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的美國之行

  朱鎔基已經為他今年4月對美國進行的高層訪問做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旅程安排。從洛杉磯出發，參觀一下好萊塢的米高梅環球製片廠，然後前往華盛頓參加為他舉行的國家元首級歡迎儀式並發表演講，接著折返1000多公里去丹佛，再反向前往芝加哥，最後折返到達紐約和波士頓。從公元前3世紀起，中國人就一直使用地圖，因而朱鎔基應該不會在使用地圖上出差錯。或許，他明白作為一個移動目標的益處。中美關係已經變得十分緊張脆弱，所以中國的總理或許不想靜靜地坐在擠滿批評者的射擊場裡，等待他們將要進行的肆意抨擊。這些批評者有：對中國人權狀況進行攻擊的自由主義者，要求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的貿易談判者，親台灣的遊說者，以及西藏的分裂者。

  不可否認，麻煩事總是圍繞著美中間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這是兩國用來描述雙方關係的具有高度彈性的術語。兩星期以前，華盛頓在聯合國發起了一項譴責中國人權記錄的決議，這激怒了北京。眾議員克里斯多福·考克斯，即一個旨在調查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影響的立法委員會的主席，正忙於一份長達700頁的報告，這份報告聲稱中國「齊心協力」來獲取美國關於飛彈、火箭和核武器的機密。（儘管白宮未必會同意，但他已決定將這份報告公之於眾。考克斯告訴記者：「既然他們控制著時間表，我可以想像這份報告不會在朱鎔基的訪問期間公布。」白宮官員反駁說，專家們正對這份報告進行逐行審查。）儘管兩國正在對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行談判，華盛頓的有些人還是在極力呼籲，將中國宣稱為自己領土範圍內的台灣，置於美國設計部署在亞洲的任何類型星球大戰式的防禦保護體系之中。除此之外，中國已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斯拉夫進行的轟炸進行了譴責。柯林頓政府的一位資深行政官員說道：「雙邊的政治關係，顯然正處於一個艱難時期。」

  在中國國內，從內部散布出的新聞宣傳正激發反擊的聲音。直到朱鎔基臨出發訪問前，北京的高層圈內還有一場關於是否應取消這次行程的爭論。作為對此事的反應，今年4月初的《中國日報》提出警告：「在華盛頓，由美國媒體和政治家合奏的一台反華謬論還正在上演，這也許會將已經處於緊張狀態的中美關係推向更危險的境地。」這種言辭在對美態度相對寬容的中國智囊團那裡也開始變得激烈起來。「在美國，對中國進行誹謗中傷已成為一種時尚，」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這樣說道，「在美國，對中國稍有了解的學者都不敢直言。」

  「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真的變得具有毀滅性和危險性了嗎？這種危險性不可能更高了。在21世紀，沒有哪種地緣政治關係比今天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與擁有13億人口、正快速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中國）之間的關係更重要。但是，3月在北京，當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朱鎔基面前對中國人權問題進行斥責時，朱鎔基的反應是相當強烈的。

  但是，在激烈的言辭之下，也許還有控制雙邊關係，進行外交折中的希望。首先，朱鎔基將受到高級別的歡迎。就在朱鎔基出發的前幾天，中國宣布將要從美國購買10架價值4億美元的波音商用飛機，同時，通用汽車公司也就向其上海的合資公司出售另外4億美元的美國零部件簽訂了協議。這些情況代表著對美國有著巨大對外貿易順差國家的領導人表示出的一種顯示和平的姿態。

  其次，像朱鎔基這樣的國事訪問不僅不會倖免於當前的爭論，常常還會激起更多的爭論，尤其是當美國即將進行大選的時候。中國假定柯林頓政府在今年的初選期前會趨於更為強硬的立場，以保護總統候選人副總統戈爾免受對中國問題軟弱的指責。在北京也在發生同樣的變化：民眾希望在對美國人在指責中國的時候給以強硬的反擊。

