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發達的「史學」與貧乏的史觀

  戊戌變法的主要人物梁啓超曾指出：

  中國於各種學問中，帷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帷中國為最發達。（《中國歷史研究法》）

  然而，有發達的史學，並不等於有先進的歷史觀的指導。縱觀一部中國史學中，我們不能不感到史學研究中這種「貧血」的現象。連章學誠也指出：「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是言史學也。」《浙東學術》作為章學誠的本意，則是反對空談理性的宋明以來的理學。但是，「六經皆史」，「六經皆器」，在另一個意義上，他則是把史學置於整個中國文化的大系統之中加以研究、探討，開拓了史學的新視野，把「聖典」還原為「政典」、「法憲」，「其所以原民生與利民用者」，「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謂以明道也」。這已經接近於近代的歷史主義了。

  當史學家以某一種史觀編纂歷史之際，其時的歷史，也正是按這種史觀在創造與演繹的。且不說前已提到的司馬遷作《史記》，為「述往事，思來者」，「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著《漢紀》的荀悅，則要以西漢的盛衰「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而昭之以東漢統治者，「君子有三鑒：鑒乎人，鑒乎前，鑒乎鏡」。《貞觀政要》則要從前朝的「危、亂、亡」的慘重教訓中，求得自身的「安、治、存」。《資治通鑑》則開宗明義，「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上助聖明之鑑」。

  然而， 由於中國文化機制的制約，他們都未能提高到理性思辨的高度，未能從具體經驗上升到抽象思維。史學家們往往將畢生精力花在訓話、勘誤、注釋等土面，探幽入微、腳踏「實地」而絕少撰寫出史學理論方面的著作，缺乏宏觀的把握以及理論上的探討。因此，很難形成中國的歷史哲學的體系。

  

  豐富的史學，貧乏的歷史哲學——這反映了中國古代史觀在實用理性上的躊躇不前，精於微觀經驗研究的思維定勢。

  當然，漫長的中國歷史流程中，也不是沒有閃爍過歷史哲學的火花。哲人們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偶爾闡發過這一方面的觀點。三言兩語，言簡意賅，稍有疏忽，便一閃而過，難以捕捉。

  其實歸納起來，屍國史學也許不會比「神一英雄一人」三個時代遞進，「理性」賦予世界歷史以一種合理過程等等。西方歷史哲學大師所提出的模式少，但是，卻沒有後者所作的提高，更沒有後者的理論上的嚴謹、填密的探討。所以，才不為後人所注重，從而盲目地去襲用西方的模式，弄成非驢非馬的東西，貽笑大方。

  在（莊子·天運）篇中，莊子就這麼概括過歷史的進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服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兢，孕婦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 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歸，女何言哉！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矣。」他一直訓到孔子悟出：「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才說：「丘得之矣。」顯然，他是主張自然無為，或自然史觀，反對人為的。「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糜鹿共處，拼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莊子·盜拓》）由至德而一，由一而親，再由親至兢，兢則發展為變，這便是一種宏觀的把握。

  孔子則有他的三代相「因」，「損益可知」的歷史發展觀，要求為政得「道之以德」，「齊之於禮」，以倫理觀念統攝歷史的發展。孟子則明確提出了「王道」、「霸道」的概念：主張「尊王賊霸」，「以德服人」，而反對「以力服人」；認為「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所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由此得出歷史循環的結論：「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商鞍把歷史分為三個階段：「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尚賢而悅仁，下世貴貴而尊官。」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韓非更認為：「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主張「抱法、行術、處勢」的法治。

  鄒衍的「五德始終」；童仲舒的「三統之變」；邵雍的「元會運世」；朱熹的「定位不易」；一直到近代，嚴復在所譯的《社會通淦》中，把社會劃分為圖騰、宗法、軍國三個階段。康有為則分為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梁啓超則是分為上世、中世、近世。章太炎認為，用「人為規則」來阻擋「自然規則」，主張「俱分進化」。孫中山先生則堅持「歷史的重心是民生」，試圖從經濟生活中去尋找社會發展的動因。

  上面粗略地勾勒了自先秦至近代的不同的歷史觀點，當中省去了很多史家的大同小異的論述， 自然要一一列舉加以研究與分析，尚需專門的一章，這只能留在後面去做了。

  然而，我們只這麼粗略一掃，立即便會感到，這些史觀均缺乏周密的、嚴格的、科學的論證，它們大都是直觀的、機械的、形上學的劃分。

  它們不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實衝突中，去闡明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有著高度的思辨能力與科學精神。愈是徹底的理論，就愈能抓住人。而前述的史觀，在理論上則是相對蒼白得多了。甚至較之於西方其他歷史哲學家的理論，也是如此。

