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遙遠的火車上

  二十幾歲的時候，我在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的索倫鎮從軍。索倫，是白阿線上的一個大站。白阿線，是吉林省白城市通往中蒙邊境阿爾山鎮的一條鐵路線。當年，日本侵略軍曾派重兵長期占領過那一線，不僅有軍營、火車站，還有巨大的軍需倉庫和多處飛機場。蘇聯紅軍很大一個軍團就是沿著這條線路開進中國與日軍作戰的，所以白阿線—帶，既殘存著日寇的侵略遺蹟，又保留著蘇軍的烈士墓。我們部隊之所以從遼南調駐白阿線上，就因為「蘇修」是我們當時的頭號敵人，我們到那裡後的一切工作都得從打仗出發，天天要防備敵人的突然襲擊，人人得日夜處於戰備狀態。這就使本來平平常常的生活充滿了緊張。什麼事一緊張，自然就多了驚險。我在白阿線上那些歷險，如果把緊張的時代背景抹掉，肯定一件也不會發生了。

  那時我是炮兵團的新聞幹事（類似於記者），全部任務就是采寫新聞稿件，並且爭取及時發表。新聞稿件是最講究時間性的，我每天都得搶時間，幾乎達到了分秒必爭的程度。我常常是不通過收發室正常郵寄稿件，而利用當天的火車快速發出，有時是找乘火車的軍人捎。從我們團駐紮的索倫往上還駐紮著好幾個團的部隊，所以每趟車上都有不少軍人。有時來不及上車找人，就求列車員幫忙。特別重要的稿件我就親自趕火車送往長春或瀋陽了。有一次稿件比較重要，為了找個認識人梢走，我在火車開動時還沒來得及下車。當我擠到車門時，車速已經很快了。我不顧乘務員制止，縱身跳下車。雖然沒造成什麼事故，但胳膊肘和膝蓋都摔破了。還有一次，聽到火車快進站的汽笛聲我還沒粘好信封。我和另一位報導員跑進站台時火車已經開動，我倆就在車尾拼命追。那是冬天，我們都穿著棉衣和大頭鞋，車越跑越快，我們就越加掙命地追。最後只我自己勉強抓住尾門的扶手，讓車長和幾個乘客給拖上去了，上車後只覺得心要從嗓眼跳出來了。另—位報導員是南方人，穿北方的棉衣時間不長，任怎麼拼命跑還是被甩下了（這位戰友後來被解放軍報調去當記者，不幸犧牲在採訪途中）。那個時代就是這樣的，現在看，似乎絲毫意義沒有，可當時心情真就是那麼著急。

  還有一次，我連夜趕往瀋陽給部隊的報紙送稿。正是中國北方最寒冷的冬季，我穿著羊皮大衣、羊皮帽子和羊皮大頭鞋，手上戴的是用布帶掛在脖子上的羊皮手悶子，南方人是想像不出內蒙古的白阿線冬天有多冷的o車窗上的冰霜有手指頭厚，車窗縫兒都被很厚的冰霜凍死了，用手使多大勁兒也別指望能開啟它。車廂內的廁所也凍結著堅如磐石的便物，想想深夜奔馳著的車廂外會是怎樣的冷吧。

  車裡人十分擁擠，不少人沒座兒站在過道上，誰想通過一節車廂必得費好大力氣。我很餓了，想過到餐車去吃夜飯，而餐車和我所在的車廂還隔著四五節車廂。我便想了個簡便方法，當火車在一個小站一停，就跳下去，通過站台往餐車跑。跑到餐車下一看，立時傻了。餐車的外門不開！不僅不開，而且也像每個車窗一樣，被冰霜封得嚴嚴實實。那個小站只有兩分鐘停車時間，我要往回跑時，車輪已經轉動了。站台很黑，沒人發現我是怎麼回事，而我的東西包括要送的稿子都在車上的包里，我不能改乘別的車了，我只好縱身跳上餐車門的踏板。上帝啊，我連手套也沒帶呀！幸虧我的手很乾燥，不然零下三十多度的鐵扶手會把我抓上去的雙手粘下兩張皮的。白阿線大草原的夜風冷酷如刀，很快我的雙手就僵硬了，繼續抓下去後果不堪設想。我把雙臂抱插進門扶手裡，這樣雙手就可以抄進棉襖袖裡。可是風肆意穿透棉衣和棉鞋，時間一長，不僅露在外面的臉，全身都將凍僵，甚至手腳失靈掉下車去，凍死在鐵路邊。餐車門玻璃的霜也一指多厚，但裡面的燈光可以照出站在過道里排隊買飯人的身影。我不敢鬆開手敲門，只能用腳踢門。那踢聲被隆隆的輪聲吃去了許多，好半天沒引起車裡注意。我又倒出一隻手來，摘了帽子，用頭撞門玻璃。腳踢、頭撞加聲撕力竭地喊，靠近門玻璃排隊買飯的人終於發覺了門外有人。於是屋裡的人開始營救我。可是門縫凍的冰太厚了，簡直膠粘鐵焊的一般，我都聽見裡邊人們猛砸猛踹聲了，那門就是不開。原來，門是用一條很結實的寬木板條別住後，連木板一塊被冰霜凍死的。裡面的人心很齊，呼喊著把門撞開了裂縫，又呼喊著撞斷了別門的木板，但那門死賴著就是不開。我臉和腳都已凍木了，後來聽裡面有人建議緊急停車，也聽見車長說再努力一下，還弄不開再請示剎車。我受著感動，有了信心，喊著說能堅持住，萬不得已別剎車。後來車門還是被打開了，我被拽進車廂時手腳和臉已凍得僵硬，但畢竟是脫了險。

  我深切體驗到了危難時候渴望救助的心切，也體驗到了得救後的感激之情，因而這次歷險也對我的人生態度產生了重大影響。一遇有難需助的人和事時，那次歷險的情景便跳出來向我發出號召，趕快伸出手去吧！我就儘量把自己雖然並不太有力的手伸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