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里的非法移民

  對大多數遊客來說，紐約的秋季可能令他們流連忘返，但對臨時居住在鮑厄里大街上一幢沒有電梯的4層樓房的人們來說，秋天只意味著天寒地凍的冬天的臨近。在炎熱夏季，一些人起碼可以在安全出口和樓頂上席地而臥——在常人無法承受的辛苦勞作中求得片刻安寧。這塊擁擠不堪、密不透風的小天地被隔成32個小房間，容納了至少100人。走進狹窄的臨時走廊，汗味、未洗的衣服、舊鞋和垃圾混雜在一起的惡臭撲鼻而來。做飯炒菜的嘈雜聲、鍋碗瓢盆的碰撞聲與廚房旁邊的便池發出的聲音此起彼伏。小小的電視機前面，幾名男子擠坐在那裡觀看他們很久以前就離開的家人和故鄉的錄像帶，其中一些人離開故土已有10年了。每個夜晚，唐人街上都隱約傳來痛苦和孤獨的嘆息聲。

  鮑厄里這幢狹小擁擠的樓房，只是中國非法移民的幾十個棲身地之一。住在這裡的男男女女們在工作條件極為惡劣的血汗工廠和紐約市唐人街上的許多餐館裡賣命。66歲的孫力（音）說：「我們在這裡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孫力是4年前來到美國的，在離鮑厄里臨時搭建的樓房幾步之遙的拉斐特大街上的一家血汗工廠里找了份掛衣服的工作。他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小時。他說，僱主付給他的薪水是每一小時1美元左右。

  

  紐約的血汗服裝工廠通常不大，不加入工會。廠內的縫紉機不足20台，工人清一色是非法移民，居住在像布魯克林日落公園以及昆斯弗拉興的中國人聚集地。勞工部前不久的一份報告表明，唐人街上的服裝廠中有90%實際上是血汗工廠。紐約的服裝廠中，大約有7成由中國人擁有；他們的產品中有40%提供給兩大買主：沃爾-馬特公司和克馬特百貨公司。實際上所有的工廠都是計件支付工人工資，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能夠生產出足夠的產品，從而獲得的工資接近最低工資：每小時5.15美元。專門研究唐人街問題的大學教授皮特·鄺說，對大多數人來說，「工資只有每小時兩美元或者更少。勞工法在這裡得不到貫徹，工人受重傷的比率卻直線上升」。

  實際上，這些能夠拿到工資的工人已經算是幸運的了。皮特·鄺說：「僱主們知道工人們不會抱怨，所以他們扣住工資不發，稱製造商不按時付錢。一般來說，工資都是遲發6個星期或者更長時間。」5年來，新手們蜂擁而至，使整個唐人街的工資水平下降了30%。例如，洗盤子的薪水一度是每月800美元，但如今降至500美元。

  大多數非法勞工來自農村地區，中國的城市已經十分擁擠，就業機會極其有限，對「遍地是黃金」的美國的誘惑難以抵禦。據專門向福建移民提供服務的教堂神職人員陳方永（音）說，這些非法移民沒有料到他們在紐約市的生活會如此艱難。陳方永說：「精神疾病和自殺現象已成為嚴重問題。這些人與親人天各一方，被迫承受他們想都想不到的艱辛，他們的精神突然崩潰了。」那些負責偷渡的流氓團伙，不斷向這些非法勞工施加壓力，把他們當作生財之道，這個行業比這些團伙的舊行當——海洛因買賣要強得多。一年來，流氓團伙成員兩次包圍鮑厄里的大樓，堵住安全出口，不費一槍一彈就把樓里居民的血汗錢洗劫一空。受害者說，他們不敢報案，因為他們擔心如果找這些人的麻煩，他們在中國的家人就會遭到報復。其中一人說：「沒有人向我們提供保護。我們無能為力。我們可以說是做牛做馬的奴隸。」

  每個人的境遇都令人心碎。於莉（音）說，她到美國之後的近一年時間裡，每天都是以淚洗面。3年前，她為了與1991年偷渡到美國的丈夫團聚而向蛇頭支付了一筆錢，這筆錢是她的丈夫借來並寄回家的。她在踏上紐約的土地之後，馬上就開始在一家製衣廠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7小時。但因為她是新手，這家工廠又是計件支付工資的，她每小時只能掙1美元。她說：「有時候我們一無所有。我一周的工錢還不足100美元。」他們夫婦兩個掙的錢太少了，以至於不能住在一起。她的丈夫繼續睡在他工作的那家餐館的地板上，她則住在親戚家的地下室里。

  這對夫婦不得不再次與蛇頭打交道，以便與他們留在國內的3個孩子團聚。代價是13.2萬美元。這是一次痛苦的經歷。在出發後不久，他們14歲的兒子就與他的兩個妹妹分開了。他被遺棄在戰火紛飛的柬埔寨，進了監獄，直到他拿出藏在身上的500美元賄賂看守才得以逃脫。

  雖然親戚幫她向蛇頭付錢，但於莉為了償還債務還必須每個月拿出3000美元。她說：「日子苦不堪言，我們一無所有。」如今，連他們的孩子都不得不過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擔。於莉說：「最困難的事情是，我不得不讓我們的子女去工廠幹活。他們本應該在學校里念書，但我們需要他們掙錢養家。」她嘆了口氣說：「要是留在中國，日子就不會如此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