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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天理」的至尊——實用理性史觀

2024-10-04 13:36:59 作者: 譚元亨

  「禮治」的幻夢,似乎又要死灰復燃了——不,它並沒有「死」,即便在唐代,倫理觀念、門閥觀念,也不曾被推倒。它延續下來了。到宋代被強調到更高的位置上。

  但顯然,過去的「禮治」已不適應受到佛教文化思想衝擊的時代了。社會群體倫理等級的和諧岌岌可危,因此,個體的自覺被推到了首要地位。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的人倫、人道,必須靠對個體的道德訓誡才可能得以實現。這樣,儒家以禮——仁治天下,就得把個體道德與尊天命結合起來,才可能實現社會的倫理要求。

  於是,從群體的倫理自發到個體的倫理自覺,就顯得尤為緊迫了。

  理學,作為越過自發的倫理階段向實川理性完善的統治思想,便應運而生了。

  理學家們煞費苦心,把「天命」作了改造,言天命與個體自覺處於和諧之中,道德規範既在人之外,也在人之內,從而不可逾越。於是,封建倫常——「三綱五常」上升為先驗的「天理」;而道德律——「仁、義、禮、智、信」則上升為「天性」了。天理與天性相吻,世界便太平無事了。「不偏不倚」、「恆常不變」。人生在世,格守倫常,則率由「天性」,體現了天理。天人關係及人際關係便統一了起來,個體的道德行為也便得到調節。通過「格物、致知」,則明天理;「正心、誠意、修身」則守天理;「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由此及彼、由近及遠而行天理。這種「聖人之道」,則泯滅人性,貴義而賤利……倫理的原則從此不是自然的直覺和派生,而成了一種理性精神,其思想之網更加嚴密,成為了枷鎖與侄桔。

  但朱熹無限感慨的是,「天理」總是敵不過「人慾」的,世風日下,兩漢不如三代,隋唐又不如兩漢。漢高祖「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唐太宗更是「無一念不出於人慾」,「王道」失傳,「道統」斷纖、「兩千年之間、有眼皆盲」、「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不無小康,而堯舜三工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旦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所以,理欲之爭便導致了王霸不敵王道,盛世不復再有,而後惟有霸道衰世了。所以得把歷史往後拉至三代的「王道」才行。

  

  這種歷史倒退觀,其實是倫理觀不斷瓦解的過程,這並不難理解。光靠某一種觀念治理社會,必然會如此。所以,所謂「禮治」也成了泡影,朱熹竟不主張「嚴以濟寬」,要把他的「王道」強加於歷史過程了,競然提出:「號令即明,刑罰亦不可弛」;「某當謂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因為「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謀壞了這寬字」。「與其不遵以梗吾治,何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核實檢察於其終,何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語類一O八·論治道》)

  好一副殺氣騰騰的樣子。

  「禮治」的夢幻終是夢幻。

  人們不難看到,除了由此導致兩次落後民族人主中原外,在明代,其嚴刑酷法、特務政治等等,也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鉗制思想、大興文字獄,更是空前未有。

  倒退的歷史觀必然伴隨有倒退的歷史。 自以為美好的「三代」一旦強加於社會,則更是殘酷、恐怖之極。

  所謂宋代以來的「務實」,實是統治者赤裸裸的鎮壓、帝王被抬到了最高的地位,不主「孝」而主「忠」,便是為維護其殘酷的統治。「禮治」——靠倫常維繫,成了「人治」,靠帝王的德行了。這反映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中,便是「天生黑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通鑑》卷六九「臣光曰」),把人類歷史進程中某一階段里出現的君權制度,說成是與民俱生的永恆真理。

  如果說,在柏拉圖的歷史模式中,有這麼一個大循環,由理想國政體一貴族政體~財閥政體一民主政體~潛主政體,而後又回到理想國政體,即哲學王的統治的話,在理學家的模式中,只有君主政體內的王道與霸道、治與亂的單一往復。