  當華盛頓和北京似乎要在那些熱點問題上無休止地爭吵時，兩國間那些主要的分歧點也忽冷忽熱起來。今年兩國間最棘手的爭論涉及對中國在美國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國家實驗室和其他高技術中心進行間諜活動的指控。兩年前，當江主席對美國進行高層訪問時，他必須糾正對中國在軍事上對全世界構成威脅的指責：因為在此前不久，北京向台灣附近的水域發射了飛彈。但是當美國總統柯林頓去年7月訪問中國時，這個問題被從原定安排中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對所謂的中國試圖通過非法選舉捐款破壞美國民主的指責。沒有人會說今天對中國進行間諜活動的指控並不重要，或是否認美國國內的政客們常常把原本不大的事情搞大。「中國問題是美國國內政治的一種象徵，」柯林頓政府的官員這樣解釋說，「在像目前這樣的艱難時期，中國所做的事情，不管是我們不喜歡的，或是我們贊成的，都會引起廣泛的關注。」朱鎔基自己已經很外交地將自己置於爭論之外。3月，當有記者問他的訪問是否會受到雙邊分歧點的影響時，他說：「我會到任何一個地方去給他們一個機會來出氣。」

  整個鍋爐的壓力正在增大。當朱鎔基到達國會山時，他將面對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和羅伯特·托瑞賽利，他們已經動議了一項增加與台灣軍事合作的議案。其他的國會議員要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必須要得到美國國會的批准，從而也正式加入到中美有關WTO的爭議之中。

  在華盛頓，許多人將這種批評看作是江澤民和柯林頓前兩次峰會的副產品。有批評認為這兩次會晤掩蓋了一些肯定反過來會使兩國關係蒙上陰影的分歧。「政府過分宣傳了1998年峰會的成果，而1999年峰會的成果很少。」道格拉斯·保羅這樣說，他是美國一家處理與防衛有關的商貿事務的非盈利性研究機構——亞太政策中心的主席。一位前中情局分析員，現為商業顧問的肯特·哈林頓說道，柯林頓聲稱他的中國之行體現了一次真正的心靈相會，而這種說法得到的回應卻是寥寥無幾。「華盛頓將自己豎了起來準備摔跟頭。政府沒能建立起溝通與政策制定者、政治家以及華盛頓公眾的橋樑，也沒樹立一種現實主義的觀點，即兩國的關係將有時會很麻煩。」按照國防部長副助理庫爾特·坎貝爾的說法：「我們需要清楚地指出我們在哪些領域的政策還有問題，以及我們已經切實地得到了什麼。但是我們不能過分地誇大形勢。」

  考慮到朱鎔基先前就是中國經濟領域的領導人，而且他當前的挑戰也是要整治中國的經濟，因而商業應該是他的專長。但現在中美間即使最普通的貿易也帶上了政治色彩。除了別的事情以外，考克斯委員會已經調查了休斯電子公司和蘿拉太空及通訊公司在1995年向中國非法轉讓飛彈導航技術的可能性。考克斯調查報告的公布可能會導致對中國出口高技術產品的限制，這是一個使美國商界擔憂的可能性。美國對中國衛星的銷售可能從1997年的380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大約1710億美元，但在新的出口限制下這種增長可能難以實現。非美國的公司可能會很輕易地獲取商機，駐京的美國商會主席理察·拉瑟姆警告說，「然後，你就會置身於這個市場之外10到15年」。正如商務秘書威廉·戴利早些時候在北京所說：「這是20年來高技術貿易所處的最壞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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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中國加入WTO的底價已被認為是朱鎔基這次訪問想要與美國敲定的具體成果。戴利和美國商務代表查利尼·巴爾舍夫斯基都飛往北京進行了11個小時的談判，但要讓這件事有利於美國的商業，他們必須要敦促中國放寬對各種進口商品的限制，還要想方設法撬開諸如保險、通信等服務行業在中國的市場。對中國來說，WTO的成員資格將會有助於其以出口為驅動的經濟，並使北京可以在大型國際組織中扮演發號施令的角色。其代價是：將競爭引入大型工業，可能會導致更多的下崗。去年當類似的談判結束時，這種代價對北京來說似乎太高了。

  當朱鎔基到美國時，他或許感到像是在敵方戰線後的一位將軍。「這兩個國家註定要相互競爭，」中國大學的王先生說，「你不能想像其中的一個會從屬於另一個。它們必定會嘗試著合作，但也會進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