  例如，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則把人類文明當做研究單位，生存困境對人類是一種挑戰，而文明則產生於人類生存困境的應戰中，歷史就是在挑戰與應戰中發展的，並據此有力地提出了「文化形態史觀」。科林伍德則認為歷史是人們心靈中重溫往事的一門學科，史家惟有在歷史事件背後的精神活動中，在自身經驗範圍內對過去的反思，才可能發現文化和文明的重要類型及動力關係。孔德以他的實證主義，提出了歷史哲學的原則——三個階段的規律：神學一玄學一科學。用克羅齊的話來說，他的歷史觀則是把歷史和思想活動本身等同起來，思想活動永遠兼是析學和歷史。這裡，我們只是隨意挑揀幾位出來加以說明，就可以明顯看出兩者的區別。所以，唯物史觀在今天的中國獲得的多少名義上與事實上的勝利，則不難理解。

  早在世紀初，李大釗先生便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就指出：

  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

  一口氣寫了14個對立，固然有點少年意氣，揮斥方遒的味道，卻也多多少少觸及了中西文化之間的重大區別，振嘖發聾，石破驚天。反傳統就是需要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就需要這種敢於推向極端的深刻與犀利。

  人們不難想像「五四」時期那種敢作敢為，開放豁達的精神。為了求得民族的復興與解放，如何義無反顧地走向斷頭台——李大釗就是這麼做的，在這之前，戊戌變法及辛亥革命，譚嗣同、秋瑾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也是這麼做的。「我自橫刀向天笑」，他們體現出了何等一種沖天的歷史主動精神。

  現在，沒有人不承認，作為東方的文化，是在我國綿延達三千多年之久的一種相當穩定的文化形態，縱然經外來文化的多次衝擊，總是最後又「依然故我」，如同我國古代沿襲下來的玩具不倒翁一樣，它的重心太下，太沉了。所謂「主靜」，則正是這種「穩態」的表現。也就在這種文化里，中國人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歷史觀，一種形上學的、缺乏進取精神的歷史觀。天人關係，便是中國的自然哲學——歷史哲學的核心論題。所謂歷史學發達，也就是這麼回事：把「天人」與「古今」融合在一起，「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擺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它沒有看到，人類社會作為「第二自然」，決不與「第一自然」的發展成正比例。當人獲得作為人的本質時，本身就是對「第一自然」的反叛與挑戰。

  眾所周知， 自然的穩定是遠遠超於人類社會的穩定。而這種歷史觀卻以自然的穩定來制約社會的發展，因此，不可能不造成中國社會至今的滯後狀態，同時，也就在相當程度上完成了中國社會的超穩態結構——當然，「完成」這個詞，在另一意義上也可能就是「結束」。

  所以，我們不能不看到如下的一幕悲劇，當中國的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傳到了西方之際，被馬克思稱之為激活資本主義的因素，竟導致了西方用洋槍洋炮轟開了大清帝國的海關，鴉片戰爭，庚子賠款……而中國的老百姓大都還醉心於用火藥製成的焰火的五彩繽紛的「藝術感受」之中。

  西方不是沒有過依自然變化而形成的循環史觀，如古希臘。但人家並不曾為此束縛達數千年之久。縱然他們歷史的發展出現了大起大落，一度墮人到中世紀漫長的、沉沉的黑暗之中，卻也出現了輝煌的文藝復興。我們沒有中世紀，他們在文明的沉淪之際，我們正處於一個文明的峰巔——盛唐文明。可我們也沒有文藝復興，他們的文藝復興也一度藉助於中國史學——對於伏爾泰等思想家來說：「用中國這個例證把《聖經》的歷史權威打得七零八落，這就足夠了」（魏吉爾·比諾《中國與法國哲學思想之形成》）。而我們當時卻一直在排斥外來文化，明代短暫的開放馬上就淹沒在血泊之中。

  我們還可以找到東方文明對西方歷史的激活，以中國文化鞭撻西方舊傳統的許多例證。但是，我們自身卻為此陷人昏昏的沉睡之中。

  這究竟是為的什麼？

  如果說，西方是大起大落，造成歷史的波峰與波谷；我們只有朝代的更迭，幾乎是平緩的微瀾……彼此也只能產生不同的歷史觀。

  兩者不一樣在地球上誕生了文明，開始了歷史麼？用機械論的觀點，彼此之間則不應有任何區別與對抗。

  顯然，從一開始，不同的民族對於歷史就有不同的選擇。

  既然過去就可以選擇，那麼，未來則更應當選擇了！

  這樣的結論，顯然是有悖於「老頭子」——歷史的意志的。但我們不擺脫那神秘的東方式的符咒，我們就無以創造未來。

  解開這一種神秘的符咒，正是此書的責任，也是當代人正在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