  但這裡還有一種循環或互補。

  暴君政治,必然導致暴民政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人是太微不足道了,一場災荒便是餓俘千里。每次劫亂,都是殺人如麻。這裡無意貶低農民起義的正義性及積極作用。但是,朱元璋稱帝後,是「蛻變」、「腐敗」,還是本來如此,這恐不是心理學家回答得了的。這可是最正經的農民起義奪取政權的惟一標本。連朱元璋的老家,鳳陽花鼓裡也唱「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他給老百姓帶來的不是幸運,而恰巧是災難。(水滸)中寫李速「排頭砍去」,不也正是這種暴民意識麼?有暴民意識而成為暴君,倒是順理成章的。試想想,哪位暴君要「成大業」,不是視百姓如矮蟻,修長城、修大運河,多少生靈塗炭。正是這種暴君——暴民意識,才有歷代的軍閥混戰,迄今仍有的宗族械鬥、吃大戶,乃至於「文革」的「造反運動」絕對不是什麼「大民主」,而恰巧是暴民政治。民主,是人民自主;暴民政治,則是一種變態的表現。我們歷來不敢引人「暴民政治」這一概念,所以就無以解釋歷史上許多事件或「運動」。

  研究中國獨有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的規律性問題,迄今仍沒有大的突破。這正是教條主義的嚴重束縛。毫無疑義,任何一次農民起義,都是以反抗壓迫與剝削為起點的,也就是說,以自由、平等為起點,與整個人類歷史的起點是一致的,其進步意義不容否定。但是, 自由與異化、平等與等級之間的轉化,卻又在農民軍中異乎神速地得以實現。那麼,它的自由平等本來就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其實,黑格爾倒是說對了,中國人「這種平等確實足以證明沒有對於內在的個人作勝利的擁護,而只有一種順服聽命的意識」(《歷史哲學·東方世界·中國》),也就是說,中國人習慣於這樣一種平等,一人之下的什麼都沒有的平等,而不是什麼都有——生來俱有的權利的平等。他們習慣於把整體的命運寄托在一個人的身上,把「金口玉牙」當做了「佛語綸音」,領袖則成了自然、宗教、皇權三位一體的象徵。也可以說,是儒(皇權)、釋(宗教)、道(白然)三教合流的至高無上的真命天子。所以,任何農民起義的結局,哪怕是勝利了,也不會產生新的政體,而只能是舊的等級制度改頭換面的復生或強化。元好問譏朱溫、王建詩:「圍棋局上豬奴戲,可是乾坤斗兩雄?」固然有蔑視稱帝的農民起義頭目梁太祖及前蜀主王建的味道,卻也不無深意。朱元璋的例子不重複了,連《水滸》中「梁山伯英雄排座次」,到最後哪還有什麼自由平等的影子呢?恰巧以絕對的等級作了終結,這種倫理秩序下的自由,與法律承認的自由完全是兩碼事,前者不過是一種一定等級範圍內的自由與臣服罷了。

  這便是中國理學的「中庸」——對立即互補,歷史也是如此,亂治對立,起義與招安對立,卻又互相補充,以達至整個古代社會的超穩態效應。就如王道與霸道一樣,說到底也就是一回事。

  這便是中國古代歷史哲學的實質:不承認根本的對立,抗禦任何外來的衝擊。

  朱熹所改造和發揮的《大學》中直線推導「知止一有定一能靜一能安一能慮一能得」為《四書集注)中的「功能圈」的循環模式,則是理學在這方面的證明。

  他是這麼注釋的: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則慮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得其所止」,便是「止之至善」了。

  善,又是倫理範疇了。「綱常萬年,磨滅不得」(《語類》卷二四)。歷史也就這般「定位不易」了。

  歷史的循環、事物的循環,一直到心的循環,到頭來便是「不易」。對於循環圈內來說,這自然是絕對的封閉了。

  長期以來的權力崇拜或權力神化,便是倫理觀發展成的實用理性的必然結果。所以,宋代科學本可有長足的發展,卻也被壓迫、濃縮人了內向的倫理心學之中。惟有當官、抓權,才是出路,「為學」不離從政,「學而優則仕」,從而限制了自然哲學與科學技術的發展。這在西方文藝復興、開始衝破神學侄桔,經濟上也日趨繁榮之際,確是巨大的歷史悲劇。從此,中國便從世界文明的領先地位後退下去了。

