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主義

  早就有人知道書的實用功能正在被削弱，知道更強大的信息手段正在取印刷物而代之——埃及前總統納賽爾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

  當埃及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獨立，總統宣稱：「收音機改變了一切」，敏感到埃及將面對西方媒體的技術強勢，正在走向一個很不確定的新世界。「西方化已經不再僅僅依靠牛津的大學和巴黎的沙龍，而是依靠喇叭向鄉村廣場上不識字但反應迅速的群眾大聲播送消息，因此西方化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推動力。」一位當代歷史學家也是這樣描述當年。

  本章節來源於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

  在不久的以前，這種西方化曾經表現為直接軍事占領，比如英國對北美和澳洲的殖民，西班牙對南美的殖民，法國、英國和比利時對非洲的殖民，還有英國、法國、荷蘭、德國在亞洲的疆土拓展……再加上日本「脫亞入歐」時對朝鮮的殖民和對中國的侵略。當時的貿易專營和資源獨享全靠槍炮來保衛，世界幾乎到處都有熱愛奶酪和威士忌的統治大人。但那種方式在二十世紀已經越來越顯得笨拙和成本高昂，正如1945年上台的英國艾德禮工黨政府認識的那樣：越來越強烈的民族主義反抗，使英國在印度的投資大為萎縮，而維持統治的費用已超過殖民所得，令人厭倦的印度問題必須斬倉割肉，舍此別無選擇。艾德禮政府推動了印度獨立法案在國會的通過。

  與很多共產主義人士的預測相反，同時也與很多帝國主義人士的預測相反，英國從廣闊殖民地的撤出後並沒有進入衰敗，相反卻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法國其它西方列強的情況竟然也大致如此。可以比照的是：過於老派和僵硬的葡萄牙拒不放棄殖民地，後來倒成了歐洲的貧困戶。

  葡萄牙是否證明殖民主義只是西方列強歷時四個世紀的愚頑之舉？事情當然沒有這麼簡單。進入和撤出殖民地，都是西方強國的競爭選擇。只是這四個世紀前後的技術條件已經大變，殖民者們在撤出時已經獲得了一個比槍炮更有效的武器，即納賽爾總統面前的收音機。古人云：攻城莫若攻心。以槍炮攻城，較之以廣播攻心，乃不得已之下策。繼收音機之後出現的電影、電視、網際網路等各種手段，使聽覺更添視覺，西方強國可以籍此輕鬆地俘虜任何邊地居民的兩耳和雙眼，可以讓數以百計的頗道快速實施全天候的視聽轟炸，越過任何軍事防線、政治邊界以及文化傳統屏障，摧毀世界任何一個角落裡的心理抵抗。一般來說，這種摧毀並不主要體現為顛覆性宣傳。鷹派的冷戰宣傳在鴿派看來並不高明也失風雅，意識形態的張牙舞爪讓人反感，美國在韓戰中的重挫，在古巴和越南的失敗，讓大多數人更相信直接的政治和軍事干預已屬過時的臭招。即便能夠強行占領，誰還有能耐去辛辛苦苦管理好那些窮國和亂國？

  這裡的征服，其實唯西方文明生活的演示一項足矣。人人都想過上好生活，過上視聽傳媒中那種技術優越和財富豐裕的生活——那就是西方！西方！西方呵！曾經率先把人送上太空的紅色蘇聯，也是這個西方的一個變體部分。構成那種生活的一切要件：無論是蘇聯的航天飛船，還是歐美更高超的航天飛船，還有汽車，電話，飛機，高樓，化妝品，時裝，唱片，電腦，其生產核心技術皆為西方壟斷，後發展國家，即昔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必須把廉價資源投入交換才能獲得這一切，並且在這一過程中淪為單純的資源供應方。1938年的世界貿易統計資料稱：相對於工業品來說，原料價格一直被迫走低，後發展國家用一定原料與西方換取的工業品在十年間要少去1/3（見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多年以後，聯合國《1999年人類發展報告》坦承這種交換不平衡的結果：除了少數成功追趕西方的國家，世界上約3/4的後發展國家比十年前更窮，全球範圍內的貧富水準比由1960年的1：30擴大到1995的1：74。多達3/4的後發展國家越來越不可能建立同西方競爭的同類生產結構和同等技術能力，只能一步步更加依附西方，並且背上沉重債務。聯合國科教文組織2002年的統計更加驚人：貧富差距正在進一步擴大，今天世界上最富的3個人，其財富可敵世界上最窮的48個國家；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投入90億美元才能確保正常用水，美國婦女每年美容的花費就高達80億美元；發展中國家每年解決溫飽問題尚缺130億美元，而歐美國家每年為飼養寵物就用掉170億美元。

