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1.1 題解

  筆者為何選擇了這麼個題目——文化、史觀，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選這個題目是否有標新立異之嫌？

  ——這，也許是讀者見到書名時會產生的疑問。

  標新立異麼？這一點不錯，做學問的人最渴望的就是這個。沒有標新立異的心思，墨守成規，那只能一事無成。何況我們正處在一個標新立異的時代。但是，且不要把標新立異當做一種時髦，否則，那就無以標新，更談不上立異——趕時髦最終只能得個鷹製品。不少關於文化的論著，由於對不同歷史時期給文化的演變或衝突的影響缺乏宏觀的視野及作縱向的把握，往往顯得蒼白無力；而不少關於歷史的論著，又對於民族文化施予不同歷史階段的作用不曾作出深人的研究和探討，難免就變得單薄與枯燥。其實，歷史與文化是不可分的。某種文化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是對其所處的環境的一切事物的反映。因此，研究文化，也就離不開對文化的載體、對應物——即一定歷史時期與具體人的分析。目前史學研究中，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影響在擴大，這在實際上也反映了文化發展的趨勢。可以說，史學的容量愈大，它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確立便愈有必要——關於這點，我們在文中將會作較全面的論述；而史學視野的開闊，本身也說明了歷史的進步——而今，文化的因素愈來愈引人注目，由「隱性」而走向了「顯性」——這畢竟是全人類所共同創造的。只拘於帝王將相「你方唱罷我登台」的古代史學愈來愈表現出其狹隘性及非科學性了。也只有這個時候，史學家們才能理直氣壯地宣布：「歷史是由人民所創造的。」

  那麼，歷史與文化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國老一輩社會科學家、「五四」運動的旗手及領袖許德琦先生，曾經用過異常洗鍊的一句話，道出了歷史與文化之間不可分割的關聯性。他是這麼說的：

  過去的文化是歷史，

  

  現實的歷史是文化。

  我想，這便可以作此書的題解——因為它亦反映了一種歷史觀。無論國外還是國內，都有過「文化史觀」。例如啟蒙時期的伏爾泰及中國近代學者夏曾佑都曾提出過，恐怕不少人都很熟悉。對這句話，當然還需作嚴謹的論證。會有不少人對此提出不同看法，這很自然。甚至「什麼是歷史」，古今中外的回答也大相逕庭呢。尤其是問到歷史學家時，更叫人如墜五里雲霧。

  進人20世紀以來，關於歷史，有的人說，既往的歷史都是偽歷史，只有思想的歷史才是真實的；對事件的理解與估價必然導致它的再現與復活，於是一切歷史便都是當代史。這是著名的哲學家克羅齊的觀點。科林伍德則更進一步說，「歷史是過去思想的重演」。所以「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因為實證主義、科學主義者強調歷史是「一門不折不扣的科學」，有人則重提古希臘經典時代的觀點：歷史是一門藝術，它不僅有實踐功能、認識價值，尤有審美價值。可以說，歷史就是一切——藝術、哲學、科學，卻又什麼都不是。由於歷史決定論被推向了極端，又有人宣稱，歷史無規律可循，只有個別，沒有一般；存在主義者甚至說，歷史不過是個人的歷史，其發展不過「表現為一團烏七八糟的偶然事件」，沒有意義可言；歷史是不可知的，歷史就是虛無的……。「新史學」出現了，它強調的是重建歷史與現實的統一，而歷史則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並提出了總體歷史理論。至於在中國，史家們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做了不少工作，但總的來說，史學界還是相當沉悶與寂寞——由於僵化的模式帶來的窒息，迄今仍需作必要的啟蒙，許多爭論的題目均在重複人家的過去。關於自己的現在，反而茫然無知。

  在動筆寫這部專著之前，我一遇到史學界的名流，無論是老人還是年輕人，一說到中國人的歷史觀，不是顧左右而言他，就是說得不知所以然，似乎沒有人關注過這個題目。要麼就不屑道，不就是循環史觀，氣數史觀，還能有什麼呢？大可一言以蔽之。有的，可以把西方史觀發展演變，神學史觀、理性史觀、利益史觀……說得頭頭是道，可一說到中國史觀，就茫茫然了。在一個史學相當發達（這是舉世公認的）的國家，卻如此缺乏史識，這在他人是無法理解的，我在北美與歐洲講學之際，就遇到不少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怎麼解釋也難以說清——能說中國人只重視實證而缺乏抽象思維，或者只顧擁有浩瀚的史料卻不願從中發現規律麼？不，不，這裡有很深的文化淵源，不是三兩句話可以說得清的。

