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文化樣本

  用戶至上主義（consumerism）、電腦（computer）、現金（cash），這三C幾乎可以定義當今中國都市年輕人。但是，若干年的意志消沉後，嚴肅文學和焦慮藝術也同時有了復興的跡象。當崇拜自體性行為的作家——例如《上海寶貝》的衛慧和她的各地模仿者——可能因時髦的自傳而成為流行作者時，中國的改革已經走得比金錢和卡拉OK更加深入。直言的年輕批評家們再次贏得了聽眾，商業出版業的新潮流表明，他們警醒的爆發是有市場的。

  余杰是否是中國最多產和最直言的年輕評論家，還存在爭議。90年代中期，還在北京大學念書的時候，他已經成為一個寫作人，編寫地下出版的小冊子，在首都的大學區派發。逐漸地，他的作品登上了一些著名的文學期刊。1998年，他首次出版兩本文集，廣受好評，繼而成為全國著名人物和成功的商業性特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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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敏感地揭示生活、愛和希望的同時，28歲的余杰並不諱言他懷念80年代。他是一個「趕不上時代末班車」的人，對他來說，80年代是嚴肅作家有許多訴求的時代，是愛情故事和武打小說還未充斥流行文化的時代，同時也是年輕思想者和激進分子自覺肩負社會使命的時代。「80年代知識分子的歷史意義不容忽視。」他在文章《知識分子：終結還是重生？》中寫道，「他們擁有簡單而明確的理想主義、締造歷史的堅強渴望以及對知識分子地位的空前的自覺性。他們希望在十年時間裡，完成西方知識分子用了幾百年才意識到的歷史使命。」

  對一些人來說，80年代是一個困惑、無知、自大的時代。余杰反對這種想法，認為有這種想法的同輩是「逃避當今的緊迫事件」，他對他們感到絕望。他問：「在一個所有東西都可以買賣的社會，知識分子的角色真的結束了嗎？」有人也許會認為，余杰對同輩的批評，反映出他對像他那樣的作家缺乏應有的社會影響力而感到失望。中國專橫的諷刺作家王朔（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也是一個年輕偶像）對余杰的批評更加尖刻，指出他是一個聰明的偽君子，很懂得「要罵誰，要恭維誰」。對王朔來說，余杰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商業作家，完全準備好在必要時刻玩憤憤不平的文化異見。

  余杰的作品並不局限於理想主義和文化自主的精神。他的作品首次面世的時候，一批作家憑著小說、詩歌和評論成為顯要人物。1998年底，他們中有54位——大部分是20到30歲——參與了一項關於中國藝術狀況的獨立調查。調查結果以《割裂》的題目出版，今年初以單行本的形式重印，薄薄的小冊子充滿了對官方和非官方文化的譴責。

  根據其南京組織者的說法，《割裂》的調查是一場「表演」或「事件」，發起的原意就是要有挑釁性和攻擊性。把事件描述為「割裂」，作者們理解為文化的分離以及代與代之間的衝突，並提供了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種種相關定義。

  幾乎所有的回應者都申明，文化機構——由國家支持的協會和獎項——沒有盡到責任，至少在這些機構把文學獎項授予他們之前是如此。《割裂》的組織者之一韓東說，在「腐敗和陳舊的文化秩序」以外，中國正形成兩大文學陣營。一個由那些在商業上可行、在政治上善變的作者組成，其中許多已經為全球讀者所認識：莫言、蘇童、王朔、王蒙；另一個由年輕作家組成，像那些參與《割裂》的作家。他們「對文學環境和主導文學秩序有著天生的不信任和謹慎」，相信自己代表了常常被北京、上海甚至台灣主流作家淹沒的文學界的邊緣元素。韓東說，這些作家並不對抗正統文化，相反，他和其他人所信奉的文學獨立反映了在近幾十年來已成長起來的個人主義，並且找到了商業出路。

  多年來，儘管政治理想、社會良知以及真誠姿態在中國流行文化中受到排擠和嘲笑，我們仍然可以看出知識分子的存在。例如，過去幾年盛行網上出版，網際網路上有無數關於文化爭論的論壇，十分活躍。在白天，參與者讀書或者工作，為亞洲和世界各地的同齡人提供消費者的愉悅；到了私人時間，許多人就各種話題發表文章和意見。對於余杰、韓東和《割裂》等人來說，朋友這一概念已經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