  這種信息、權力、資本不對稱條件下的交換，造成抽血後的殘疾，當然會更進一步反襯出西方的「進步」。殘疾者只能自嘆無能和自理後事。現在哪怕你想請回當年的總督，請回夾著皮包的帝國主義，人家也不一定願意再踏上你殷勤鋪下的紅地毯。

  這是很多西方有識之士也為之扼腕的趨向。後發展國家就不能拒絕或者擺脫這種交換嗎？當然能，如果他們能安於馬車而不要汽車，安於草房而不要高樓，安於草木灰而不要肥皂……就像中國人在文化革命時代的勒緊肚子，他們當然可以不需要西方的商品和技術，或者慢慢等待自己發展出來的商品和技術，包括等待這種發展中的對外吸收。但他們越來越無法做到這一點。電子視聽所實施的文明示範和消費示範，造成了大眾性心理高壓，造成了對西方產品的普遍性渴求。掌握著權力的很多官僚尤其難守清苦，總是在推進這種交換時搶先一步，成為很多窮國的買辦性新貴集團。獲得了知識的很多精英分子也難耐荒廢，於是大批流向西方以求個人發展空間，從而進一步拉大了西方與母國的技術差距，構成了這種不平衡交換的重要部分。在這種情況下，交換看來確實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再有帝國的總督和軍隊在一旁實施強迫；但交換事實上又別無選擇，因為來自西方的視聽傳媒早已規定了大眾心理高壓之下的選擇結果，規定了很多窮國朝野上下對這種交換的心甘情願甚至急不可耐：看不見的手取代了看得見的手，傳媒殖民主義取代了炮艦殖民主義，霸業轉型再次確保了西方在全世界市場經濟活動中牢不可破的控制力——甚至比老一代霸權更加成本低廉和成效卓著。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微笑著想到了一句中國格言：「不戰而勝」。

  也許，這就是西方在二十世紀撤出殖民地以後更加強盛的秘密之一，是西方在二十世紀同時失敗和勝利的秘密之一。

  視聽技術是這次世界重組的主要依託。中國人素來相信「耳聽為虛眼見為實」。比較而言，書報無法企及影視的「眼見」之功，心理衝擊力較為有限。我在鄉下插隊時看到過台灣用汽球送來的紅綠傳單，當時公社民兵漫山遍野地去搜繳；也偷偷聽到美國或蘇聯的華語廣播，在一個偏僻的山村里這種勾當並無太多危險。但坦白地說，這些文字宣傳雖然令我好奇，卻沒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即便我願意相信它們對美國制度或蘇聯制度的誇耀，這種相信也只是文字而不是迎面撲來和暗襲心頭的形象，其痛不足以切膚，其愛不足以入骨。我想像在更早的以前，在連書報都沒有的時候，來自商人、水手、教士的一點傳說，根本不足以引導社會輿論，不同制度和文明之間的競比幾乎缺乏信息依據，因此不可能展開。1793年，中國清朝乾隆皇帝斷然拒絕與英國發生更密切的關係，聲稱「那裡沒有我們需要的東西……我們從不重視那些古怪或者精巧的玩意。」可以想見，皇帝是在沒有視聽技術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出這種傲慢自大的判斷。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地球上的大部分居民還沒有「進步」的概念，更沒有「落後了就要挨打」之類共識。在漫長的世界歷史中，如果說曾經有過「進步」的文明的話，一般的慘痛經驗恰恰是「進步了就要挨打」！「進步」的蘇美爾文明、埃及文明、米諾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間第一批被所謂遊牧蠻族摧毀的例證。同樣「進步」的希臘、羅馬、印度、中國四大文明在公元三世紀以後也一一被所謂遊牧蠻族踐踏，包括中國的長城也無法阻擋北方強敵的鐵蹄，朝廷一次次屁滾尿流地南遷乃至覆滅。

