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

  很多朋友告訴我，他們對文化革命的信念崩潰於林彪座機失事的1971年秋。這當然是可信的。我也能回憶起自己當時在鄉下聽到這個消息時的震驚。武裝民兵在緊急集合併且四處布崗，讓我們已經猜到有什麼大事正在發生。報紙上有關林彪的圖片和言論突然消失，使我們猜到了大事是什麼卻不敢把這顆燙嘴的大炸彈說出口。好幾個夜晚，我拉上一個朋友翻山越嶺到公社去打探消息，其實並沒有什麼新消息而只有沿途的狗吠，但我無法停止在遍地月光里行走，似乎唯有這樣才能平息自己莫名的不安和興奮。大隊黨支書四滿焦急萬分，因為他習慣了開口就敬祝統帥萬壽無疆和副統帥身體健康，還有「三忠於四無限」一類林氏版本的政治套話，一旦林副統帥那個了，他覺得自己口舌僵硬，無法再說話，一開口肯定反動。他開會之前總是狠抽自己兩個耳光，怕這個嘴巴給他闖禍。

  這是個多疑的秋天，神話開始動搖的秋天。但是在這件事以前，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很多重要人物的突然坍塌：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等等，再添上一個林彪，即便是份量最重的一個，雖有短時的震驚，但用不了多久，生活仍然可以一切照舊，社會暗層的懷疑浪潮仍可以得到當局的基本控制。接下來三、四年革命如常實際上能證明這一點。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也許不是林彪出逃而是電視的悄悄出現。

  電視早在1958年就成為傳說，據說能錄製和轉播一點戲曲，昂貴得只能讓紅牆內大人物們偶爾看個新鮮，與老百姓自然沒有什麼關係。到七十年代初，事情有了變化，中央電視台和聯結全國的微波幹線已經陸續建立，國產的黑白電視機也批量生產，連太平墟1973年秋也有了第一台黑白電視機，是行政配給公社機關以便「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我記得那一台電視機曾讓鄉村青年十分好奇，每天入夜以後就被抬到地坪當中被人山人海圍著觀看，於是所有的節目都瀰漫著成分複雜的汗臭。雖然信號質量很差常常出現滿屏的雪花飄飄，但這個「洋片匣子」每天晚上仍然被大家一直看到兩隻肥鵝的照片出現並且伴以「再見」二字才罷休。

  那時的電視節目少，中央台全天播出不到五小時，而且包括太多打農藥、水稻密植一類科教片。儘管如此，有一個農民覺得電視機里的男女還是太辛苦，他們天天跑到這裡來說呵唱的，也從不要吃茶飯，來去無蹤，真是天兵天將呵！另一個青年農民忍不住上前去摸一摸機子，不料恰逢電視裡切換節目音樂大作，嚇得他趕快縮手並且兩眼圓睜：怪了，洋片匣子也怕胳肢？

  電視確實是宣傳革命的工具，充塞著社論、報告以及官方口徑的新聞。但文字崇拜傳統之下電視管制往往只及於文字，聲色則因意義的多向性和隱晦性而很難辨認，無法得到嚴格規限，於是留下了較為廣闊的空間，常常出現「言」「象」相離或者「言」「象」相違，形成了實際上的信息失控。比方說吧，一部表現西方工人罷工的紀錄片播放過了，控訴西方資本制度的解說詞也許被人們淡忘，但屏幕中工人們的皮鞋、手錶、卡車以及便攜話筒卻讓人過目難忘，不能不讓很多人震驚：他們戴上了手錶還罷什麼工呢？我們的社會主義優越無比為何就不能讓我們也都弄個手錶戴戴呢？又比方說，一部表現中國重返聯合國的紀錄片播放過了，歌頌偉大新中國朋友遍天下的解說詞也許被人們忽略，但屏幕中紐約的摩天大樓卻讓人炫目，人家住什麼房子，坐什麼車，穿什麼衣，還有女人有什麼髮型，這一切同樣讓很多人震驚。解說詞無論怎樣高分貝地證明中國重返聯合國的偉大勝利，仍然抵消不了他們面對紐約繁華的暗暗疑惑。人家美國怎麼就沒見到怎樣的「水深火熱」？他們沒有「翻身解放」怎麼就能喝牛奶吃甜餅而且不需要天天擔牛糞和挖塘泥？

