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的解放

  長期以來使中國與外界完全隔絕的高牆傾塌得如此之快，使人們遺憾地預測，中國將成為外國「傻瓜」相機、麥當勞等商品充斥泛濫的地方（事實上就在中國推廣這一快餐的技巧方面，中國人已經向麥當勞的經理們進行了諮詢）。許多跨國酒店計劃3年內在北京、廣州、上海和其他一些主要城市修建連鎖店，全部是配有游泳池和桑拿室的1000間客房的賓館。海厄特國際公司已建議修建總接待能力達1萬間客房的多家酒店。泛美公司和其他幾家航空公司也參加了在中國降落的競標活動，這將大幅促進其旅遊貿易。

  許多中國人正在參加各種各樣的外語速成班。在首都，北京電台的英語課程錄音帶已經售出了100多萬盤。有1萬多名中國學生將被送往海外進行學習，這些學生返國之後，將對中國文化產生深遠而持久的影響。文化方面的對外交流也十分驚人：世界上最著名的女子時裝設計大師皮爾·卡丹訪問了中國，並獲准於3月份在中國上演兩場時裝展示會。在鄧出訪日本時，他的夫人以及其他4位同行官員的妻子竟然身穿精心剪裁的絲綢衣褲，這與多年來中國婦女清一色中山服的革命裝束相比，優雅多了。

  中國的舞台和銀幕也在發生迅速的變化。北京電影學院在停辦了12年以後，今年又重新開設。中國的第一部X級電影——一部關於妓女的日本電影《望鄉》——近日向觀眾上映，它甚至還受到《光明日報》評論，說：這部電影「大大啟發和教育了中國觀眾」。報界也開始評論：年輕人必須從「文化大革命」的束縛當中解脫出來。「他們對人類創造的巨大精神財富感到非常新奇。」「他們從未聽說像畢卡索、米開朗基羅、雨果、莫扎特等這樣的名字。過去，年輕人的思想被鎖在封閉的小號里，而現在監獄已經被打破了。」

  這樣的民主可能會帶來什麼？下面的事件簡要地給出了令人吃驚的答案：11月底北京的「民主牆」出現了一些大字報……歌頌鄧小平並誇讚台灣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北京的市民在同外國新聞人士非常坦誠的交談當中，詢問了關於非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一些問題。尤其對美國的政治制度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最後，在民主牆上還出現了一張「致吉米·卡特」的大字報：「我們想請您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但自由化的程度是有精心定義的界限的。「民主牆」現象雖然是群眾自發的形式，但也有官方有意安排的一些特徵。

  中國開始對外國的觀點表示敏感，其標誌之一是北京的《人民日報》刊登了5篇關於人權狀況的評論文章，迫切要求採用新的民法和刑法，以保護這些權利。「在一些地方，」該報紙上寫道，「公民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配給物資被扣減，個人財產被拿走，農村市場被關閉，合法的經濟活動沒有保證。這些事情仍然在發生。」

  中國突然變得外向型如此令人高興是因為，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對外界的看法一直含糊晦澀，令人不解。中國曆朝歷代都把世界定義為「天下」，而他們自己是天朝子民。「多少年來，」魯迅這樣寫道，「中國人看待洋人的方式只有兩種：或高看一等，當作優越物種，或低瞧一眼當作野生動物。他們從來不能把洋人當作朋友，當作就像他們自己一樣的人來看待。」中國人歷來內向，除非衰弱到沒有辦法時，才容忍外國人的存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半個多世紀裡受人凌辱，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又被日本侵略，而50年代發生了與蘇聯的短暫「戀情」又很快破裂，因此中國人很可能已經得出結論：自己的偏見得到了充分的驗證。

  儘管如此，過去中國對現代化還是充滿了渴望。1898年清王朝快要結束時，光緒皇帝及其子民曾想要效仿日本天皇在19世紀後半葉進行的對封建主義的維新。在孫中山的中華民國早期，依靠外國的幫助來改進中國社會的努力也以失敗告終，最終使中國走向了社會主義制度。正像歷史學家C.P.費斯傑拉德所寫：中國「對西方錯誤的神靈們失去了幻想，他們沒有停歇，馬上去尋找其他的解決途徑」。

  鄧小平的現代化思想源於周恩來在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這也是這位總理在醫院外面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周提出通過「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使中國用20年或更長的時間由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轉變成為一個初步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四化」一部分，到1980年提高中國的農業生產的水平。普遍認為這一報告（以及「四化」的口號）已成為了鄧現在的工作。

  西方人士很難理解，偌大的一個國家能如此快地實現思想意識的轉變。這就好比想像一艘航空母艦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調頭一樣不可思議。當然多年以來，中國人常常被要求不斷急劇快速地改變效忠對象。朋友變成了敵人；在文字刺客充斥著謾罵的大字報中，革命英雄正在「變質」；意見不同的人被稱為「蛀蟲」、「害人精」或「惡狠狠的封建惡魔」。這也使中國人變得極度疑惑、複雜，並且反應敏捷。

  本書首發𝑏𝑎𝑛𝑥𝑖𝑎𝑏𝑎.𝑐𝑜𝑚,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在向現代化轉變的過程中，鄧及其支持者們正在嘗試著完成一項非常的任務：抹去毛澤東時代的神聖光環，但並不完全抹殺其名譽。他們首先肯定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但一度被歪曲和濫用；關於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則以他年老體衰、不夠清醒為託詞而予以原諒。

  鄧說：「有些人天天除了毛澤東思想以外什麼也不講，卻沒能抓住其最基本原理：實踐、科學的方法和理論聯繫實踐。」

  現在就摒棄毛澤東思想將會危及整個現代化大業，這一點鄧是很清楚的。他說：「有些言論不利於安定團結，不利於四化建設。」他對來訪的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說：「每位中國人都知道，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在實現『四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善於全面、準確地把握和應用毛澤東思想。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應當更活潑、更輕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