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的挑戰
2024-10-04 12:16:51
作者: 師永剛
自去年至今的幾個月以來,周恩來日理萬機地工作,使他的健康出現問題。他變得面容憔悴,臉色蒼白。5月,他住進了北京醫院,謠傳說他患了心臟病。除了偶爾接受外賓的簡短拜訪之外,幾乎沒有他的任何消息;只有兩次,他冒險離開醫院,短暫地出席了類似戲劇表演的國宴。西方分析家猜測,他是否同時在運動中受到了衝擊。
但他出人意料地主持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0年來召開的首次會議。在召開會議的兩周前,人大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會議,批准了中共中央全會做出的一系列決定。當上周外國分析家拿到講話、文件和名單後,會議的意義才逐漸清晰。儘管人大只是共產黨政策的表決機構,但它的決定反映出中國各派領導人已就國家的前途和目標達成了近10年中比任何時候都更加一致的意見。人大會議批准了上述文件和人事安排。
76歲的周恩來再次當選總理的原因絕不是那麼簡單,自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他一直是中國的總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出任總理防止了突然和不可預見的倒退,周恩來已經把中國引向溫和而穩定的發展軌道。中國將擺脫極端主義而走向正常化;擺脫「文化大革命」的激進派(他們1966年至1969年走紅),使用黨內老資格的保守派(其成員在那個時候被粗暴地剝奪了權力)。
正如周恩來最近所說,在保障人民的衣食等基本需求方面取得了勝利。這一成就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和人口大國無法與之相比的。
儘管取得了這些成就,但是發展成為世界強國的前景尚不明朗,今天的中國仍然像周恩來所說的那樣,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雖然經濟統計數據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僅為1050億美元,仍遠低於義大利的同期水平,而義大利的人口僅占中國8億人口的7%。
儘管人均生活不論以什麼標準計算都處於比較貧窮和艱苦的水平,但中國的進步所帶來的利益,如同它帶來的苦難一樣,分配不平等的情況是最少的。工人平均月工資不足28美元;而公社社員的平均收入只大致相當於工人的一半。在其他方面,如食品、醫藥和住房幾乎不用花錢,並且20年不漲價,令世人感到羨慕和妒忌。然而在「奢侈」商品消費方面,如自行車或收音機則需要幾個月的存款。一個普通的城市工人:生活在青灰色單調的公寓大樓里,住著兩室的房子,每周工作48小時,星期天可以到中國多樹的公園野餐;晚上到工人文化宮去看各種表演打發時間(表演內容主要是革命歌曲和短劇);學習樂器演奏或打桌球。
在偏遠地區,占人口80%的中國人仍然生活在那裡,人們的日常生活比起城市要隨意和輕鬆,但更加艱苦。私人生活雖然很珍貴,但並不複雜。在農村,許多中國傳統價值觀仍然被堅持著:儘管重男輕女現象或祭祖現象迅速減少,但還是存在。雖然黨鼓勵進行簡樸的火葬,可是如果家裡要求,農民仍可以以舊式殯葬方式出殯,包括親屬穿孝服。
顯然,這還不是其主要經濟實力的體現,中國還有更加崇高的目標。周恩來要在20世紀內「實現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他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
可以肯定,周恩來能在過去近40年中作為領導人堅持下來,的確需要調動其一切的聰明才智,而毛澤東是一位經常異想天開又無可爭辯的英明指揮員。毛澤東不止一次地通過突然改變政策和表面上看起來費解的行動,讓中國問題專家大跌眼鏡,感到迷惑。現在他再次令專家們感到不可理解。毛澤東為什麼沒有出席中央全會,也沒有出席人大會議?「我讀了聯合公報先是一怔,後來才恍然大悟,毛澤東的缺席格外引人注目。」一位美國政府的高級評論員說:「我們太習慣於毛澤東占主導地位了,於是他突然消失了。」
周恩來在人大會議上講了幾段不得不講的話,其意思是美蘇爭霸「必然會導致世界大戰」。他同時強調了中國同第三世界的密切關係,認為蘇聯人「背叛了馬列主義,從事顛覆活動,甚至挑起邊界軍事衝突」。然而,他向人大代表證實,與美國關係「已經取得某種程度的進展」。幾天前,在周返回醫院後,他向來訪的日本眾院議長保利茂建議,日本應該繼續與美國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同時避免同莫斯科親近。