  大文豪雨果不無辛辣地指出:

  像印別術、大炮、氣球和麻醉藥這些發明, 中國人都比我們早。可是有一個區別,在歐洲,有一種發明,馬上就生氣勃勃地發展成為一種奇妙的東西,而在中國卻依然停滯在胚胎狀態,無聲無嗅。中國真是一個保存胎兒的酒精瓶。(《笑面人》)

  魯迅所說的,也許人已早知,他說:

  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 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 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偽自由書·電的利弊》)

  於是,外國反而靠羅盤引路,用槍炮轟開了發明羅盤與火藥的天朝帝國。說起來,該多令人心酸。

  被視為中國傳統思想的集大成者,也算是頗有見識的王夫之。也視當日西方發達的科學技術不足以當我們祖先一笑,不如我們古人通達、明理,說地圖之說並非西方所有,而是誤解了中國的渾天之說附會出來,關於望遠鏡,他更說:

  利瑪竇地形周圍九萬里之說,以人行北二百五十里則見極高一度為準;其所據者,人之目力耳,目力不可以為一定之微,……蘇子瞻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王元澤有云:「抹妹而累之,至兩必差。」瑪竇身處大地之中,目力亦與人同,乃倚一遠鏡之技,死算大地為九萬里。使中國有人焉,如子瞻、元澤者,曾不足以當其一笑,而百年以來無有能窺其狂駭者,可嘆也。(《思問錄外篇》)

  荒唐之極,可笑之極,光以狹隘的民族感是不足以解釋的。他認為,科技再發達,也不過是小慧,是末,而我們講的是本,是道。這便是思維方式、歷史觀念的根本不同。

  然而,正是王夫之,本著「理依於氣」的自然史觀,進而提出了「理依於勢」的近乎歷史主義的觀點。他不認為在歷史發展之外有什麼「天理」、「神意」、「道統」來作主宰,而主張「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讀四書大全說》卷九)。「勢」作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與客觀過程,「理」為體現出來的規律性,兩者統一在一起,「得理自然成勢」,反過來「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即此為理矣」(《思問錄外篇》)。

  王夫之還進一步說:

  以一時之利害言之,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聖道以弘。天者,合往古來今而成純者也。……時有未至,不能先焉。追其氣已動,則以不令之君臣、役難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為得,即其罪也以為功,誠有不可測者矣。(《讀通鑑論》卷三·武帝)

  所以,秦始皇搞郡君制,是從「私天下」的動機出發,做了符合「大公」的好事,「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讀通鑑論》卷一)。「名微而眾寡」的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足夠奸臣了,行霸道而悖仁政,可「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這樣,王夫之已經無意中觸及到了歷史與倫理之間並不能劃一的問題,對既往的倫理史觀進行了「修正」。但是,中國歷史向他提出的問題,與他所能作出的回答只可能是一致的,他只能極力調和歷史與倫理之間的矛盾,絕不可能上升到以歷史統攝倫理的新高度,從而又窒息掉了他火花一閃似的思想。他的「理勢合一」的歷史規律論,「即民見天」的歷史動因說,「天理寓於人慾」的社會發展觀,固然有其進步的一面,可最終仍脫不了倫理的約束,擺脫不開理學的框架,不但沒找到真正的出路,反而仍自覺地、明確地維護著它們。「內聖外王之道」仍是一脈相承下來了。以「理」拒絕了一切,即融合了勢,又抹煞了個體。這種抹煞,不再是強迫,而是以「個性自覺」來無條件放棄個人權利而實現的。於是,這種異化,又一次走向了新的峰值。從程朱到王夫之,也都無一不主情以義制利,以理滅欲,用理性道德去撲滅感情本能。

