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價之人

  恥言賺錢，是中國文士們的遺傳病。所謂君子憂道不優貧。所謂小人重利君子重義。這些瀟灑而且衛生過分的語錄，多是吃朝廷俸祿或祖宗田產的舊文人茶餘飯後制定出來的。我們這些君子不起來的人姑妄聽之。其實君子也言利。我讀李叔同先生的書信集，對先生的俊逸孤高確實景仰。先生才具超凡，終棄絕繁華遁入空門，可籌現代文化史上一大豪舉，:非我等凡胎所能蹤隨。然書信集中，企盼好友施助錢財以資治經訪道的話，也不少見。讀後便、竊以為，雅士的偉業很多時候還需要俗人掏錢贊助，若無施主們的俗錢，先生如何雅得下去？如何空得下去？這一點心得，想叔同先生也不會見責。

  作家們關注賺錢，其實是個遲到的話題。不能賺錢，當兒女當父母的資格都沒有，不具人籍，何言作家。以前有國產的大鍋飯可吃，作家可風光得有模有樣，讀者圍，記者追，更有旅遊筆會的大宴小宴，政協人大之類會議上的闊論高談。作象們一踏土紅地毯就差不多最愛談改革。很多人不明白，疋是他們所渴望所呼籲所誓死捍衛的改革，即將砸破他們賴以風光的大鍋飯，把他們拋入動盪而嚴峻的商品經濟初級階段，嘗一嘗為稻粱謀的艱辛，嘗一嘗斯文掃地的味道。求仁得仁，好龍龍至，何怨乎哉。

  中國要強民富國，至少還缺乏上億的賺錢能手，現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曾經略嫌擁擠的文壇，如果有潛伏多時的實業英才，不妨揚長避短去祧戰商場，實業生財也是篇難做的大文章。能養活自己便不錯，至少除卻了寄生者的卑瑣。說不定到時候還捐出個醫院或體育館什麼_的，兼濟天下，功德彪炳。就算不捐，一個人吃喝玩樂花光了，也能促進消費繁榮市場，我們讀了點經濟學對此都想得通。至於已經面臨生活困難的人，更要早打主意早動手，補上謀生這一課，不可三心二意猶豫不決，不要期待救世主，不要以為改革是天上落下來的餡餅。這是好心的大實話。

  當然，賺錢者或準備賺錢者，不必從此便從錢眼裡看人。很多人當不了實業巨子，若執著於學問或藝術，將來基本上免不了相對清貧，這也是一種選擇，沒什麼關係。窮人也是人，無須一見到有錢人的別墅、轎車、「大哥大」之類就自慚形穢自嘆衰老，，正如面對窮鄉僻壤的瘦弱饑民時，不必自覺優越和自詡青春。窮人也可以愛好文學，就像有權愛好喝酒或釣魚。世界上從來就有人比作家闊綽，但並沒有因此而消亡文學。世界上也從沒_有文人賺錢就必先崇拜金錢甚至不容許旁人斗膽繼續淡泊金錢的規則賺錢就賺錢，改行就改行，作家改行當老師當木匠當部長當足球'中鋒都正常得足以理直氣壯，但改行並不是晉升提拔。離開文學或準備離開文學，不意味著從此便無端擁有更多對文學的鄙棄、資格和教導權，也不意味著因此就有了富人倶樂部的優先入場券。

  我們的建設還在打基礎和起步的階段，還沒達到值得大驚小怪的程度、多一些燈紅酒綠的歌舞廳也乏善可陳。要說折騰錢，我們在老牌歐美發達國家面前還只是低年級新生。但當年活在歐美的大多數作家，並沒有什麼衰老感，也沒有刮青『自己的臉皮往實業家堆里鑽沒去工商界奉領改革文學的指示。巴爾扎克喜歡錢，宣言要賺完資本主義最後一個銅幣，但他的作品是:資本社會貪婪、奸詐、虛偽的揭露大全。福克納身處賺錢高手雲集的美國，但也並沒有愧疚自己對故園鄉土的痴迷，並沒有後悔自己曾失足文學，反而聲稱自己一輩子就是寫「家鄉那郵票大的一塊地方'平靜的目光投注於某位貧賤保姆或某位弱智少年，監測人性的荒寂和美麗。