同樣,對於國內事務,周也一直小心謹慎,在制訂計劃時考慮毛澤東的立場。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公布的新憲法保留了毛主席有關教導的精神,如「繼續革命」的理論。與1954年版本有106條冗長的憲法相比,新憲法只有30條,更加簡短。它確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的大字報是「繼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新的形式。它還回顧了美國人權法案,並保證「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遊行和示威自由以及罷工自由」。確切地說,其最後一章就是意味著保障中國公民的權利。新憲法還允許公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更加肯定個性,同時公民也有「不信仰宗教和宣傳無神論的自由」。
周恩來新組建的國務院將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經濟問題。儘管擁有豐富資源和具有高度紀律覺悟的人口優勢,但1974年對於中國來說仍然是失望的一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曾習慣於以長篇大論羅列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而今年只用了簡單的一句話來描述:「全部工業和農業產量產值比1973年同期有了一個新的增長。」台灣情報部門公布的,經美國分析家證明是真實可信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秘密文件承認,主要工業領域的生產出現下降。其中煤炭生產比預期目標大幅減少835萬噸。文件稱,其他生產的減少已經「拖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後腿」。
產生這一問題的部分原因是去年達到頂峰的「批林批孔運動」,大量的群眾集會使工人無法從事生產。
另一個問題是世界範圍的通貨膨脹。中國並沒有像大多數工業國家那樣受到嚴重的衝擊,正如周恩來所說的「物價穩定」。兩年前,北京開始從日本和西歐整個購買工廠,主要用於生產急需的化肥。由於購買熱潮持續到1973年,使中國最終出現了合理的貿易赤字8000萬美元。中國因為用掉了長期的積累,而不得不使用信用貸款,北京迫不得已接受了「分期付款」的結算方式。目前外貿赤字已大幅上升,1974年達到約7億5000萬美元;這迫使中國人推遲接收從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和美國購買的物資。
中國開始大量從國外購買糧食,因為進口糧食對沿海地區來說,比從偏遠的內地運來更加經濟,但是國內糧食能夠自給自足。中國每年新增人口1600萬,至少要消耗掉糧食生產平均每年增加部分(4%)的一半,這正好與人口增長同步。這很不錯,但也絕不是好事,因為北京需要用剩餘的農產品與外國進行交換(通過出口),它需要換取資金建立更為宏大的工業基地。
在對國家財政預算分配做出關鍵性的決定時,北京似乎以犧牲重工業和武器發展作為代價,優先考慮農業和輕工業。降低軍事裝備的重要性是中美緊張關係緩和帶來的一個間接的好處;發展與華盛頓的關係使中國人感到蘇聯人更不會向他們發動進攻了。
1973年,中國取得了一個重要的令人興奮的經濟飛躍:從一個石油進口國一舉成為石油出口國。中國不是遠東的沙烏地阿拉伯,但它已探明的石油蘊藏量約為200億桶(沙特為1320億桶;美國為350億桶)。北京期待石油出口能夠真正成為中國換取外匯的主要手段。同其他的石油出口國一樣,中國將能夠獲得政治利益。1974年,北京向日本出口約3050萬桶原油(比1973年增加了43%),獲利4億4200萬美元。中國向日本出口石油不僅僅是為了賺取外匯,而是想勸阻日本放棄開發西伯利亞油氣田計劃。
經濟方面的成功依靠政治穩定。周總理將不得不尋找一個辦法去滿足工人不斷增長的需求,但又不能過於刺激擔心思想純潔性受到損害的左派。他的才智正好與毛澤東相輔相成,毛的天才表現在解決博大精深的理論問題;而周則在治理國家方面勝人一籌。這種架構首次成型於1934年的長征時期,當時周雖然在黨內的排名中理論上要高於毛,但他在一次關於軍事戰略的紛爭中聽從了毛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