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文學的切入——自然史觀

  我們嘗試變換一個角度，從文學切人到歷史之中，尤其是在論述自然歷史階段的時候，我以為這有更充足的理由。

  因為文學，在其最根本的任務來說，就是對人類異化的抗辯。作家的痛苦、孤獨，則是他從內心深處是屬於那個自然的、未被異化的世界的。當專制主義者異化為權柄，行使暴政，當勞動者被異化為牛馬、為機器，麻木遲鈍之際，當商人異化為金錢，卷進生意來往，當資本家異化為資本，投人了增值的競爭……他們可謂忙忙碌碌、熱鬧非凡，他們是不會有孤獨、寂寞之感的。人們不難發現，孤獨、寂寞系每一名真正的作家所具有的，老子、莊子、屈子，一直至李白、杜甫以及現代的魯迅、巴金……概莫能外。他們是異化了的社會的天生的反對派，他們的悲劇意識之所以是永恆的，因為這不僅屬於過去，也屬於未來，換句話來說，缺乏悲劇意識的作家，只會被歷史所遺忘，不會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任何痕跡，因為他是與歷史格格不人的，而不是相對立的或相一致的。

  所以，這種孤立感則是人迫於歷史的異化力量。人的天性總是渴望自由的，因為異化，這種天性被壓抑了、扭曲了，於是，文學中的抗辯便更為激烈。

  《莊子》，如果我們把它看做文學的話，這便是剛剛被異化的人提出的最早的抗辯。當然，它也可以被看做是哲學、歷史及思想方面的作品。正如郭沫若先生說的：

  莊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確是一個特異的存在，他不僅是一位出類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學家。

  但「特異的存在」似乎有點不確，莊子應當是一個必然的存在，否則，他就不足以影響整整一部中國的文化史。而對於他誕生的那個歷史時期，他更是理所當然的。

  無論是他的《逍遙遊》，抑或《秋水》，以及《內篇》中的所有作品，還有尚存疑的《外篇》的許多精品，都是那麼充滿了奇特的想像力，那麼出人意料之外的機智而又雄辯地突破了僵化的概念和定義，把任何固有的思維方式及處世哲學痛快淋漓地打了個粉碎。他駕馭著未曾被捆綁起的思考，讓想像力獲得空前博大的自由——「不物於物」，「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大有當代解構主義的意味。

  他力圖向我們揭示大自然以及廣襲的宇宙間的詩境，揭示出未曾物化或異化的人類歷史的進程，並揭示出了藝術（這不僅屬於歷史也屬於未來）的真諦，不，應當說，是揭示了整個世界的真諦。在這個意義上，一部（莊子），堪可稱之為一部古往今來的歷史啟示錄：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聖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莊子·知北游》這是自然哲學，也是歷史哲學。

  在遠古時代，人類總是把自然人格化，認為自然有其「大美」、「明法」、「成理」的莊子，則是這種自然人格化的升華。這是一曲大自然的頌歌，也是人類的「黃金時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而不息」。效法自然，遵循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中便有：「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類脫離蒙昧、野蠻狀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大自然選擇的結果——物競天擇，人類終於開始脫離動物的意義，開始有了自己的歷史，但人世間的紛爭卻由此而起，所以，《莊子·天運》篇中才有老子譴責三皇五帝治天下那洋洋灑灑的宏論，對那一段歷史由一而變的宏觀把握。（莊子。馬蹄）篇中則有：「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日天放。」這己是對人的異化的一種憤嫉的抗議了。「天放」，不就是自由的另一種說法麼？

  對這種異化的抗議，則發展到了《淮南子》中對三皇五帝的反叛精神的謳歌了。

  「夸父追日」，何等的豪邁、悲壯、浩氣迴腸，然而，這勇於追日的英雄，卻被黃帝的正統勢力所殺害。共工同擷項爭帝，怒而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水撩塵埃歸焉。……這是反抗，是對於自由的追求。

  同《莊子》一樣，這些文字，均是天生的在野（野者，更多賦予自然的本性）派的宣言，是一切失敗的英雄們的憤世嫉俗而又超然於物外的佛語綸音。幾千年來，它撫慰著所有奮起反抗而未果的蒼涼的魂靈。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異化了的社會的天生的反對派——文學家及藝術巨匠。因此，它是歷史前進中，最終達到人性復歸的一個呼喚，一個綿長的、淒婉的呼喚。

