而限制了自然哲學與科學技術的發展。這在西方文藝復興、開始衝破神學侄桔，經濟上也日趨繁榮之際，確是巨大的歷史悲劇。從此，中國便從世界文明的領先地位後退下去了。

  大文豪雨果不無辛辣地指出：

  像印別術、大炮、氣球和麻醉藥這些發明， 中國人都比我們早。可是有一個區別，在歐洲，有一種發明，馬上就生氣勃勃地發展成為一種奇妙的東西，而在中國卻依然停滯在胚胎狀態，無聲無嗅。中國真是一個保存胎兒的酒精瓶。（《笑面人》）

  魯迅所說的，也許人已早知，他說：

  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 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 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偽自由書·電的利弊》）

  於是，外國反而靠羅盤引路，用槍炮轟開了發明羅盤與火藥的天朝帝國。說起來，該多令人心酸。

  被視為中國傳統思想的集大成者，也算是頗有見識的王夫之。也視當日西方發達的科學技術不足以當我們祖先一笑，不如我們古人通達、明理，說地圖之說並非西方所有，而是誤解了中國的渾天之說附會出來，關於望遠鏡，他更說：

  利瑪竇地形周圍九萬里之說，以人行北二百五十里則見極高一度為準；其所據者，人之目力耳，目力不可以為一定之微，……蘇子瞻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王元澤有云：「抹妹而累之，至兩必差。」瑪竇身處大地之中，目力亦與人同，乃倚一遠鏡之技，死算大地為九萬里。使中國有人焉，如子瞻、元澤者，曾不足以當其一笑，而百年以來無有能窺其狂駭者，可嘆也。（《思問錄外篇》）

  荒唐之極，可笑之極，光以狹隘的民族感是不足以解釋的。他認為，科技再發達，也不過是小慧，是末，而我們講的是本，是道。這便是思維方式、歷史觀念的根本不同。

  然而，正是王夫之，本著「理依於氣」的自然史觀，進而提出了「理依於勢」的近乎歷史主義的觀點。他不認為在歷史發展之外有什麼「天理」、「神意」、「道統」來作主宰，而主張「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讀四書大全說》卷九）。「勢」作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與客觀過程，「理」為體現出來的規律性，兩者統一在一起，「得理自然成勢」，反過來「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即此為理矣」（《思問錄外篇》）。

  王夫之還進一步說：

  以一時之利害言之，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聖道以弘。天者，合往古來今而成純者也。……時有未至，不能先焉。追其氣已動，則以不令之君臣、役難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為得，即其罪也以為功，誠有不可測者矣。（《讀通鑑論》卷三·武帝）

  所以，秦始皇搞郡君制，是從「私天下」的動機出發，做了符合「大公」的好事，「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讀通鑑論》卷一）。「名微而眾寡」的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足夠奸臣了，行霸道而悖仁政，可「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這樣，王夫之已經無意中觸及到了歷史與倫理之間並不能劃一的問題，對既往的倫理史觀進行了「修正」。但是，中國歷史向他提出的問題，與他所能作出的回答只可能是一致的，他只能極力調和歷史與倫理之間的矛盾，絕不可能上升到以歷史統攝倫理的新高度，從而又窒息掉了他火花一閃似的思想。他的「理勢合一」的歷史規律論，「即民見天」的歷史動因說，「天理寓於人慾」的社會發展觀，固然有其進步的一面，可最終仍脫不了倫理的約束，擺脫不開理學的框架，不但沒找到真正的出路，反而仍自覺地、明確地維護著它們。「內聖外王之道」仍是一脈相承下來了。以「理」拒絕了一切，即融合了勢，又抹煞了個體。這種抹煞，不再是強迫，而是以「個性自覺」來無條件放棄個人權利而實現的。於是，這種異化，又一次走向了新的峰值。從程朱到王夫之，也都無一不主情以義制利，以理滅欲，用理性道德去撲滅感情本能。

