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記者的中國調查

  尼克森總統訪華使人們大開了眼界，對中國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認識。尼克森總統回國後，少數美國記者得到機會，對中國的一些鮮為人知的情況進行重新思考、深入調查，這同時也是全新的調查。《時代》周刊記者傑羅爾德·謝克特就是尼克森訪華結束後獲准繼續留在中國採訪的兩名美國記者之一，他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大地上又逗留了12天。

  南京附近的一個人民公社有一家農具店，那裡的人們自己煉鋼來生產拖拉機耙齒。儘管南京鋼鐵廠離公社不到5英里遠，公社還是堅持自己煉鋼，以作為自力更生的表現。

  這看起來似乎是很荒唐的重複建設，但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並不在意如何經濟合理地利用資源，他們所注重的是發展工業、自給自足。這種自己動手的成效一般來說比較顯著。例如，在上海造船廠，人們在設計只能容納3000噸左右的貨輪的船位上建造萬噸級貨輪。他們利用自動焊接機先預製一部分部件，然後再用國產的起重機將預製部件移動安裝到位。通過這種方法，該造船廠將建造一艘船的時間由一年縮短到了7個月。

  還有一個例子也能表現出中國人的工業創造性。上海鐘錶廠成立於1955年，成立之初只有55名工人。他們製造出的第一塊試驗表每天誤差一分半鐘。而現在上海鐘錶廠有3600名員工，每年能生產240萬塊鐘錶。工人們告訴我，這些鐘錶每天的誤差不超過30秒。廠里的部分工具機是從瑞士進口的，但是大多數精密的鐘表製造工具現在都已經國產化了。

  另一個例子更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上海汽車製造廠能夠生產2噸型卡車和上海牌轎車，但是工廠沒有裝配線，由成群的工人手工搬運汽車部件進行裝配，然後再由起重機將汽車吊運到工廠的另一處再進行另一部分的組裝。去年上海汽車製造廠生產了2900台卡車和（僅僅）500輛轎車，完成了第一機械工業部制定的指標。該廠生產的轎車外觀質量較好，看得出是經過精心裝配的。但按照美國的標準來看，該廠轎車的款式比較陳舊，因為其最近一次改換車型是在1964年。現在該廠正在建造一款更大、更寬的上海牌轎車，不過這款轎車的裝配仍然無法實現自動傳送，中國人還沒有掌握此類機械技術。

  中國汽車工業技術比較落後的一個原因是蘇聯1960年撤回了幫助建造該汽車製造廠的專家。該廠革委會委員梁文產（音）說：「蘇聯人給我們幫了倒忙。他們說我們這兒只能造出玩具汽車，他們回國時把圖紙和計劃都帶了回去。」

  在我所採訪的大多數工廠，工人的平均月工資只有60元（27.27美元），而且至少在7年內都沒有漲過工資。「工人不在乎自己拿多少工資，」梁文產告訴我，「他們希望能夠減少城鄉間的收入差距。如果一個工廠的工人拿的錢比另一個工廠的工人多，那他們就不是真正地為人民服務。」雖然工人們缺少經濟刺激，但他們表現得很滿足。工廠總體比較整潔，工人的勞動緊張有度。每天的8小時工作時間內還安排有休息、就餐和鍛鍊的時間。在上海一家工具機廠，我還看到一名女護士一邊沿著工具機分發維生素片，一邊詢問工人們身體上有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我走到每一處，都要了解人們對於進口外國技術和先進設備的態度。我得到的回答幾乎總是千篇一律地引用毛主席關於自力更生的話，然後再半驕傲、半抱歉地解釋說：「是的，我們有很多缺點。我們必須向先進的國家學習——但首先我們必須考慮到中國的國情。」

  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被毛澤東稱作是維持革命勢頭的一種休克療法。這種對精神造成極大傷害的自我批評方式在中國的知識分子身上作用最明顯。在南京，我曾經同3位作家交談過——兩位小說家、一位詩人。在過去的5年中，他們除了在地方報紙上發表一些對革命戲劇的評論之外，沒有發表過任何作品。他們還在努力地「學習」，以便實現毛澤東說過的「一切文學和藝術都是為人民服務的」。鄧鋒昌（音），42歲，曾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版過3部小說和2本短篇小說集。他說：「我們要花大量的時間下工廠、下礦井、下農村，去體驗人民的生活。否則，我們有什麼可寫的呢？」

  儘管鄧鋒昌從1967年起就沒有發表過任何作品，但他每月還是照拿110元（55美元）的作家工資。目前他正在學習革命戲劇，希望自己也能夠寫一部。鄧還在改寫其早期的部分作品，包括一部曾銷售了21萬冊的童話集，他準備用無產階級的方式來描繪其主人公。鄧說：「我們的一部分作品需要進行改寫和重新潤色。時代在不斷進步，我們的思想也必須不斷進步。」鄧對列寧、史達林時期的主要蘇聯文學作品，以及契訶夫、普希金、海明威、馬克·吐溫和沃爾特·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都較為熟悉，但對亞歷山大·索忍尼辛和任何美國當代作家卻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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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也堅信毛澤東的話，認為「文學必須服務於無產階級政治」。他比較喜歡契訶夫，因為契訶夫擅長描寫普通人民——「當然他的作品還不能和歌頌工農兵的革命戲劇相比」。鄧相信「文化大革命」使他和他的同事能夠更好地描寫當代的英雄。他說：「希望明年我們的一些新作品能夠出版。」

