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實用主義

  事實上，中國人現在開始小心謹慎地接受一些與毛澤東思想相違背的學說，而這在幾年以前可能還會因此被投進監獄或處以死刑。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已經消除了對外國事物根深蒂固的懷疑。《光明日報》曾刊載說：「驕傲蠻橫，不加鑑別地排斥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是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我們主張學習所有國家的長處。」

  現在正採取的另外一項舉動，是為那些曾被打為「資產階級」的人平反。廣東電台宣布，在「文革期間」廣州第7橡膠廠的「6名前資產階級工廠主」已經被重新聘用或分配了管理和生產工作。這是鄧務實作風很明顯的體現：新中國靠的是一個人的技術和知識，而不是它的政治純潔性。

  對中國人講重視效率和能力，有時就像同美國人講反對大國干涉一樣不被認可。甘肅省電台在11月解釋說：「廠、處、省、部各級的檢查團太多了。」對於依據一個廠里紅旗數目多少來評判其是否辦得好這一做法，該電台提出了反對，另外還提到：「會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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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正號召人們正確讀書，《人民日報》刊載：「文革」期間及受其影響，讀者只關心政治報導，而不關心經濟報導。結果出現對報導工作很重視，但不懂金融管理。

  要實現「四化」，必須抓好最主要的問題。其中農業現代化也許是最重要的，但也是難度最大的。北京的領導人們已經確定了兩個目標：到1985年，實現小麥水稻和其他穀物4億噸的產量，在1980年以前實現真正的農業機械化。這兩個目標似乎都太高了。雖然中國的土地精耕細作，並且中國農民以其創新和勤勞而聞名，但其單產量還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北京已經向一些外國農業專家進行了諮詢。其中包括美國農業部長鮑伯·伯格蘭，向他就新型種子品種、殺蟲劑的使用和專業人員交流進行了探討。中國在機械化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步，但仍需要100多萬輛拖拉機、32萬輛卡車，至少300萬台聯合收割機、新型排水灌溉機器，以及負責機器維修保養的70萬名技術人員。由於農業設備通常是用盈餘的資金來購買，所以這些設備將很難取得。而中國一般必須使用這些資金來從國外進口穀物。結果便出現：中國仍是一個糧食淨進口國，很可能還要對食用油及其他物資實行配給制。

  要使設備如此落後的國家實現工業化，問題也是非常多的。中國在1977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有3730億美元，而美國同期產值達1.889萬億美元。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少得可憐，只有378美元。哈爾濱的一個發電機工廠仍然在使用二三十年前捷克斯洛維尼亞、東德和蘇聯製造的車床、沖床和鍛軋機。日本每名工人一年可以生產94輛汽車，而中國的這一數字為1輛。重工業使用的基本建造物資鋼材在中國被認為是一種稀有金屬。中國的生產目標是，到1985年產煤6000萬噸，而去年只完成了一半指標。鄧對該問題非常清楚，他稱之為落後。「如果你長得醜，」他說道，「裝成非常俊沒有用的，是瞞不住的，所以你最好承認。」

  「文革」的動盪中，受打擊最大的領域之一是科技領域，最優秀的人才被送到鄉下學習平均主義和餵豬。直到不久前，知識分子還被稱為「臭老九」（前八類同樣需要消除的人：叛徒、間諜、走資派、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

  其結果是至今許多領域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數量還少得可憐。以前許多科學家無法進行自己領域內的研究，現在一批研究院和研究所正在建設當中，並計劃把他們吸收回來。據一則報導介紹，迄今為止，僅在四川省就有12000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從不相關的行業調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

  儘管毛的知識分子政策帶來了一些破壞，不過中國人有可能在該領域比「四化」建設的其他領域更有信心取得進步。中國的初期目標是在5年內建設一個基礎科學研究的體系，然後建設一套現代化實驗室，以推進中國人稱之為五朵金花的研究（中國人在政治用詞方面非常迷戀使用數字）：原子科學、半導體、計算機技術、雷射和自動化。3月份方毅副總理所做的報告中，提出了一份關於中國發射太空實驗室和探測器的8年時間表。