  這些「進步」大多體現為農業文明，以至英語詞culture 意指文化和文明，同時又意指耕作與養殖，而且成為 agriculture （農業）的詞根，暗示出農業在往日的高貴身份。道理很簡單：唯農耕才可能定居，才可能有巨大的城堡宮殿，奇妙的水利設施，成熟的文字，精美的飲食，繁榮的市場與貨幣，華麗的戲劇與詞賦，還有寄生性的官僚和貴族，讓遊牧部落望塵莫及。但這些「進步」與其說未能對「落後」文明產生示範、引導、磁吸、征服的作用，不如說它們幾乎不可能被外界知道。在很多域外人那裡，盾牌和長城那邊的一切完全是空白，只是一些可能存在的糧食和女奴。沒有充分的視聽信息傳播，世界就不是一個世界，而是幾個、幾十個、幾百個互相隔絕的世界。有些世界，比如曾經一度輝煌的瑪雅，自生自滅後直到淪為廢墟一片才被後世的考古者們發現，否則就不會進入我們的視野。

  那個時候的族群衝突中不可能有文化霸權而唯有武力霸權，「進步」既不會產生商業優勢也不會產生政治優勢，更不能產生異族崇拜和它國崇拜。在能征善戰甚至茹毛飲血的好些遊牧民族看來，「進步」倒常常是文弱、怪異、腐敗以及臭狗屎的代名詞——就像中國清朝乾隆皇帝後來猜想中的英國。現在好了，視聽傳媒大規模改變了這一切，每一個人都可以耳聞目賭遠方的生活，身臨其境，聲氣相接，天涯若比鄰。域外文明已不再僅僅是幾個外交使臣、不再是少量的外貿貨品和外國傳奇讀本，而是通過視聽技術潛入普通民宅並且與我們朝夕相處的男女來客。他們密集的來訪和鬧騰甚至使我們無暇與真正的鄰居和親友們交道。他們金髮碧眼奇裝異服喜怒不定非吻即殺，常常使我們對倫敦、巴黎、莫斯科、繼而對東京的銀座與紐約的曼哈頓、皇后區、華爾街、第五大道更熟悉，對天天在門前掃地或拉車的同胞反而感覺陌生。直到這個時候，一個統一融合的世界才真正出現，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似乎也必不可免：人們都捲入以歐美為源頭和中心的現代化進程。

  要人們蔑視乃至憎惡屏幕里的好生活是很困難的，以不合國情之類說辭來懷疑這個好生活也是很困難的，除非施以正教或邪教的魔力，本能和常識會驅使人們在屏幕來客那裡悄悄凝定對未來生活的想像。即便是一些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他們憤怒的面孔之下通常也是歐美風味的領帶和皮鞋，電話和手錶，還有哲學或宗教，由此顯示出他們憤怒中隱伏的西方血緣。他們常常不過是要在現代化大賽中要爭當一個更強而不是更弱的選手，要用反西方的方式來趕超西方，在最終目標上與其衝撞對手並沒有太大差異。他們的桀驁不馴同樣是西方文明一枚易地變性的堅果——紅色蘇聯就曾經是這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進步」是比較的產物，如果沒有視聽技術充當最有效的全球性比較手段，「進步主義」簡單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

  「進步主義」意味著標準統一和直線進化的歷史觀，意味著所有後發展國家向西方文明融入，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向歐美文明融入——同樣是根據這個主義，這個歐美一定是最有錢的「歐美」，是布希的「歐美」政治而不是華盛頓的「歐美」政治，是好萊塢的「歐美」藝術而不是丹麥或葡萄牙民間的「歐美」藝術。人們從此明白了，見官不一定要叩頭，女人不一定要蒙面，被警察逮住了有沉默的權利，還有世界上居然存在著快過牛車的汽車和飛機一類神物。他們當然還看到了人人開車和家家別墅的幸福，雖然那意味著不足世界人口5%的美國消耗著世界34%的能源，意味著歐洲當年向外移民6300萬，包括說英語人口的1/3去了美洲——此類緩解資源人口壓力的特權地位和歷史機遇其實不可複製。按一下手裡的遙控器，屏幕中的幸福誘惑委實太多了，孰宜孰乖並不容易分辨。窮國國民們對幸福的追趕因此便成了一個令人興奮不已又痛苦難熬的過程。他們的學習要比他人的創造要容易，可以跨越式抄近道避彎路以及低費搭車。但他們生搬硬套或半生不熟的現代化，又常常帶來太多的代價：壓力和衝突加劇，道德和秩序瓦解，各說紛紜令人目眩，政亂頻繁致人力乏，社會結構和利益關係的大規模重構中總有一批批倒霉蛋在內戰、政變、犯罪、失業、破產、災禍以及荒漠化中犧牲出局，以至世界上3/4的後發展國家一直在忍受這種代價卻無望收穫，屏幕上的好生活一步步離他們更遠。

  在這些國家，在這些出局者當中，人們不能不漸生疑惑：視聽傳媒給我們的「進步」是不是空空道人的風月寶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