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八一」期

  我入文講所（中央文學講習所）是1984年初。當時我特別羨慕先期入學那些作家，他們一說起自己的學歷，自豪的口氣多少給我們帶來些壓抑感。「我是六期的，文革後第一期和蔣子龍、王安憶同一期！」「我是二期的，所長是丁玲，茹志娟、鄧友梅我們同期！」而我們，已是第八期的了，所長和同學們在文學史上都不如先前那些人記得重。那時有一部人人熟知的阿爾巴尼亞電影叫《第八個是銅像》，有人特別羨慕先期的作家們時就好自嘲說第八個是銅像！好像前邊那些期的都是金的銀的，而我們是銅的一般。也有不憤勁的則說，威虎山是八大金剛，第九個才是臭老九！我們第八期那些同學大多是不憤勁兒想當金剛不願做銅像的主兒，人學不到一年就上躥高教部，下跳好幾個大學，又聯名請願中國作協，生生把文學講習所改名為魯迅文學院了，連學制也由原來的不到一年而改為兩年半。大家圖的是名正言順，怎麼我們作家協會就不能正式辦大學呢？蘇聯有大名鼎鼎的高爾基文學院，我們堂堂十億人口的中國怎麼就不能有個魯迅文學院呢？八期的學委會主任是鄧剛，我是副主任，還有黨支部的朱蘇進和呂雷，我們幾個不能有違同學的意願和信任，帶領大家折騰了幾個月。當時的所長李清泉和徐剛，還有作協的黨組書記唐達成老師都很支持我們，唐達成把自己的專用車派給我們各處去跑，書記處的鮑昌、張鍥也很支持。第二年我們八期同學和教職員工便全部戴上了魯迅文學院的校徽，老師是紅底白字，我們是白底紅字。師生們都自豪說，我們不是文講所第八期了，我們是魯迅文學院第一期！不願放棄歷史榮譽的則強調說，應該實事求是，我們是「八一期」，承上啟下繼往開來，最具歷史意義的一期。記得當時有位學校領導還找我談過話，希望我脫了軍裝留下當副院長。我當然不是一點也沒動心，但還是對軍裝的感情戰勝了文學院副院長的誘惑，暗中收藏著很看重的那一枚校徽，而從沒好意思戴過一次。而一些同學則胸上戴了魯迅文學院的牌子兜里揣著文學講習所的牌子大搖大擺上街去。偌大的京城也有不知魯迅何許人也者，公共汽車上竟有人指著同學胸前的牌牌問，魯迅女（把手寫體的文字讀成女了）學院是幹什麼的？戴牌者的自豪心情可想而知受了打擊，方才覺得，文講所也好，文學院也好，都是高教部不承認文憑老百姓也不知是幹什麼吃的一個所在啊。於是大家又要求我們學委會和黨支部的幾位別當叛徒，再繼續領導他們為正規文憑而奮鬥一番。我當時已有了遼寧大學的正規文憑，其他文憑於我已無實際意義，但我不能當叛徒，又和大家共同努力了幾個月（最後的努力也有第七期的同學如高洪波等的參與），終於獲得了中國最鼎鼎的名牌——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錄取通知書，學費也如數交齊了，但開學後我卻一天也沒能去讀。我認為，單說培養作家的話，哪地方也不如魯迅文學院！這話走題了，回頭再說我們「八一期」那段難忘的日子吧。

  入學考試和入學報到那天的情景都能讓我牢記半輩子的。東北片的入學考場設在吉林省會長春的東北師範大學一間教室。那是冬天的一個星期日，人考場前我喝了半杯咖啡，我還把這法兒事先告訴了其他同考者，可見我對上文講所的重視。黑龍江的孫少山說我，你應該讓別人喝蒙汗藥才對，大家腦袋都不好使了你才能考上。當時我的幾篇代表作都剛剛發表，還沒來得及產生影響，所以沒誰重視我的話。我差不多是獨自喝了咖啡進考場的。從北京來的文講所老師親自監考，一人一桌，老師又監視得極認真，誰也抄不得的。