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緣起：歷史研究中的主體精神

  我剛剛墜人到一組歷史人物的雲霧之中（本人近作（潘氏三兄弟》，已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三潘即潘漢年、潘梓年、潘寂）。他們自晚清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長征、西安事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建國後的不同歷史階段中，大都處於歷史的「風口浪尖」上。他們的建樹與不幸、深刻與無奈均是無法切割開的。他們就是整整一部歷史，是中華古國20世紀斷代史上的啟示錄，他們身上折射出的歷史信息，比他們所經歷的一切要豐富得多、也沉重得多。他們不單純是歷史的比例尺，所以，把他們說成是某段歷史的縮影，就已經造成了遮蔽。當我選擇這些人物時。我並沒意識到這些。一個人的歷史不僅僅是歷史大廈中的一片瓦、一塊磚，他的傳記也決不能是史料的綴合，一位只會編輯、組織與縫合史料的傳記作家，是永遠不會理解歷史的。我國著名的革命家、歷史學家、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李大釗就曾對此有過精闢的論述。西方分析的、批判的歷史哲學的代表人物科林伍德，也猛烈地抨擊了「剪刀加漿糊」的歷史學，強調要問一個史實「意味著什麼」，只有這樣，才能「走出了剪刀加漿糊的歷史學的世界而步人另一個世界，在那裡歷史學不是靠抄錄最好的資料的證詞，而是靠得出你自己的結論而寫了出來的」。（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第24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所以，當我完成這部傳記時，就問了自己一句：什麼是歷史？

  競無言以答。

  我能以三言兩語作出概括麼？

  請記住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對於我來說，它恰如一個永恆的謎語，多少人的探究無以達到它的底蘊，但它又並不是絕對不可知的；它甚至是一個禪宗的公案，處處是機鋒與棒喝，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一說出來就成了限制，「是」便成了「不是」，反而更加不可捉摸了。

  「歷史」這個詞，具有太沉重的分量了。

  它不是沉睡的陵寢，惟有帝王將相在那享受其段後的虛榮。它是歷史學家戰鬥的疆場，他們在那裡調兵遣將，讓這死亡了的世界重新充滿生機與活力，從而去了解人類神秘的命運，也知道自己是誰。

  一切都在湧來，一切又都在流逝。古往今來，多少哲人的名言齊上心頭。最易於記起而又最沉重的莫過於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淪然而涕下。

  一切都不復存在了，惟余我載載孑立。而「我」的歷史感又涵蓋了一切。

  此時，「我」能回答歷史是什麼嗎？

  但人畢竟是創造歷史的主體。當人作為歷史研究中的主體時，他恰恰對於歷史的本身就是主體，他的研究本身就是在創造。歷史的研究同樣是歷史的創造，他永遠不可以超脫於歷史之外「以物觀物」。 自然，有的人對這一點是明確的，司馬遷作（史記）就明確講到：「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有的人不承認，孔子的「述而不作」便是如此，但是，後人卻由此得到了「春秋筆法」，曉知微言大義。因此，無論如何，史家本身，也都在自覺與不自覺地參與創造歷史。

  憑此就不難解釋為何同一段歷史，古人寫了，今人又寫，今人寫了，也絕不敢說後人不會再寫。不同的人， 自然有不同的寫法，不僅是不同的表述方式，而且有不同的思想與觀點。被視為「賊」與「寇」的，也可能當做了英雄——這是最簡單的例子。涉及到歷史人物本身，差異就更大了。有的說是愚頑，但有的說是聰慧，有的說功大於過，有的則說十惡不赦……本來，離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愈近反而說不清，愈遠說法又不一；新的考古發現，也可能改變整整一段歷史的表述；而一個新的歷史觀的形成，則同樣使歷史煥然一新。既往的歷史，在其嚴格的意義上，也許僅僅是一堆史料。正如李大釗先生早在「五』四」時期就斷言了的：歷史不是陳編故紙，不是己印成的呆板的東西，過去遺留下來汗牛充棟的卷軼冊籍，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等等，只能算是「歷史的材料」，「而不是這活的歷史的本體」。

  參與創造歷史，這對於史學家來說，無論意識到還是沒意識到，這也僅僅是第一個層次上的問題。因為它本身是身不由己的。而重要的是，如何創造歷史——這不僅僅是寫出的一部部史著，而且他所持的歷史觀，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當代思想的產物，換句話說，它便是整個文化意識中的一部分。而宏觀的文化，則是人類勞動創造成果的總和，是超越本能的、有意識地作用於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說到底，則是「自然的人化」。

  所以，在歷史研究當中人的主體精神的作用，其意義不在於過去，而在於今天與未來。對歷史所作的探究，往往是隨著歷史的變遷而發生轉移。當我們持歷史是前進的觀點來研究歷史時，這種轉移就充滿了現實性。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是現實的，歷史的遺產也不能說是歷史性的——它本身就是在無數「此際」的現實中過濾出來的。這裡，我們便引人了一個超時態的歷史（它包括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範疇。正如在全息攝影當中，它存在於一切的碎片之中，沒有開始也沒有終結的界限。任何切割都是無濟於事的。