  正因為這種史觀的屬性與自然共存，它的命運也同樣是生生不息的。也難怪西方的大哲學家黑格爾，要首推老莊的學說是整個東方思想的代表。「廢黝百家，獨尊儒術」，自漢代以來，儒家的學說是一直作為統治者官方的正統思想強行注人的，而老莊的思想，則以其形象生動、語言綺麗，尤以其自然天性，在民間潛移默化，得以廣泛地流布，顯示出了其更強大的生命力。

  人們常常強調東方富於神秘主義色彩，並以老莊為最大代表，但是，他們「順乎自然」的思想，卻使主宰世界的天神或鬼怪無立足之地，它在宇宙之上那不可企及的制高點上，是那般出神人化地把握了歷史的行程，馳騁起超乎時空的想像之旅，抓住了超越過生與死、興與廢、盛與衰界限的精神的火把，真誠地、顫慄著地釋放著人性的光矢，愛的光矢。它看來是那麼沒有邏輯，那麼輕慢理性，但它卻達到了歷史——邏輯遠不能達到——的高度。

  史觀中存在著的二律背反，就如自然中存在的二律背反一樣。

  莊子寫了那麼多的寓言，而他自身也成了一個寓言，一個無法排解的悖論：他是那麼無情地鞭撻了當時的現實社會——「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莊子·膚筐》），競被後人大罵為沒落階級的代表，說他鼓吹歷史倒退的虛無主義理論，如同他在藝術上一樣，他找到了「法天貴真」、「功成之美，無一其跡」的最高境界，卻又被人說成是整個人類文明的反對者。

  其實，這個時期的史觀，如同老莊一樣，看來是矛盾的，是悖論，可實際上，它遠遠超於矛盾與悖論之上——矛盾與悖論只屬於理性的世界，而人類歷史的進程並不見得就是理性做主宰。老莊有什麼辦法使自己能同當時那個非人性的社會相協調呢？除非把自己也當做一個寓言——所以他寫了那麼多寓言，而在寓言中，任何邏輯上水火不相容的事物就能和諧、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了。因此，西方一位作家就這麼說過：「……『道』是作為寓言或者矛盾的言論來感受的。」

  其實她也說白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史學自一開始就充滿了一種理性的精神，史學的發達，令西方咋舌。但是，我們這裡又發現了一個悖論，發端於史官的道家，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卻是以其感性的、直覺的、超功利的、 自由的、弘揚個性的主張昭之於後世。縱然《漢書·藝文志》中明明是這麼記載的：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這又是為什麼呢？這不能不歸於反映於老莊著作及一系列寓言中所表現出的自然史觀了。

  是自然啟發了莊子，以寓言體的方式，直接訴諸直觀形象，與那個「矯情偽性」的充滿了所謂「仁義道德」的社會作對抗。因此，無論對社會還是對文學而言，他都是一位最大的叛逆者，不能見容於任何人為規範。作為一個偉大的叛逆者，他證明了叛逆的偉大，所以，他才在一個個不見容於他的社會中，找到了無數的崇拜者、傾慕者，以至後續者永不斷纖——直到異化社會成為了歷史，他的自然史觀也仍要作為人類思想文化的瑰寶。

  行文至此，關於自然史觀，關於那個自然歷史階段，我們只說了前面一部分。

  仍舊是悖論，作為白然史觀的另一面，或後面部分，卻是沒有老莊思想那麼多的詩意，那麼多的浪漫主義色彩。

  自然可以有春明景燦、艷陽高照、清波蕩漾的時候，也可以有天崩地裂、雷霆震怒、迴風舞雪的日子。當然，正如老莊所言，它也有它的「明法」、「成理」，也就是規律性的東西。

  自然的發展畢竟是緩慢的，人類的存在，也不過幾百萬年，有歷史記載，僅幾千年。而大自然的歷史，則是以億、兆來計算的。正如地球的造山運動，需千萬年之功……而人類歷史，一開始超出自然而發展，其所遵循的規律，相對則要迅猛得多、激烈得多，沒那麼平和與穩定。因此，把自然哲學加於歷史哲學之上，其消極、滯後的作用則可想而知。

  先於老莊的《易經》，記錄了研卦的卦象以及周人卜笙的部分卦辭和丈辭，而今，我們可從中看到自然的變化對當時人類史觀的深刻影響。

  按《易傳·繫辭傳》的解釋所說，八卦作者包犧（即伏羲）氏曾「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作的八卦，而八卦之所以均由陰（--）、陽（——）兩丈排列組成，則是得自於天象、地理變化，以及人類男女、禽獸雌雄的不同的啟示，從而把陰陽當做一切事物最共同的、最基本的性質而提出來，歷史也一般被這麼對待，諸如「否極泰來」，泰卦（蜚）與否卦（鑫），其上下卦象恰好相反。由於自然本身存在著的對立統一關係，所以《易經》中也包含有樸素的自然辯證法因素，講變化發展，講物極必反，講轉化等等。