為了考上，每道考題我都答得極認真，寧肯答得不對，也不肯讓捲紙留一點空兒。記得天黑了又趕上那天停電，每人桌上點了一支紅蠟燭，那情景真夠詩情畫意的了，仿佛登文學聖殿前在進行祈禱和洗禮。那一階段我有考遼大的複習基礎，自覺考得不錯。但後來到北京開會，聽部隊的文友朱蘇進說，考試只是走走形式，主要看作品如何。恰在考後那段時間，我的幾個中短篇小說忽然影響大了起來。朱蘇進安慰我說，放心吧，我保你能考上。我不可能放心，他友好地和我打賭說，你要考不上我請客，你要考上了就你請客，把部隊參考的文友都得請上！我巴不得能請上這次客，就一口說定了。結果是我請了客，朱蘇進打賭很少有輸的時候。我非常高興，我邁進自己心中的文學聖殿「文講所」啦！這所文學聖殿最先給我打下深刻烙印的是，那間獨立於整個院落西南角的平房廁所。那時文講所離現今的亞運村不遠，在元大都土城遺址旁邊的綠化隊林叢里，清一色的磚瓦平房。院裡院外都是樹木，讓我記憶最深的樹是我們東北沒有的柿子樹。廁所門前就是一排柿子樹，秋天時蹲在廁所里就可以看見樹上一盞盞紅燈籠似的熟了的柿子。若是解完手忽然起了饞心順手摘一個吃了也不算什麼，但那時我穿軍裝耳邊總有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約束聲響著，只在心裡吃幾個算了，手並沒有真伸上去。關於廁所外面柿子的印象是後來到了秋天才有的，開初最深的烙印是師生一邊同蹲廁所一邊左右嘮嗑。那個室外的平房廁所七八個蹲位，是沒有隔斷的。記得開初有一次，剛蹲下就進來了楊覺和毛憲文老師。二位老先生若無其事在我左右蹲了就向我聊問部隊的事，我不僅嘴上拘謹，其他更是緊張，根本就無法解下手來。我越是和尊敬的人尤其是和老師在一起越拘謹，記得中學時一位管宿舍的男老師帶我們男生一同洗澡，因見了他的裸體再上課時我都覺得他不如以前值得尊敬了。所以待二位文講所的老師系了褲帶悠然離去，我這個一向雷厲風行的軍人才慌忙用力，唯恐再來了哪怕不是老師的也解不下手來。當然到了後來，哪怕是作協的領導如馮牧先生一同來蹲，我們也能如楊、毛老師那樣若無其事了。當初文講所的條件就是如此簡陋，只有一間作為教室的大點的屋子，兼做會議室和俱樂部，凡大點的活動都在這間屋子進行。另一間大點的屋子是食堂。所謂大點是與宿舍比，其實食堂只能站下全體師生四十多人排隊買飯，連一張坐下吃飯的桌子也沒放，都是排隊買了飯回宿舍去吃。等到變成魯迅名下的文學院了，才搬到現在的胡家樓十里堡，不僅有一棟樓也有一個放了許多張桌子可以師生共同坐著就餐的獨立食堂了。如果用最簡明的話概括一下當時的文講所和後來的魯院有什麼不同，我看就是，文講所是師生同蹲廁所卻不能同坐吃飯，而魯院是師生再也不能同蹲廁所卻可以同坐吃飯了。關於宿舍，不論是文講所還是魯院，都是三人一屋，不過後來是樓房，而且房間面積大了些，床也換了新的。文講所時期的娛樂活動，主要是北方稱作「撞拐」南方叫作「鬥雞」那種很消耗體力也非常有趣的男性運動，和雖然男女皆宜其實只有男同學能搶得上拍子的羽毛球運動。之所以這兩項活動得以盛行，完全是條件使然。只要不下雨，這兩項活動就可以在院子裡進行。別的活動，比如打籃球和跳舞，一隻球架子也沒有，場地也不夠大，怎麼打？跳舞得現把桌椅搬出教室，然後再連夜搬回去，偶爾一次可以，哪有如此勤快的人啊。不是貪天功歸己有，「撞拐」活動的確是我從東北帶去的，也是我倡導起來的，因為所有體育活動我都不行，唯有撞拐我非常出色，羽毛球我搶不上拍子。為了撞拐活動能開展起來，我特意宣稱，此道老子天下第一，不信就試試，單個上集體上都可以。