  中國士大夫一千年來的可悲,就在於對這種等級之禮的倫理觀的自覺服從與維護,從而形成極為牢固的依附心理。「內聖」用之於他們,便是潛移默化成的「孔顏人格」——奴才意識,將自發本能導向道德行為,感性衝動歸之於理性規範。他們心甘情願地置身於綱常的秩序之中,甸甸於帝王的權勢之下,以謀求其「名位」,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學而優則仕」——全驅趕於做官的狹道上,只做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的「學問」,至於科技不屑一顧;文學藝術更是下九流了。當官便是一切——也確實有一切,一個皇權至上的官僚社會,有了權便有了一切,只要不去「沖天」,做皇帝夢。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是文章。」多少可概括中國知識分子「做學問」的狹隘性,也多少正證明士大夫對於宗法社會所能起到的「互補」作用——「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古之遺訓,算是把他們說死火了。他們不曾有過自己的獨立性,永遠只能作人身依附,不做隱士便是奴才。

  自宋代以來,知識分子抬出來的諸葛亮,便是他們的理想人物,也正是統治者所需要的「應帝王」、「作宰輔」的樣板。

  從諸葛亮,我們再去看民間興起的「文廟」與「武廟」,不又可以看到,文廟祭的是孔子, 自然是「仁」的象徵,而武廟祭的是關帝,不就是「義」的代表麼?「仁義」二者之多,連任何帝王的廟宇都無法相比。這豈不是被神化了的一種至高無上的理性麼?聖人, 自是高於帝王的。

  而這,也是自宋代開始。

  所謂「理學」,在倫理思想上吸收了一定的佛教哲學,把個人的修行變為個體的道德自覺,借「月印萬川」來構造了新的理論體系,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將倫理觀賦予了神學的性質,「明天理滅人慾」,則成了一種准宗教。在某種意義上,當西方正從神學統治的中世紀中掙脫出來之際,我們卻在精心構置出了准神學的統治,進人了准中世紀。思想的統治便是這種道德神學了,偶像便是文武二聖——孔子和關帝。

  連農民起義,也不可能擺脫這種觀念,帶上極濃的迷信色彩、宗教色彩,自命為「真命天子」,天下未打下來,便早早稱上皇帝,並且為高度集中的權力而開始了內讓,為個人的神化而大造輿論。中國的農民,沒了皇帝便過不了日子,動不動便得靠「金口玉牙」作公斷,指望青天……等等,正是一種喪失歷史意識、喪失獨立意志的「自在」,走向反面便是暴民意識。所以,一亂一治,古代哲人便也僅把「亂」當做一種維持平衡的過渡。而自宋之後,大一統的局面更穩固,也用不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環觀了。

  這種「理學」帶來的歷史性大災難,不獨從戴震所說的「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漫漫然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可看出來,在兩次落後民族人侵,君臣們束手無策,只待「盡忠」,最後淪為異族的奴隸,也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說,這是一門製造完美無缺的奴才(內聖)的學問。理學家們的遷腐、愚昧、冷酷、殘忍,卻對外患手足無措。所以,它也是一種「內耗」的學問。

  無疑,這是歷史的反動。

  作為造成中國歷史大倒退的這一理學,在「五四」時期是遭到了嚴厲的批判與無情的揭露的。但是,當時只是出於一種歷史的激情,而缺乏歷史的科學態度,所以,它潛伏屈曲了一陣之後,一有機會,便又東山再起了。人們不難看見,為何「文革」中的宗教迷狂,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最頂點——雖然只在歷史的一瞬間,而當日「太平天國」里的極權專制、惟我獨尊、平均主義、暴民意識……等等,又如何以異乎尋常的神速復活,差點窒息了一個人民共和國的生機。歷史不那麼簡單,否定之否定也絕不是某種不變的程序,它的顯性因子何時出現, 自有其規律。「五四」以來的科學、民主,為何從內部遭到了顛覆,對不少人來說,仍一無所知,實屬可悲。

  試回憶一下當日的口號吧——「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寧要社會主義晚點,不要資本主義正點」等等,不正浸透了理學的觀念乃至於歷史意識麼?茶毒我們民族,在宋明間被完成的理學,是到了徹底清算的時候了。

  歷史已提出了這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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