  到七十年代後期，這一類解讀已經不再只是觀眾們的暗自思忖，成為了較為公開的議論。當時我已經回到了城市，買下了一台小屏幕黑白電視機，於是每天晚上得招待一些鄰居來家看電視，賠上香菸和茶葉以及聊天的時間。這時候中國已經同大部分西方國家有了外交關係，有了一些小心翼翼的文化交流。很少一點外國電影產品，只要文字內容大體上不出格，加上進口價格不太貴，也被引入了中國，成了電視以外的另一個遠望窗口：電影。最開始的是日本產品為多：《望鄉》、《追捕》、《生死戀》、《野麥嶺》、《沙器》等等，同時也有了美國的《車隊》和墨西哥的《冷酷的心》等等，還有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友好國家」的影視產品。我現在羅列這些片名的時候，相信絕大多數過來人已經忘記了它們，其台詞、情節以及主題內容可能已讓人感到模糊不清，但我估計很多人可能還記得某一個鏡頭，某一句插曲的旋律，暴露出當時他們最強烈的興奮點和最深切的感受點。日本或美國的高速公路、巨型客機、酒吧服務、電腦作業、男女熱吻、時裝新款、浴室陳設、割草機械、迪斯科舞乃至聳肩攤手的歐式習慣動作，無不讓人耳目一新，打擊著這些觀眾的最初觀感。中國人對西方發達國家技術優勢和經濟強勢的認識，多是從這樣的黑白小屏幕開始，從文字禁網中泄漏出來的諸多零散物象開始。

  有些圖象甚至立即成為最好的商品GG：一句《追捕》插曲「啦呀啦……」風靡全中國，不僅是騎馬飛逃的高倉健和真由美成為全中國老少皆知的燦爛影星，而且使日本摩托、日本電視機、日本錄音機、日本汽車、日本洗衣機、日本電子琴等等都有了親和力與感召力。很多青年人都想活出高倉健或者真由美那樣一股勁頭，自然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商品。市民們的趨之若鶩，促成了文化革命後第一次外國進口商品浪潮。

  在這個時候，媒體的高調文字其實已漸空洞，正在被漸多的耳膜拒斥，被很多影視聲象蠶噬和顛覆。官方媒體一直在反擊西方化和自由化，批判了幾篇文章和文藝作品，仍然是從文字著眼，似乎不明白聲色並茂的高倉健們和真由美們其實是更大的難題，其爆炸性和摧毀力遠非文字可比。這是一個新問題，或者說算不上一個新問題，只是因為沒有得到理解才成為了新問題。民間的政治生態和倫理生態很快改變。八十年代初文藝界成了中國最為動盪不寧的事故多發區，直接導致了1981、1983年、1987年好幾次全國性政治緊張。如果聯繫到文藝界人士與影視較為密切的職業關係，這些緊張就不難理解。那時候唯文藝界與普通百姓有別，甚至與新聞界、理論界、教育界有別，可在促進創作的名義下享有觀賞「內部參考片」的特權，可內部播放電影資料館的收藏片或者從外國使館租借來的「過路片」，當時走紅的美國電影《現代啟示錄》、《獵鹿人》、《克萊姆夫婦》、《午夜牛仔》等都屬於這一類。這些片子成了每一個文藝界會議的最重要的節目和最受歡迎的款待，讓人們早早地心神嚮往和奔走相告，入場券總是成為贈客的厚禮或者黑市倒賣的珍品。不難想像，撇下其它因素不說，西方化和自由化的思潮正是在這些「內部參考片」的聲光迸放中播種。作為這一過程的反證，九十年代後隨著「內部參考片」向全社會逐步開放，文藝界的超前高熱便明顯告退，在社會思潮中的表現很快黯然失色——更激進的西方化和自由化在很多影視受眾那裡出現。在報業、娛樂業、GG業、IT業、證券業等新興行業的很多弄潮兒看來，文藝界激進元老們已經保守，在真正的市場和真正的自由面前忸忸怩怩，不管是抗拒潮流還是追隨潮流，都有了昨日黃花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