結果是各省的同學都跳出來比試了。沒一個撞得過我，連體力最好最不服氣的山西張石山也服了，最後不得不選擇集體撞我。雖然打羽毛球很難輪上我，但我也不甘心，我想利用職權之便捉弄一下所有羽毛球優秀選手們。我以學委會名義提議搞比賽評獎。大家十分踴躍參評，成立了評委會認真評出一、二、三等，還有特等獎。沒評上獎的安徽同學陳源斌不服氣，最後評委商量評給他一個最佳觀眾獎。記得還有同學提意見說，陳源斌漏掉好幾場比賽沒看，該評看得最認真的孫少山。我擔心少山那倔脾氣到時受不了捉弄急眼，便沒忍心替他爭下這個獎。評前就宣布了有重獎的，而且跟老師們也說好了，我們學委會自己籌錢買獎品，不用學校操心。這樣老師也很感動，頒獎會那天連所長也到場親自給頒，還請了一個報社的文學愛好者朋友配合說是體育報的記者來給拍照要在報紙上發表。頒獎會一開始十分莊嚴，所長致歉意說學校窮，讓學委會自己籌錢買獎品，很過意不去，等等。他把紙包紙裹的一大包獎品鄭重地頒給特等獎獲得者張石山，張石山又當眾撕開紙包裹，出現於「體育報記者」的鏡頭前的竟是一個大香檳酒瓶子。莊嚴地等待拍照的其他獲獎者們一一撕開自己的獎品袋子時，竟然依次是啤酒瓶子、白酒瓶子、罐頭瓶子、咖啡瓶子等等平時躺在懶鬼床下沒來得及被扔掉的廢品們！最佳觀眾陳源斌的獎盃更慘，竟是口徑只有一寸多的鹹菜瓶子。因為平時他喜歡用很小的水杯，便有同學給他起外號小水杯子，另外他在同學中年齡也是最小的，取笑一下他也無可奈何。那時大家還沒想到他畢業後能寫出《秋菊打官司》等名篇來，可見文講所的平房廁所和廉價的各種酒及咖啡、鹹菜們培養了多少知名的作家啊！到了魯院時期，文體活動就變成了籃球、跳舞、甚至滑旱冰了，也是因為條件原因，魯院的新球場兼操場是水泥面的，很光滑，於是便興起了滑旱冰。寬大的食堂只需稍稍挪一挪桌子，便是不錯的舞廳。

  那時的文講所雖然簡陋艱苦，但卻是全國最能吸引文學編輯的地方，到了魯院時期更是如此了。經常有各省的編輯們輪番來組稿。組稿方式各有不同，條件好的刊物乾脆就派車把全班同學都拉去玩一次，次之的派個能幹的女編輯來悄悄拉走一伙人到飯店聚聚餐，再次之的來上一個編輯挨屋串，不僅不請我們吃飯，到了飯時趕到誰屋了還得由這個倒霉鬼掏飯票給他買飯。也有使損招的，看快到飯時了，連忙把編輯領到別屋，別屋那傢伙理所當然就成了倒霉鬼。當然這種情況一般都是對待不出名的刊物或沒有魅力的編輯，出眾的美女編輯很可能就被悄悄領出去獨自受招待了。到了魯院時候，我們學生的房子寬裕了，學校還有了招待所，不僅可以留編輯吃飯，有的也有條件留宿了。烙印更深的是關於考試方面的事。開始考試是不多的，完全是我們自己鬧文憑鬧的，考試就逐漸多而嚴起來，後來就成了大負擔，連我們學委會也不得不親自參與對付那些於當作家沒用的考試來。學委會既壓題也想法刺探考題，還組織同學分工一一作了答案以便大家打小抄，有的甚至把答案事先抄好，到時把整張紙寫了名交上了事。實際老師早就明察秋毫了，只是開始裝作不知而已。後來學校領導嚴格要求考試紀律，大家也沒當回事，又一科考試時才傻了眼，教務處悄悄換了捲紙，我們私下從打字員那兒要來的紙已與新換的捲紙完全不一樣了，現場打小抄也打不成，不少同學就沒能及格。也有不聽邪抄的，被抓住讓領導找去談話，還得補考。有一次與我同屋的上海傅星趕巧在考試期間病了，住好長時間的醫院，我們就藉機嚇唬老師說，不能再用過分的嚴考摧殘作家們了。後來學校怕大家和當時有些大學裡的學潮鬧到一塊，不得不將監考鬆了下來。我們當時的師生關係非常有趣，不少學生比有的老師年齡大，許多事是老師聽學生的。