  我們的經濟發展也遠未趕上亞洲「四小龍」，但金錢與文學並不絕對同步，並不是直線函數。「四小龍」的文學紀錄仍差強人意，即便在資本主義世界裡，這也是羞恥而不是光榮，是外激型現代化常見的先天不足症候之一。可以談一談的是多年前的日本人川端康成。川端在創作後期以東方文化傳統為依託，著力追求和表現靜美，與東山魁夷等藝術家的畫風一脈相接。甚至還有懷疑和反感現代化的諸多言詞，頗有落伍時代之嫌。但正是他本身成為了日本精神的一部分，成為了現代日本國民的驕傲。要是沒有他的《雪國》《伊豆的舞女》《千隻鶴》，我們會不會為日本感到遺憾？

  有錢是好事，這句話只對不為錢累不為錢役的人才是真理。如果以為哪兒錢多哪兒才有美，才有時代特色，才有自我價值，才有文學的靈感和素材，那麼魯迅和沈從文當年就得去土海灘十里洋場辦公司，那麼現在所有偏遠地域的作家就得統統住進大都市豪華賓館，否則就別活了。這當然是拜金者的無知。文學從來不是富豪的支稟。相反，在很多時候，文學恰恰需要作家的自甘清貧，自甘寂寞——如果這是超越功利審視社會人生的必要代價的話，如果這是作家維護心靈自由和人格獨立的必要代價的話。優秀的文學，從來就是一些不曾富貴或不戀富貴的忘（亡）命之徒們干出來的。輕度貧困是盛產精神的沃土。

  商品化的文學正在滾滾而來，甜膩的賀卡式詩歌熱潮行將過去，賓館加美女加改革者深刻面孔的影視風尚也行將過去，老闆文學的呼聲又將飾以「改革」「時代感」之類的油彩而登場了。這種呼聲貌似洋貨，其實並非法國技術丹麥設備美國口味。這種呼聲常常在有了些錢的地方（比方深圳、海口等）不絕於耳，常常在以前很窮而現在稍微有了些錢的地方（比方說不是紐約也不是巴黎甚至香港)不絕於耳，當然也很正常。我們並不會因為歷史上沒有好的老闆文學就說現在也行不通，我們也不會因為過去反對粉飾官場而現在就必定反對粉飾商場。我們擁護一切創新的人，等待他們或遲或早地下筆，寫出新作。

  其實，我們最反對的只是光說不干：你寫一兩個試試！

  金錢也能生成一種專制主義，決不會比政治專制主義寬厚和溫柔。這種專制主義可以輕而易舉地統制輿論和習俗，給不太貧困者強加貧困感，給不太迷財者強加發財欲，使一切有頭腦的人放棄自己的思想去大街上瞎起鬨，使一切有尊嚴的人賤賣自己的人格去摧眉折腰。中國文人曾經在政治專制面前紛紛趴下，但願今後能穩穩地站住。

  

  站立才是改革的姿態，才是現代人的姿態。站立者才能理解人的價值，包括對一切物質世界創造者保持真正的敬重。卓越的實業家們，以其勃勃生力和獨特風采，給作家們的創作輸人新的變他們的榮辱苦樂，必然受到作家的關注。夠格的實業家們也必然與夠格的作家們一樣，對歷史有冷靜的遠矚，對人生有清明的內省。因為他們知道，世界上最燦爛的光輝，能夠燃燒起情感和生命的光輝，不是來自金幣而是源自人心。不管身居朱戶還是柴門，人是最可寶貴的。人是我們的朋友和鄰居，是我們的情侶，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是我們垂垂老邁的父母和嗷嗷待哺的兒女。人無論有多少缺陷，仍是我們這顆星球無價的尊嚴和慰藉。這是一個永遠不會陳舊的話題，而且卑之無甚高論。

  1992年6月

  （最初發表於1993年《文學評論》，後收入隨筆集《海念》。）