  所以，赴西方講學，我準備了這麼厚厚的一疊研究與思考的資料，近30萬字，通過至少是三次以上的講授，才讓人家多少有點明白。包括有一次與一位搞思維科學的著名學者對話，也耗費了整整幾個星期。當然，歷史觀本身就說明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對方將文藝復興前的西方思維統稱為線性思維，而將自文藝復興以來的思維方式，他們以約七十五年一代人作為一個階段，以1425年為起點，即「文藝復興」開始為界。沿著感性一理性一非理性的軌跡，劃分了人類近代思維發展的八大階段。開始三個階段是感性的，第一階段是共同的、一般感覺階段，即推理的、邏輯的線性思維；第二階段為實驗性思維，實驗科學由此興起；第三階段為反饋性思維，從而推動了「假說」創立。及至1650年起，則是理性的三個階段，第四階段為理論性思維，以萊布尼茨、康德為代表；第五階段為歷史性思維，維科的《新科學》震驚思想界；第六階段為社會批判思維，達爾文的進化論也為社會的多元化進程作了論證，馬克思主義也在這一時期內誕生。19世紀下半葉，即1875年以來，非理性主義上升，第七階段的理念性思維，則以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學」為標誌，把人的潛意識帶進了思維方式之中；到20世紀中葉，則是悟性思維階段開始了，解構主義提出來了，如哈利所言，科學的飛躍則是非理性的，與科學家的悟性或激發心理息息相關。

  之所以引用這麼一大段思維演進階段的內容，是說明在短短五百年間，西方思維發展的歷史是如何之迅速的。同時，歷史本身就是思想線索的客觀存在。當代批判的歷史哲學開創者W·狄爾泰，就曾把原名為（歷史理性批判）更名為（思維科學導論）。所以，我這部文化史觀的著作，也同樣是思維科學的研究。人類思維的飛速演進，一直發展到本世紀末的悟性思維了——這是西方思維科學研究的一個新成就。［參見《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卷第二期（1999.12），《當代思維：意念性與悟性》］而我們呢，早在莊禪哲學時，不是已經有了悟性思維嗎？為何今天的線性思維反而還那麼「不可一世」呢？

  無疑，對史學的高層與深層研究，科學、系統地對中國史觀作一宏觀的把握，也是對舊的思維方式作一次認真的清算。

  例如，人們常用「循環史觀」、「氣數史觀」來概括中國人的歷史意識，究其底蘊，其實質內涵卻完全不一樣。如循環史觀，有以自然為藍木，亦有以輪迴轉世為依據；四季更換，月圓月缺，皆可謂之循環，生生死死，托體投胎，也同樣為循環——這是顯而易見的。也還有更精緻的循環觀，這就是以倫理準則為圓心，畫出了大循環與小循環來：大者，「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王朝興衰。天道更替，幾百年一劫也；小者，則在於心的「知止一有定一能靜一能安一能慮一能得」再回至「知止」，以這種道德自律涵蓋歷史……

  而「氣數史觀」也大致如此。

  所以，簡單以「循環史觀」或「氣數史觀」來概括中國史觀，顯然是不科學的，缺乏必要的分析、研究以及理論上的探索，如果還停留在這樣的水平上，足以貽笑大方。

  所以，我決定下苦功夫來啃這枚「酸果」。

  在一邊積累資料，系統分析之際，我力圖擴大自己的視野，所以，著手譯一點西方的史學著作，如美國著名學者A·斯坦恩的《歷史哲學與價值問題》，在這部出版於20世紀60年代的歷史哲學著作中，作者把當今世界所持的歷史觀劃分為兩大類，一類為科技史觀，認為歷史的發展是由日趨進步的科學技術所推動的，不少發達國家都持這一史觀，但原子彈給人類可能造成的災難，卻給這一史觀打上了問號。此外，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等問題，也對科技史觀提出了挑戰。那麼另一類史觀，則是生存史觀，這是作者所推崇的，與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觀有很多相似之處。我驚奇地發現，在我歸納出的中國古代的「自然史觀」的內涵中，與當今世界推崇的「生存史觀」有不少異曲同工之處，如關於環境保護、復歸大自然等等。

  然而，中國史觀的演變史，畢竟與西方史觀發展史是截然不同的，雖然到現當代已有了不少的融合，尤其在全球經濟大循環之際，我得努力從中尋找出其自身的規律。

  我這麼做了。

  與此同時，我亦得知，若干重點大學，已撥巨資投人研究西方史觀發展史的選題中， 自己亦有意識去聽取了有關這一研究的課題。不知怎的，我感到由衷的悲哀——他們這一研究已進行了七八個年頭了。我不得不加快了自己的速度，而且在基本上沒有資金投人的情況下完成了這個課題：當時我在一非重點大學，選題也列為非重點選題。然而，我總算完成了，並且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拿到了國際的講壇上。

  不管這一課題研究的命運如何，我始終覺得——而且也為海外的著名學者所公認，對中國人的歷史觀作出深人的而不是表面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科學的而不是機械的研究，畢竟是有極其重大意義的，而且是發人深省的，對於今後中國歷史的發展多少有所貢獻——至少在典籍上。

  是的，中國人的歷史觀既有積極的一面，也具有消極的一面。積極的一面，使得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具有罕見的自信心與自制力；消極的一面，便是安於宿命，缺乏那種「沖天的」歷史的奮發主動精神。我將在下面提出自己的全部的新的觀點，揭示其發展規律。我不得不貿然這麼做，以「為天下先」。

  我不敢與上面提及過的權威及其浩瀚的經典作什麼抗辯，重建「文化史觀」的理論亦非我力所能及。我之所以仍在喋喋不休，只因骨頌在喉，不吐不快。且當做胡說八道，也不失為一家之言，以供批駁，若能引得關注，忘書而拎題，則已為大幸。

  是為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