比如有個獨身的男老師許多事都找我們學生討主意。他找對象好幾次都沒成功，後來又看上一個怕再成不了，就找我和鄧剛幫忙說，你們都是正紅的作家，哪天我把對象帶到學校來，你們把自己的書送她一本，最好寫上請我們倆人一同指正，既叫她看看我的學生都這麼有名，又讓她感到我們倆的名字已經連在一起無法分開了，這就黃不了啦。我倆不僅照辦，而且比要求還熱情地吹噓了一番老師，果然很奏效，老師的婚事終於成了。我們和老師們的關係都不錯，不存在畢業分配方面的功利目的，所以那種不錯的和諧是極自然的。我們每個學生還有學校給找定的校外「導師」，大家對自己的這個老師更加尊重，因為他們都是頗有成就的著名作家。我的導師是我非常崇敬的徐懷中，部隊的文友都非常羨慕我分在了徐老師名下。徐老師對我們五個部隊學員都十分愛護和關照，他不僅對我們好，後來很快就效法文講所創建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並且親任主任，凝聚和培養了當時全軍一批最活躍的青年作家。我們文講所的部隊「五朵金花」多次在他牽線下與軍藝文友相切磋，獲益匪淺。每次我們結伴到他家去，從來不是去給他送禮，而是白吃他親手為我們包的餃子。我們跟魯院的老師也大多是這樣的師生關係，從不懂得給老師帶禮物，而是白受老師招待。同蹲廁所和集體對付老師的監考，以及幫老師成婚還有白受老師的招待等等，就是文講所和魯院師生關係的寫照。當然，我們也有讓老師傷心的時候，比如有次某大學一位著名老教授見有的同學穿拖鞋提水壺還叼著煙來上課，聽講時還不停地交頭接耳，難過得流了淚。這是與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極大反差造成的。這位老師到軍藝講課時，一進教室，全體學員唰地一聲站起來，加上齊唰唰一聲老師好，然後再齊唰唰坐下，聽講時鴉雀無聲，他被感動得流了淚。

  我們「八一期」實有在校時間是兩年半，而經歷的時間跨度卻有三年。那三年的日子還可以講述許多或美好，或沉重，或痛苦，或有趣，也有與齷齪沾了邊兒但都難以忘懷的故事，這些故事都緊緊聯繫著同學和老師以及到校談創作的作家們的名字。這些名字雜亂無序排列起來的話，老師和作家有，丁玲、張光年、馮牧、王蒙、鄧友梅、劉紹棠、姚雪垠、李德倫，劉再復，徐懷中、李清泉、徐剛、周艾若、陳三三、劉小珊、張玉秋、毛憲文、楊覺、景瑞、王祥、徐學淸、陳鳳樓……同學有，遼寧的鄧剛，黑龍江的孫少山，吉林的杜保平，北京的甘鐵生、尹俊卿，陝西的梅紹靜，天津的伊蕾，解放軍的朱蘇進、喬良、簡嘉、唐棟和我，江蘇的趙本夫、儲福金，廣東的呂雷，深圳的張俊彪，雲南的黃堯，河南的楊東明，四川的魏繼新，廣西的聶震寧，湖南的蔡測海、聶鑫森、葉之蓁、賀小彤，湖北的姜天民、李叔德，浙江的鄭九蟬、薛爾康，陝西的趙宇共，山西的張石山、周山湖，山東的張玲、謝頤城，寧夏的査舜，青海的程梘，上海的傅星，安徽的陳源斌……十六七年已經過去，這些同學大多已過或接近五十，已知天命了，還都在文學的田地里熬著心血流著汗水，鮮明地顯示著與其他哪怕是非常名牌大學畢業生的不同，即鐵一樣證明著，魯院才真正是培養作家的地方，她的真正在於，沒有哪個學校能夠像她那樣給學員心靈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地心靈碰撞，自由地天馬行空，自由地突破自己，自由地超越他人……而這自由又都被文學之繩緊緊栓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