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的挑戰

  自去年至今的幾個月以來，周恩來日理萬機地工作，使他的健康出現問題。他變得面容憔悴，臉色蒼白。5月，他住進了北京醫院，謠傳說他患了心臟病。除了偶爾接受外賓的簡短拜訪之外，幾乎沒有他的任何消息；只有兩次，他冒險離開醫院，短暫地出席了類似戲劇表演的國宴。西方分析家猜測，他是否同時在運動中受到了衝擊。

  但他出人意料地主持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0年來召開的首次會議。在召開會議的兩周前，人大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會議，批准了中共中央全會做出的一系列決定。當上周外國分析家拿到講話、文件和名單後，會議的意義才逐漸清晰。儘管人大只是共產黨政策的表決機構，但它的決定反映出中國各派領導人已就國家的前途和目標達成了近10年中比任何時候都更加一致的意見。人大會議批准了上述文件和人事安排。

  76歲的周恩來再次當選總理的原因絕不是那麼簡單，自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他一直是中國的總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出任總理防止了突然和不可預見的倒退，周恩來已經把中國引向溫和而穩定的發展軌道。中國將擺脫極端主義而走向正常化；擺脫「文化大革命」的激進派（他們1966年至1969年走紅），使用黨內老資格的保守派（其成員在那個時候被粗暴地剝奪了權力）。

  正如周恩來最近所說，在保障人民的衣食等基本需求方面取得了勝利。這一成就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和人口大國無法與之相比的。

  

  儘管取得了這些成就，但是發展成為世界強國的前景尚不明朗，今天的中國仍然像周恩來所說的那樣，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雖然經濟統計數據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僅為1050億美元，仍遠低於義大利的同期水平，而義大利的人口僅占中國8億人口的7%。

  儘管人均生活不論以什麼標準計算都處於比較貧窮和艱苦的水平，但中國的進步所帶來的利益，如同它帶來的苦難一樣，分配不平等的情況是最少的。工人平均月工資不足28美元；而公社社員的平均收入只大致相當於工人的一半。在其他方面，如食品、醫藥和住房幾乎不用花錢，並且20年不漲價，令世人感到羨慕和妒忌。然而在「奢侈」商品消費方面，如自行車或收音機則需要幾個月的存款。一個普通的城市工人：生活在青灰色單調的公寓大樓里，住著兩室的房子，每周工作48小時，星期天可以到中國多樹的公園野餐；晚上到工人文化宮去看各種表演打發時間（表演內容主要是革命歌曲和短劇）；學習樂器演奏或打桌球。

  在偏遠地區，占人口80%的中國人仍然生活在那裡，人們的日常生活比起城市要隨意和輕鬆，但更加艱苦。私人生活雖然很珍貴，但並不複雜。在農村，許多中國傳統價值觀仍然被堅持著：儘管重男輕女現象或祭祖現象迅速減少，但還是存在。雖然黨鼓勵進行簡樸的火葬，可是如果家裡要求，農民仍可以以舊式殯葬方式出殯，包括親屬穿孝服。

  顯然，這還不是其主要經濟實力的體現，中國還有更加崇高的目標。周恩來要在20世紀內「實現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他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

  可以肯定，周恩來能在過去近40年中作為領導人堅持下來，的確需要調動其一切的聰明才智，而毛澤東是一位經常異想天開又無可爭辯的英明指揮員。毛澤東不止一次地通過突然改變政策和表面上看起來費解的行動，讓中國問題專家大跌眼鏡，感到迷惑。現在他再次令專家們感到不可理解。毛澤東為什麼沒有出席中央全會，也沒有出席人大會議？「我讀了聯合公報先是一怔，後來才恍然大悟，毛澤東的缺席格外引人注目。」一位美國政府的高級評論員說：「我們太習慣於毛澤東占主導地位了，於是他突然消失了。」