  中國士大夫一千年來的可悲，就在於對這種等級之禮的倫理觀的自覺服從與維護，從而形成極為牢固的依附心理。「內聖」用之於他們，便是潛移默化成的「孔顏人格」——奴才意識，將自發本能導向道德行為，感性衝動歸之於理性規範。他們心甘情願地置身於綱常的秩序之中，甸甸於帝王的權勢之下，以謀求其「名位」，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學而優則仕」——全驅趕於做官的狹道上，只做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的「學問」，至於科技不屑一顧；文學藝術更是下九流了。當官便是一切——也確實有一切，一個皇權至上的官僚社會，有了權便有了一切，只要不去「沖天」，做皇帝夢。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是文章。」多少可概括中國知識分子「做學問」的狹隘性，也多少正證明士大夫對於宗法社會所能起到的「互補」作用——「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古之遺訓，算是把他們說死火了。他們不曾有過自己的獨立性，永遠只能作人身依附，不做隱士便是奴才。

  自宋代以來，知識分子抬出來的諸葛亮，便是他們的理想人物，也正是統治者所需要的「應帝王」、「作宰輔」的樣板。

  從諸葛亮，我們再去看民間興起的「文廟」與「武廟」，不又可以看到，文廟祭的是孔子， 自然是「仁」的象徵，而武廟祭的是關帝，不就是「義」的代表麼？「仁義」二者之多，連任何帝王的廟宇都無法相比。這豈不是被神化了的一種至高無上的理性麼？聖人， 自是高於帝王的。

  而這，也是自宋代開始。

  所謂「理學」，在倫理思想上吸收了一定的佛教哲學，把個人的修行變為個體的道德自覺，借「月印萬川」來構造了新的理論體系，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將倫理觀賦予了神學的性質，「明天理滅人慾」，則成了一種准宗教。在某種意義上，當西方正從神學統治的中世紀中掙脫出來之際，我們卻在精心構置出了准神學的統治，進人了准中世紀。思想的統治便是這種道德神學了，偶像便是文武二聖——孔子和關帝。

  連農民起義，也不可能擺脫這種觀念，帶上極濃的迷信色彩、宗教色彩，自命為「真命天子」，天下未打下來，便早早稱上皇帝，並且為高度集中的權力而開始了內讓，為個人的神化而大造輿論。中國的農民，沒了皇帝便過不了日子，動不動便得靠「金口玉牙」作公斷，指望青天……等等，正是一種喪失歷史意識、喪失獨立意志的「自在」，走向反面便是暴民意識。所以，一亂一治，古代哲人便也僅把「亂」當做一種維持平衡的過渡。而自宋之後，大一統的局面更穩固，也用不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環觀了。

  這種「理學」帶來的歷史性大災難，不獨從戴震所說的「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漫漫然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可看出來，在兩次落後民族人侵，君臣們束手無策，只待「盡忠」，最後淪為異族的奴隸，也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說，這是一門製造完美無缺的奴才（內聖）的學問。理學家們的遷腐、愚昧、冷酷、殘忍，卻對外患手足無措。所以，它也是一種「內耗」的學問。

  無疑，這是歷史的反動。

  作為造成中國歷史大倒退的這一理學，在「五四」時期是遭到了嚴厲的批判與無情的揭露的。但是，當時只是出於一種歷史的激情，而缺乏歷史的科學態度，所以，它潛伏屈曲了一陣之後，一有機會，便又東山再起了。人們不難看見，為何「文革」中的宗教迷狂，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最頂點——雖然只在歷史的一瞬間，而當日「太平天國」里的極權專制、惟我獨尊、平均主義、暴民意識……等等，又如何以異乎尋常的神速復活，差點窒息了一個人民共和國的生機。歷史不那麼簡單，否定之否定也絕不是某種不變的程序，它的顯性因子何時出現， 自有其規律。「五四」以來的科學、民主，為何從內部遭到了顛覆，對不少人來說，仍一無所知，實屬可悲。

  試回憶一下當日的口號吧——「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寧要社會主義晚點，不要資本主義正點」等等，不正浸透了理學的觀念乃至於歷史意識麼？茶毒我們民族，在宋明間被完成的理學，是到了徹底清算的時候了。

  歷史已提出了這個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