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樓朱顏改否

  在大東北的瀋陽，有位屬牛且和新中國同歲但卻早早白了頭的男人。說他早早白了頭是想說明他的記憶力並不出色。但他記憶力並不出色的腦中至今保留著那棟大上海溫馨的小樓。將近十年的如溶了催化劑似的時光之水漂白了人的黑髮，漂沒漂白小樓的朱顏呢？

  那白了頭的男人是我。1988年春天（也許是夏天，南方的春夏很曖昧，容易混淆）我和鄧剛一人背了一把從湖北襄樊的臥龍崗帶出來的諸葛亮用的那種大羽毛扇子，千里迢迢到了上海。我的背囊上還比鄧剛多插了一把從武當山買的劍。我們兩個東北人背著一路上人人見了都說真大真大啊的羽毛扇，隨著人流湧出黃浦江碼頭。我們只是路過上海，離開鴰漢前只冒懵給上海文藝出版社拍了電報，不知能否有人接一接。一出站口，我們眼前和心中同時豁然一亮：王肇岐已高舉雙手迎在那裡，手中是一張用當年編輯改稿那種紅墨水寫著鄧剛和我的名字的白紙。下子，上海在我們面前光輝燦爛起來，迎面看到的每個上海人都有了親切之感。不然，縱使大上海紅男綠女人潮滾滾我們也會如到了沙漠一般的清冷吧。

  鄧剛我們倆都背個大包，王肇岐只一個人，況且他比我倆年紀都大，我倆便誰也沒用他拿包，而是一齊把羽毛扇啊武當劍啊等等雖不重但怕擠怕碰的東西交給了他。那時全國都沒興起計程車業，上海的公共汽車也如北京瀋陽一樣擠得要命。王肇岐在車上雙手高舉著我倆的大扇和長劍，方覺出拿這輕東西比背重東西沉重多了。鄧剛那說話從來不知嚴肅作何解釋的傢伙，嘻嘻哈哈幽嘴默舌地開人家玩笑的時候，我已深深感到上海文藝出版社有一個很好的作風了。而且經驗告訴我，好作風不可能是一個人弄出來的，肯定有一群好人。

  我和鄧剛被一股溫暖引進了那棟不大但在作家口裡有碑的小樓，我們一下子就有了到家之感。被叫作出版社創作室的小樓在一條小街里，獨門獨院，十分安靜，溫馨。連樓道的樣式、房間的結構和不大的餐廳，以及廚房的大師傅和客房的服務員，都帶有家庭的親情味道。王肇岐給我們安排好餐券，還領我們看了餐廳的位置。每頓飯大師傅都提前問你在不在這兒吃，想吃什麼，米飯、花卷還是麵條，炒菜還是燉菜。雖然上海菜的風味與東北大不相同，但每餐吃得極溫暖。

  記得第一天在餐廳遇見了剛調文藝報工作的潘凱雄。他曾給我寫過一封約稿信，因那信是用複寫紙複寫的，我以為一定複寫了好多份，因此既沒回信也沒寄稿。我跟他說了這想法之後他冤枉地連說只複寫了三份哪！等於在全國只向三位作家約了稿。他非常後悔地說以後再也不複寫約稿信了。若不是出版社那棟溫馨的有凝聚力的小樓，我怎麼會及時解除誤會馬上給潘凱雄寫了稿呢？

  那天在小樓里還見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韋君宜，但她和潘凱雄他們當天就走了。和我們一同就餐的只剩兩個遼寧小老鄉。不知她們是通過誰的介紹住進那棟小樓的，反正她們不是去改稿而是去上海學美容的。那兩天小樓似乎成了遼寧同胞的公館，餐廳的師傅也不用徵求意見了，只管做東北口味的飯菜就是了。兩位學美容的遼寧小老鄉一聽鄧剛是《迷人的海》的作者，立刻被迷住了，主動為鄧老師作美容按摩。當然我也順便沾了光。不知美容和文學有什麼緣分還是那棟小樓有什麼文學魔力，短短几天時間鄧剛就在小樓把兩位學美容的小老鄉輔導成文學愛好者了。

  那棟小樓真是有魅力的，它把別行當的人都引為同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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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小樓的師傅為我們遼寧同胞做的飯菜很可口，王肇岐還是攛掇他們主編出面請鄧剛和我到外面去吃了上海風味的酒宴。說是酒宴，卻不像我們東北那樣名副其實喝酒。主人既不勸酒也不帶頭喝酒，只是飲那甜絲絲的飲料，這是南方文明也是小摟主人的作風。所以主人再怎麼熱情我們也不會受酩酊大醉之苦，光是喝了飲料興興奮奮樂樂呵呵聽鄧剛說笑話。中間，我以為修曉林給鄧剛和我遞餐巾紙呢，接過來卻硬硬的，一看是出版合同。

  他讓我們同他們出版社各簽一份長篇小說出版合同，並且說願意的話就留在他們那棟小樓開始寫。

  合同我們是簽了，卻都是回遼寧寫的。鄧剛的《曲里拐彎》如約交給他們出版了，我的《綠色青春期》卻違約交給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不是我有意毀約，實在因那時我是部隊作家，寫的也是部隊生活，並且還因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編輯那句話：「你又不是住在那棟小樓寫的。」所以他們把我弄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招待所的小樓里寫完的最後一部分。但不管怎麼說，這部長篇小說的動筆是因為在上海那棟小樓里接了以為是餐巾紙的那份合同書的督促。

  如今，《綠色青春期》已出版八年再版三次了，我也由不惑而漸近知天命之年，白髮了，忽然得知上海文藝出版社也是由不惑而漸近知天命的年齡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啊，我不禁想起，那棟待我如家促我上馬寫長篇的溫馨小樓，您朱顏改否？魏心宏、王肇歧、修曉林舉著諸葛亮那種羽毛大扇送我和鄧剛上船的情景可是歷歷在目呢！

  1997年2月25日晚草於瀋陽

  （原載上海文藝出版社《小樓紀事》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