  周恩來在人大會議上講了幾段不得不講的話，其意思是美蘇爭霸「必然會導致世界大戰」。他同時強調了中國同第三世界的密切關係，認為蘇聯人「背叛了馬列主義，從事顛覆活動，甚至挑起邊界軍事衝突」。然而，他向人大代表證實，與美國關係「已經取得某種程度的進展」。幾天前，在周返回醫院後，他向來訪的日本眾院議長保利茂建議，日本應該繼續與美國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同時避免同莫斯科親近。

  同樣，對於國內事務，周也一直小心謹慎，在制訂計劃時考慮毛澤東的立場。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公布的新憲法保留了毛主席有關教導的精神，如「繼續革命」的理論。與1954年版本有106條冗長的憲法相比，新憲法只有30條，更加簡短。它確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的大字報是「繼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新的形式。它還回顧了美國人權法案，並保證「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遊行和示威自由以及罷工自由」。確切地說，其最後一章就是意味著保障中國公民的權利。新憲法還允許公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更加肯定個性，同時公民也有「不信仰宗教和宣傳無神論的自由」。

  周恩來新組建的國務院將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經濟問題。儘管擁有豐富資源和具有高度紀律覺悟的人口優勢，但1974年對於中國來說仍然是失望的一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曾習慣於以長篇大論羅列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而今年只用了簡單的一句話來描述：「全部工業和農業產量產值比1973年同期有了一個新的增長。」台灣情報部門公布的，經美國分析家證明是真實可信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秘密文件承認，主要工業領域的生產出現下降。其中煤炭生產比預期目標大幅減少835萬噸。文件稱，其他生產的減少已經「拖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後腿」。

  產生這一問題的部分原因是去年達到頂峰的「批林批孔運動」，大量的群眾集會使工人無法從事生產。

  另一個問題是世界範圍的通貨膨脹。中國並沒有像大多數工業國家那樣受到嚴重的衝擊，正如周恩來所說的「物價穩定」。兩年前，北京開始從日本和西歐整個購買工廠，主要用於生產急需的化肥。由於購買熱潮持續到1973年，使中國最終出現了合理的貿易赤字8000萬美元。中國因為用掉了長期的積累，而不得不使用信用貸款，北京迫不得已接受了「分期付款」的結算方式。目前外貿赤字已大幅上升，1974年達到約7億5000萬美元；這迫使中國人推遲接收從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和美國購買的物資。

  中國開始大量從國外購買糧食，因為進口糧食對沿海地區來說，比從偏遠的內地運來更加經濟，但是國內糧食能夠自給自足。中國每年新增人口1600萬，至少要消耗掉糧食生產平均每年增加部分（4%）的一半，這正好與人口增長同步。這很不錯，但也絕不是好事，因為北京需要用剩餘的農產品與外國進行交換（通過出口），它需要換取資金建立更為宏大的工業基地。

  在對國家財政預算分配做出關鍵性的決定時，北京似乎以犧牲重工業和武器發展作為代價，優先考慮農業和輕工業。降低軍事裝備的重要性是中美緊張關係緩和帶來的一個間接的好處；發展與華盛頓的關係使中國人感到蘇聯人更不會向他們發動進攻了。

  1973年，中國取得了一個重要的令人興奮的經濟飛躍：從一個石油進口國一舉成為石油出口國。中國不是遠東的沙烏地阿拉伯，但它已探明的石油蘊藏量約為200億桶（沙特為1320億桶；美國為350億桶）。北京期待石油出口能夠真正成為中國換取外匯的主要手段。同其他的石油出口國一樣，中國將能夠獲得政治利益。1974年，北京向日本出口約3050萬桶原油（比1973年增加了43%），獲利4億4200萬美元。中國向日本出口石油不僅僅是為了賺取外匯，而是想勸阻日本放棄開發西伯利亞油氣田計劃。

  經濟方面的成功依靠政治穩定。周總理將不得不尋找一個辦法去滿足工人不斷增長的需求，但又不能過於刺激擔心思想純潔性受到損害的左派。他的才智正好與毛澤東相輔相成，毛的天才表現在解決博大精深的理論問題；而周則在治理國家方面勝人一籌。這種架構首次成型於1934年的長征時期，當時周雖然在黨內的排名中理論上要高於毛，但他在一次關於軍事戰略的紛爭中聽從了毛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