  但是，「易者，不易也」。它歸根結底，講的是自然恆久的穩態，是不變。歷史也是一般。《易傳·繫辭傳》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毫無疑義的。這正是對歷史、對人世的演變，否泰、安危的深思熟慮，力圖找出天與人的關係，把遠古的圖騰崇拜及對於外在的、 自然的、神秘性的恐怖、畏懼與臣服，演化為一種「天道」與「天命」的觀念。這也許便是自古以來深深紮根於我們這個民族的憂患意識的根源吧——這如我們在前文已提到了，中原大地，其東南西北均是當時人們所無法逾越的重重的自然屏障，遠古人類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遷徙（《盤庚》），為生計而掙扎，在大自然的淫威中尋找喘息的處所。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丈，和順乎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易傳·說卦》）

  由天及地，由地及人，天地與人道是結合在一起的， 自然與歷史同樣不可分，請看：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易傳·序卦》）

  這當然是歷史的哲學，是歷史的倫理，歷史就這般變遷，人道就這般來由，一切的一切，均可描繪為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這就是這段時期的無法分解的自然——歷史哲學。

  我們可以從《易經》與《易傳》看到大量的以自然來說明、解釋歷史發展，或對歷史與自然作統一的闡釋的交辭。這不難讓人追溯起上古以天象卜人事的傳統。

  包括孔子在內，他的史觀也是與自然分不開的，把自然當做歷史中一種神秘的主宰力量：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價》）嗯！天喪予！天喪予！（《先進》）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天生德於予，恆怒其如予何！（《述而》）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這說的是自然之天。

  我國自古以來，歷久不衰的循環史觀或氣數史觀，歸根結底，也是這種自然史觀的變種。因為大自然循環往復，周而復始的恆常的變化，被納人了人類歷史變化的解說之中。 自然有春秋代序，甚至地震也是周期性地發生（這已有現代科學的解釋），人們也就聯想到了歷史上的一治一亂、一盛一衰，把自然的變化視作了歷史演變的徵兆。這在史書上可以找到很多的證明。

  當然，到了後來，人們也不完全認為歷史與自然是同步發展的了，也看出了人在歷史中的作用。但這種自然史觀，作為人類認識的一個過程，畢竟有著其深遠的影響，迄今在民間，所謂「天怒人怨」的說法，「氣數已盡」的批評，仍十分流行，因此，在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它作為一個民族積澱下的潛意識，總是或強或弱、或多或少地起到它的作用，甚至有時還起到很大的作用，這樣，長期以來拉住這個民族後腿，使歷史前進放慢的作用則不可以低估。它的消極性，這裡就不多說了，何況積澱於我們這個民族的集體潛意識中，也不僅僅是這個部分——當然它是最底層的部分。

  正如前面所說的， 自然的序列，也就引人了人的序列，歷史的序列。中國古代的醫書，不僅把自然的圖式或宇宙的圖式，與人體的系統對應起來，而且通過經驗直覺，建立了自己的經絡理論，充分地利用了自然史觀上的「天人感應」。

  且看《黃帝內經·素問·氣交變大論》上說的：

  東方生風，風生木，其德敷和，其化生榮，其政舒啟，其令風。……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清潔，其化緊斂，其政勁切。……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變有災，而物由之，而人應之也。

  講醫學，竟大談其「政」與「德」了，實屬荒謬。但是，反過來，我們豈不可以看到，這不恰巧把歷史也當做一個活體，一個大自然的活體麼？

  而大自然，是無從在外面給予任何激活、催化的，同樣，經絡理論、針灸治療，本旨則在於內在調節，排斥任何外來的衝擊，以取得活體內部生長發展的動態平衡。別看這是一種醫學理論，可在史觀上，我們不同樣可以發現，我們這個民族，對於外來激活的因素，長期以來，是如何存在著一種敵意的、排斥的頑固態度，帶來了整個民族的封閉性的心理。它也為以後的倫理史觀，宗法血緣關係，提供了其穩定性的基因。歷史的演變歸結為自然的循環往復，人際關係也便順從自然的秩序，這便成為了一個完全的封閉系統，稍有打破便是大逆不道，天所不容。

  就從這裡開始，我們民族的歷史走了與別人大相逕庭的道路。華夏文化則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二自然」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