  鄧似乎已經認識到了中國人知識文化的落後狀態。現在一個擁有10億人口的國家只有63萬名大學生。作為平均主義的一部分，全國性的高考因「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被取消了。現在高考不僅恢復了，而且變得更為嚴格和統一。已經設立了許多一流的學校，配備了優秀的老師和設施。在教師隊伍里，恢復了職稱和職務，提高了工資，還建立了獎金制度。不過中國的文化基礎建設還是非常薄弱。

  第四項現代化是軍事方面，同樣也很難實現。雖然它們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常備軍（約350萬），中國的軍事裝備仍非常原始，至少落後於超級大國20年。中國最先進的轟炸機是1954年的早已過時的TU-16飛機。人民解放軍沒有反坦克飛彈，沒有武裝直升機，也沒有現代作戰坦克。它們的核彈頭安裝在射程還不到4000英里的中程飛彈上。雖然中國海軍排世界第三位（就人數而言，而不是就艦船數量而言）同樣也是落後於時代的，它的兩艘核潛艇都不攜載飛彈。

  正像莫斯科的主要擔心是北京這些目標的實質是什麼一樣，中國的主要軍事憂慮還是來自於蘇聯。北京最近通過外交努力，使中國在今後幾年裡成為莫斯科更為強大、更為靈活的對手。中國同時和西歐——甚至是東歐——以及日本發展關係，在其兩翼發展了對付蘇聯敵人的保護力量。

  這種正在形成當中的格局惹怒了莫斯科。蘇聯除其他事情以外，對於西方同意向仍聲稱「戰爭不可避免」的中國銷售武器表示驚訝。對於中美關係正常化，蘇聯還算接受，但這一新建立的友好關係決不能形成一個不言自明的反蘇聯盟。一位研究美國政策的蘇聯專家喬治伊·阿伯托夫警告說：「你們不能通過尋求緩和妄圖使中國成為像北約一樣的軍事聯盟。」一位西方外交家也發出警告：「我不知道到2000年時一個經濟發達、軍事強大的中國是否是完全符合美國利益的福音。核力量強大得足以威脅蘇聯的中國能不對我們構成任何威脅嗎？」

  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使得美國與中國交往一個世紀的非同尋常的歷史實現了一個輪迴。這一輪迴有熱情的迷戀，也有無情的掠奪，有一段充滿可憐的熱情，也有非常大的不理解。這一輪迴開始於1872年在美國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德學院接受教育的第一批留學生。正如艾奇遜主任所寫，美國幾乎沒有哪一個鄉鎮沒有為中國使命捐助資金和衣物……這也就培養了我們對中國既愛又恨的複雜情緒中愛的那一部分，使得對後期的中國政策傾注了許多感情。

  如果說美國方面有屈尊的慈善行為，那麼也有受文化吸引方面的因素——雙方都有。實際上，從中國社會那裡，美國人似乎發現了對革命的希望，這本來是從它們自己那兒移植來而自己已忘卻了；而許多中國人則發現了美國社會的流動和開放所帶來的毋庸置疑的歡悅，這與中國的自我反省和階層社會是相對的。

  現在關於中國，最吸引人的是這個社會面臨著無限的可能性。沒有人——甚至連所有中國人自己——都不知道這一宏偉的試驗會怎樣結束。政府似乎非常專注於現代化的任務，不願對外界、也不願對它們自己製造太多不和諧的聲音，以免危及了這一任務。中國問題專家一致認為實際掌權的是鄧小平。以他現在掌握的權力，完全可以對他的激進派敵人進行報復，但他仍然非常克制。

  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歷來預計中國不會再出現毛晚年那樣的思想意識鬥爭，而是出現一種務實的現代化形式。巴尼特說：「極端強調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目標，使這個民族付出了這麼大代價，其他任何民族都不會這樣做的。」不過，如果北京的領導人向中國人民過高地宣傳了他們的現代化計劃，假如今後幾年裡沒有明顯的改觀，會使他們感到非常失望和痛苦。

  談到這一任務的宏大規模，政治局不可迴避地面臨著怎樣分配有限資源的艱難決策，中國問題專家肯尼斯·利伯塞爾認為：如果中國到1981年必須進口1000萬噸糧食來養活這個國家，那麼中國就幾乎沒有可能以它們預計的速度來實施它們的工業化計劃。利伯塞爾認為：「雖然當前的政治局委員們都急切地希望快速實現現代化，但與華國鋒及其支持者相比，鄧更願意以更大的代價——甚至是中國革命的核心準則——來改變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