  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對待性別的態度是令人迷惑的。乍一看，中國人對性別似乎根本沒有興趣：寬鬆的中性服裝掩蓋了身體的線條。在3個星期內我沒有看見過一個女人穿裙子。不過，在北京和上海的百貨商店的化妝品櫃檯上還是有相當多種類的護膚霜。在上海工業展銷會上，我見到了一位使用過所有展銷香水和口紅（粉紅、紫紅、橙色等12種色調）的女導購。她吃吃地笑著說這些展品都是出口的。隨後，展銷會的一名男革委會委員向我解釋說「中國姑娘喜歡自然美」。

  在中國我見過許多非常漂亮、朝氣蓬勃的年輕姑娘，她們中的很多人都在一些非女性化崗位上工作，如在機械車間裡操作車床。同任何地方的漂亮姑娘一樣，她們對周圍人們投來的欽慕目光也總是報以會意地微笑。在上海造船廠，我曾經攔住一位身材高挑、皮膚白淨的姑娘，她當時正扛著兩台沉重的鑽機。我先問了她幾個關於她工作的問題，然後又問到她是否結婚了。她開始試圖迴避這個問題，說：「這是個個人問題。」隨後她又笑著說：「沒有，還沒有結婚。」

  婚前性行為在中國是嚴厲禁止的，情感和愛意的表達也非常受限制。除了上海黃浦江畔的中山路上偶爾能見到幾對夫婦一起逛街之外，人們很難看到小伙子和姑娘在一起。小伙子見姑娘的地點除了學校、單位，就是人民文化宮。我採訪過的所有中國男人都說他們就是在這些地方見到他們的妻子的。當我問他們是否對妻子說過「我愛你」時，他們都笑起來。上海一家報社的編輯告訴我：「沒有這個必要。這些事情我們不用說出口也都明白。」

  在中國，性也還是受到承認的。我所到的任何一處，當地公社、工廠的附屬醫院都有婦產科，它們發放免費的計生藥品，並可提供廉價的流產手術。產房條件比較基本，但似乎也夠用。婦女一般有50天產假，生完孩子後可在醫院休養一星期。但是人們告訴我，她們一般生完孩子第二天就可以起床活動了。蘇杭公社（音）的一名醫生告訴我：「對在地里幹活的女人來說，生孩子不算是什麼難事。」該公社剛剛完成了對其原有130個床位的醫院的擴建工程。

  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為，兒子是傳宗接代的，女兒則是沒用的東西。在上海時，我的翻譯余石特（音）告訴我：「我們已經轉變了對生兒生女的態度。現在國家為我們養老，我們不用再依靠孩子來照顧自己的晚年了。」當問到對兒子將來的職業有什麼希望時，中國人總是會回答說：「幹什麼由國家決定。只要是為國家工作，對我們的孩子都很好。」

  上海《文匯報》的館舍是「二戰」前的西方式建築，整體風格凝重，不過宏偉的大門前的大理石台階已經破舊，內部的走廊也年久失修。但是這也許就是西方記者在這家中國最「紅」的無產階級報社裡所能發現的最熟悉的東西。

  一天，我發現一名編輯在排字室里排字。原來，為了強化「勞動經驗」，所有的編輯和記者每周都必須有一天放下紙筆，到排字室排字、打掃衛生，或是用草繩把《文匯報》的7台國產高速印刷機印出來的紙綑紮起來。每年報社的員工都要被輪流派到工具機廠或農場進行一個月的勞動鍛鍊。報社也定期接待20人到30人一批的農民或工人，為他們舉辦新聞採訪速成班，然後他們再回到原單位，成為各單位的業餘記者，也就是「赤腳記者」。沈國強（音），47歲，報社資深編輯，他說：「我們是到農村接受鍛鍊去了。」

  自從1938年創刊，《文匯報》在很多年內都受到了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喜愛，他們認為《文匯報》是中國最激進、最有爭議，也辦得最好的政治性報紙。該報紙比中國其他任何報刊對蘇聯的態度都更強硬，並通過其對革命戲劇的述評表現了其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

  《文匯報》很便宜，每份的售價只要2美分。「文革」前，其發行量還不到14萬份，現在卻猛增到了80萬份。沈國強是報社工資最高的員工，每月的工資為42美元，他還是革委會主任。革委會負責制定政策，成員包括共產黨的幹部、軍人、農民，以及印刷工、排字工和編輯。負責日常工作的是沈國強和他年輕的副手王春蘭（音）。王春蘭今年32歲，來報社工作之前是一家搪瓷器廠的工人。每晚7點，報社的12名主要編輯都要在會議室討論稿件問題。會議室內懸掛著毛澤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畫像。報紙有4版，頭版主要報導國內事件；其他幾版中，一版是上海地區新聞、一版是馬列主義學習、另一版是國際新聞。所有的國際新聞消息都來自新華社的自動收報機。

  報社編輯們要安排「調查報告」，但不是傑克·安德森所做的那種調查報告，而是關於上海第一商業局如何堅持毛澤東思想學習之類的報告。有時編輯們會一直等著一幅西哈努克親王結束對越南訪問回到上海的照片，而將晨報拖到下午（這種情況並非絕無僅有）才發。

  編輯們是否有義務披露官員們所犯的錯誤呢？「當然有。」從會議桌的另一頭傳來了王春蘭的回答。那麼，《文匯報》如何反映最近北京所發生的鬥爭呢？「對此我們不太清楚，」王春蘭微笑著說，「我們無可奉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