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升起的新星

  在北京正是正午時間，按政府規定，在中國的其他地區也應該是同樣的時間，即便遠在3500公里外的西部的喀什地區才剛剛破曉。但在1986年規定了夏時制之後，許多南方省份，如福建和廣東，不得不每年調兩次表。而對於這些工業省份而言，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得與香港和台灣保持同步時間。一個廣東人說：「這樣做（與香港、台灣保持同步時間）除了可以方便約會以外，還有別的用意，如果我想看看香港的電視節目，我就必須有香港準確的地方時間。」

  現在，中國的南方城市以各種方式保持著自己的地方時間。沿海城市擁有大陸最熟練的工人，最具頭腦的商業人員。南方不僅僅是中國經濟的源泉，同時也是中國面向世界的窗口，中國正在挖掘它的潛力。不僅如此，南方城市也在慢慢變成中國大地上與眾不同的「特區」。

  意識形態已經讓位於經濟滯脹和自然災害的挑戰。今年7月的暴風雨使得整個長江流域受災，導致了至少850人死亡，造成了3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洪水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要求國外提供救災物資。同時，政府還被美國國會可能結束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所困擾。

  這對中國南方將是沉重的打擊。儘管社會主義的口號和勒緊褲腰帶的說法目前風行全國，但是兩個沿海省份一直保持著繁榮發展的狀態。一位來自台灣的商人羅納德·潘說：「在福建和廣東，你會看到另外一個中國。」十幾年前，當香港建築業大亨喬登吳提出要在珠江三角洲的兩岸建起一條收費高速公路時，許多人認為他是瘋掉了，這條高速公路將橫穿廣東省。以前這個省的年人均收入僅為100美元，但在今天，廣東省的情況已大不一樣了。去年，廣東的出口量為10.5億元。珠江三角洲有20萬個新廠，30萬員工。吳說：「我做建築20年，從沒見過這麼多的工廠。」

  南方取得的成就是許多人努力的結果，最主要得益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改革開放初期，北京政府試圖在國內建立深圳這樣的經濟特區，以此來發展經濟。但南方城市很快就融入了西方經濟的大潮，一條簡單的人為界線是無法把它們同資本主義完全隔離開來的。

  廣東人和福建人一直都有中國最富冒險精神的商家。在19世紀，中國移民就是從這些沿海城市出發到達南洋的，其中有馬來西亞的礦場，新加坡的船廠和加利佛尼亞及澳大利亞的金礦。南方現在與資本主義國家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繫。香港大學亞洲問題研究中心的所長愛得華·陳說：「中國南方的廣東、福建、香港和台灣事實上已經變成了一個經濟增長點。」

  

  而北京以其目前狀況看，只能算是經濟增長區的邊緣地帶而已。廣東和福建共有8800萬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的8%，而這兩個省份去年的經濟總產值卻是全國經濟總產值的1/4。更為重要的是，它們占據了全國出口量的一大部分，而外貿出口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穩定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讓北京政府頗感到棘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南方省份經濟發展非常快，生活條件也比其他省份要好得多。香港電器聯盟的董事長說：「在上海的和平飯店裡，樂隊仍在演奏著西方早已過時的老歌，而在深圳，人們已經開始模仿著偶像的樣子在跳搖滾了。我覺得現在的深圳和香港沒有什麼不同。」而北方人卻往往把這種生活方式看作是拜金主義。一位來自北京的官員說：「廣東在整日忙碌著，除了談生意還是談生意。也許你賺到了100萬元，但除了錢，你還有什麼呢？」他知道廣東人一定會反駁他說：「你總是在談政治，可是你又得到了什麼呢？你還是很窮。現在我們手裡拿著大哥大，而你呢，還在為裝上一部電話而等待著。」

  大陸不僅在地理上與香港和台灣息息相關，而且英國統治之下的香港有97%以上是廣東人，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有2000萬人祖上是福建人。這些語言和文化上的聯繫，對南方經濟的騰飛起了重要作用。

  在1987年，台北放寬了它的不接觸政策，允許台灣人與大陸進行有限制的非直接接觸。於是，生意隨著旅遊一起湧進了福建，這是個必然的結果。廈門是福建新興的一個港口城市，廈門的一個化妝品公司的台灣主管說：「許多台灣投資商選擇廈門，而不選擇深圳，是因為廈門人與台灣人講的是一種方言，至少我們知道何時何地我們說錯了話。」

  來自增長和發展的壓力促使港台與大陸的南方有著越來越多的貿易往來。在港台，勞動力缺乏；房地產高價，生意風險巨大，這些都是促使它們轉移陣地，到大陸來開廠。現在，在廣東除了引進外資建成的7000個工廠外，還有1萬個工廠為香港、台灣的公司進行零部件加工或是組裝工作。

  為了平衡南方經濟的騰飛，北京政府計劃在上海東部建一個浦東開發區。政府的投資必定是有限的，而南方的市場政策一定會對外商產生更大的吸引力，這必將使南方的經濟更加繁榮。建築業大亨喬登吳的設計反映出這樣的想法，他想在南方和內地之間修一條高速公路，如果政府阻止內地和沿海城市的聯繫，那麼，中國經濟想要達到南方一樣的騰飛還要等上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