  這正是我們今日歷史觀的立足點。它指向未來，但不是神秘的東方式的預言或符咒，而是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不是沮喪、氣餒，而是振奮、騰飛。

  但是，首先得證明，歷史前進這一觀念是如何產生的，歷史又是怎樣在前進的。這種歷史感，則是肩負有全人類命運的一種神聖的責任感。

  在宏觀的東方文化中產生的歷史觀，迄今仍未有人作一縱的概括與總結，實在是一大憾事。但僅僅是概括與總結，又遠遠不能滿足於當代人的要求。但總得有人去做。只要做了，就總是個開端，且不管留下的腳印是如何歪歪斜斜。歷史的足跡又兒何筆直過呢？

  下面。我就嘗試回答一下上面的問題。歷史總是留下一個個問題，而對任何答案也決不打上滿分的。但無數的答案匯集在一起，至少能得一個高分吧。

  我以為確立主體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也就保證了人在歷史前進中逐步掙脫形形式式的束縛，走向自由創造——選擇歷史的可能。其實，整整一部人類的「史前史」（馬克思語），不就是一部人類的解放史，人類追求自由的歷史麼？由異化而復歸的歷史麼？無論那是大起大落、金戈鐵馬、威武雄壯的正劇，還是驚心動魄、哀婉淒絕、催人淚下的悲劇；無論歷史處於平沙落雁、澄江如練的徐緩之中，抑或正面臨急轉直下，一瀉千里的碎變里……

  歷史之光並不投射在「客觀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寫歷史的人身上，歷史照亮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Philosophy of History,An lntmdntion,21. London,1951.）

  這是當代英國哲學家沃爾什在《歷史哲學》一書中所說的，在某種意義上，他不過是重複了許多歷史學家，包括克羅齊、科林伍德等人的觀點，但正是以這些人為開端，形成了歷史哲學的當代新潮——歷史學家們的責任由此變得更加重大了！

  是的，認識歷史，正是為了更好地認識現實，通過對現實的認識而影響、創造未來。

  一種新的歷史觀的誕生，總是同舊的傳統文化面臨挑戰與解體分不開的。今日的中原大地，還殘留有十年浩劫的痕跡，歷史無情地把這一沉重的代價置於整個民族的面前，十年是一個血與火的啟示。難道不可以說，一部文革史，恰巧正是中國幾千年宗法社會惰性的一次全息攝影麼？它固然是極為落後的經濟模式的後果，但它更是一種「文化」。

  但是，對這段歷史的反思，不同的人卻大相逕庭，當把「文革」煽動起的暴民政治說成是「大民主」之際，民主的思想觀念又得到了多少發展？過大的希望自然會帶來了迅速的消沉與悲觀……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之後，我們似乎又嗅到了六朝遺風的氣息，在文字遊戲中找到了超脫與逃遁。但是，理論畢竟在穩步地前進，它與社會某些似乎不可抑制的潰瘍與病變相悖而行，不斷地揭出了新的旗幟，縱一度挫折而在所不計，並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啟蒙式的討論，關於人道主義的呼喚，關於民族性的探討，道德觀念與價值觀念的衝突……業已形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較之「五四」時期的開放，可謂各有千秋，但畢竟是在「開言」了；縱然還受某種結構的限制，卻多少有了一點自己的「心聲」。我們是否能把「五四」以後跌落下去的浪頭重新推擁上去，以達到新的、前所未有的波峰，恐怕並非不可預測了。

  一方面，是似不可抑制的潰瘍與病變；另一方面，又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二者的衝突，將會達到怎樣白熱化的程度，我們是否能避免世界上眾多的歷史學家所預言的在向民主制度邁進中的「幾欲不可預知的大災難」，走出我們民族獨特的發展道路，創造人類文明的又一個峰巔……從歷史的反思走向歷史的選擇，這正是當代中國人徹夜不眠要尋找解答的問題。

  就這樣，我們從反思的歷史，便走向了哲學的歷史的階段。

  這就是歷史的要求，也是現實的要求。

  在人們的習慣中，歷史僅僅是一種考據的要求，一種原始形態的東西，但正如前所述，任何歷史的描述，都不可能達到客觀、完全與徹底，，任何新的發現都可以對它加以改變。這只是一種考據的歷史。

  史學，我們通常把它歸結為批評的歷史，它不是上述的歷史，而是這一歷史的歷史，闡述歷史發展過程的一門學問，這包括史學理論與治史方法。由於史學家各自的立場、觀點、方法的不同，他們闡述歷史的過程也就迥然不同。不少史學著作所呈示的歷史觀更是五花八門。

  我們想探究的正是在哲學意義上的歷史觀。所以，不想在考據的歷史（史料）與批評的歷史（史學）上多加停留，只能幾筆帶來，甚至闡述上也極為粗疏。「通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太嚴格的規範，必然會造成汗牛充棟而無人問津的結果，而現在更不是下定義的時代。

  被稱為歷史哲學之父的維科，引人了埃及人所說的歷史進程，認為歷史是按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與人的時代三個階段劃分而向前發展的，揭開了以理性主義統攝歷史的序幕。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這場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所作的精闢的分析：

  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麼樣的。宗教、 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出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傳統觀念，都被當做不合理的東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現在為止，世界所連循的只是一些成見：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憐憫和鄙視。只是現在陽光才照射出來，理性的王國才開始出現……

  （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4-40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毫無疑義，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何等的氣魄！何等的批判精神！

  而今，在中國多少當代人不也在感嘆，認為中國人自古缺乏一種理性精神，並把這視做中國文明的致命弱點，卻忘記了人。

  維科認為不同民族，不同國別，都必然經歷神一英雄一人三個時代的發展歷程。到了黑格爾，則宣稱：「哲學用以觀察歷史的惟一『思想』便是理性這個簡一單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歷史因此是一種合理的過程。」馬克思吸取了從維科那裡開始顯示出的唯物論因素，把「頭足倒立」的黑格爾哲學顛倒了過來，確立了唯物史觀，劃出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五個發展階段，趕走了神喻式的「理性」，把「人」放在了世界歷史的中心，確立了人在歷史中的主體地位，揭示了由於人的徹底解放給世界歷史發展的無限豐富的選擇性。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馬克思把迄今為止的、人類尚未獲得徹底解放的全部歷史，稱之為人類史的「史前史」。他指出，只有這個「史前史」的結束，才是真正的人的歷史的開始，因為「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在主要方面和日益增長的程度上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

  「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

  但是，在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上興盛起來的古代文明，從一開始，就不曾選擇維科所描繪的「共時態」的發展階段。這是與西方文明完全不同形態的另一種文明。難怪馬可·波羅從中國回到歐洲時，人們會把他所描繪的東方文明視若一派胡言，說他完全是「白口做夢」。

  歷史，從其開端就呈現出其不同的選擇可能。所以，這部論著將從個人獨特的研究出發，對中國的文化史觀的框架予以重建，使其更加科學化、系統化，而不落人僵化的模式。當年，馬克思就針對這一點說過：「他（——我的批評家）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這裡，說得是何等的嚴肅、認真，並發人深省。

  遺憾的是，不少自命為歷史學家的人，卻每每以西方歷史發展的模式去套我們的東方歷史發展階段。明明我們的唐代，達到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鼎盛階段，成為當時整個世界文明的一個峰巔，卻非說佛教自西域傳人，從東漢末年便開始了中國的「中世紀」，直到今天仍未超出。誠然，基督教的西行，蠻族的人侵，使西方的「中世紀」以聖經取代了一切，已有過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遭到了毀滅，神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中世紀把意識形態的其他一切形式……都合併到了神學之中」（恩格斯語）。而這一現象，在中國從未出現過，至於佛教在中國古代文明中起到的不同作用，本書將辟專題討論。我們不曾有神、英雄、人的形態的更迭。因此，喋喋不休爭論的什麼「早夭的奴隸社會」或「早熟的封建主義」，本身也或多或少地脫離了中國的歷史實際……我們不否認，各民族的文明，正處於一個不斷融合、碰撞及重建的過程，也許會有一天，世界歷史的發展會出現偶合與同步，會共同達到一個文明的頂峰，但在今天，簡單地套用別人的公式，實質上則窒息了我們自己的思考和對歷史及未來命運的思考。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歷史哲學，尚處在鴻檬初開的階段，是談不上有什麼成熟的形態的。如果不建立我們自己的歷史哲學，我們則難以認識清楚、解釋明白、研究透徹中國過去已有的歷史，也更難以選擇、創造我們的未來。中國人在今天的歷史中的主體精神發揮得實在是太少了，甚至幾乎未曾被認識到，因此，如何談得上主動地、生氣勃勃地去創造新的歷史呢？

  也難怪西方的經典作家認為，在東方所謂歷史，就是一個老頭子，它左右著今天與明天，有著一種神秘的符咒式的力量。

  而今，是從這神秘的符咒中解放出來的時候了！打倒「歷史」這個老頭子！開創我們生機勃發的新世紀。東方式的預言，從來只意味著死人拖著活人，而不是活人把死人埋葬。我們已經給拖得夠慘的了……只要我們這麼做了，未來是絕不會辜負我們的。我們屬於未來，屬於自己！那歷史地形成的異己力量，終有一天要為我們所掙脫。我們就能真正開始寫下一部人的歷史。

  這不是夢吃，也不僅僅是邏輯的推理。

  這也不是宗教式的信仰，而是對於自己力量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